长期以来，在民国政客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等职的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其政声舆论，实可谓“臭名昭著”。然而当1967年8月孔祥熙在纽约病逝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却亲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赞誉其在“国家环境最为险恶，与军民生计最感困窘之际”临危受命，“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抗战军事转败为胜”。
　　《事略》概括出了孔祥熙的四大历史功勋：“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
　　蒋介石在《孔庸之先生事略》中以交通建设为例，称赞孔祥熙在抗战准备方面“贡献为最大”：“在日本军阀向我大陆侵略之前，（孔庸之）协同交通等部，将粤汉铁路、浙赣铁路、湘桂黔铁路，以及陇海铁路……如期完成；另并筹建成宾等重要干路，以及西南之粤、桂、湘、赣、黔、滇与西北之豫、陕、甘、晋、绥、宁、青，暨陇新各公路，均依照战略交通计划，一一完成，其对于抗战成败关系之大，尤足称道。使敌人在我大陆，不得不深陷泥淖，达八年之久，而无法侥幸得逞，并使我国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之战略，获得最后胜利者，实当时主持行政与财经责任之庸之先生之贡献为最大。”
　　而对于抗战，蒋介石则高度肯定了孔祥熙在抗战期间努力维系军需供给方面所做的努力：“当日本军阀侵华之初，我国陆海交通与贸易与国外完全断绝，迨至太平洋战争既启之后，国际交通路线仍在封锁之中，而我前方军需，后方民生，皆无匮竭之虞，更为其对国家贡献最堪纪录之时期，所谓‘兴国者必于多难之时，治国者必于至危之地’，先生实足以当之。”
　　抗战结束后，孔祥熙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而被迫辞职。但后来蒋介石认为孔祥熙辞职是国民党丢失大陆的一大重要原因：“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经当局……于是其（舆论）矛头乃集中于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然当其辞职以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
　　蒋介石一生只为孔祥熙与戴笠亲自写过悼文，可见孔祥熙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蒋介石甚至在悼文中质问：“其为贪污乎？其为清廉乎？其为无能乎？其为有能乎？”并宣称，“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
　　不过蒋介石所说的也并非全部出于个人感情，孔祥熙在抗战时期为筹措军费可谓殚精竭虑。以1939年为例，国民政府全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亿元，而收入只有2.9亿元，缺额全须由孔祥熙筹措到位，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当傅斯年于1939年攻击孔祥熙时，胡适却竭力劝说傅斯年不要如此，理由是搞掉孔祥熙，其他人上台接手行政院长，国势会更糟糕。
　　尽管如此，将孔祥熙盛誉为抗战第一功臣，也仅仅是蒋介石的个人看法，并非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