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欧美社会动荡不安，十月革命、世界大战、经济危机、频繁更迭的社会思潮……人的精神骚动而多变。这种背景下，20世纪的欧美文学出现了不同以往任何时期的新格局和新特征，它生长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背叛，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不满与反抗，凝结着现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价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背叛的一代
　　
　　这里的“背叛”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仅仅指当面临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疏离乃至冲突的现代文明两难困境时，知识分子内心精神的分离、矛盾。
　　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知识分子不仅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人性自由、人人平等理想的虚幻性，而且也看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不同社会集团的目的、权力、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还把人的私欲或内心的阴暗面激发出来，疯狂地追求自我的满足。另一方面，不可阻挡地发展的现代科技理性文明对人的异化作用以及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真切的经历和痛切的感受。再加上一战前后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对人们的肉体和心灵造成了巨大的摧残，欧洲知识界笼罩着普遍的精神失落，凡此种种都让知识分子得出文明已经腐坏的结论。例如，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在作品里猛烈抨击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制度、资产阶级文明体系和一切被视为神圣的价值观念，他呼唤以血肉、本能、生命力来对抗使人性异化、官能萎缩、情感枯竭的整个西方文明制度。同时代的E·M·福斯特也着力在《天使惧于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兹别墅》、《印度之行》等作品中表现英国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中的生活态度以及理性和感性的长期分裂与冲突。作家高尔斯华绥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对现存的私有制和传统观念深怀不满，在作品中力图揭发社会弊端，帮助人们认识其根源，代表作《岛国的法利赛人》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当“自我”、“个性”、“个人主义”在文学作品中急剧膨胀的时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精神独立”的立场，他主张知识分子为全人类服务，并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提出了社会义务的主题（在1921-1933年间创作的《母与子》中使这个主题得到深化，并且和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这个主题相汇合），记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秀知识分子追求新社会、追求人类新生活所经历的艰苦历程。
　　
　　迷惘的一代
　　
　　一战后的和平只是一次长达20年的停战状态，伤痕累累、破坏惨重的局面使许多知识分子冷静下来思考战争的意义，和平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反战主题。二战爆发后，众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正义感参加了抵抗法西斯的斗争，这些经历不仅使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还使作家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使敏感的文学青年感到迷惘、困惑甚至悲观，他们抱着拯救民主的理想参军，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深受欺骗，于是对现存的理想和价值观念表示反感和蔑视，这种情绪在不同文学中都有所表现，他们也因此被称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反映了战后青年的痛苦、悲伤的心情。战争的浩劫使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冲击，理想破灭的青年人不自觉地走上了行迹放荡的歧途，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一个典型。他不仅在肉体上受到摧残，精神也遭受到不可治愈的创伤，曾经热切憧憬过的前途和理想，也随着战火灰飞烟灭。理性的丧失致使这批青年的思想变得畸形和病态，可是对享乐和放荡的无休止追求，并未能使他们从精神苦闷中摆脱出来。通过巴恩斯这批放荡不羁的青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迷惘的阴影。用女作家斯泰因的话来说，海明威等这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全是迷惘的一代”。虽然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他们，激起了他们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但他们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只知道罪恶的战争粉碎了美好的“美国梦”，却不清楚究竟是谁发动了这场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参战—受伤—精神空虚—行迹放荡—爱情失败这一发展线索，寄予了自己的“模糊的、非直接的”反战倾向。到了《永别了，武器》，反战主题有了新的进步，作者对战争的实质认识也有所提高，从“侧面第一次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直接地触及这场战争本身”。但是从小说的悲剧性结局来看，作者的思想仍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宿命观——把个人理想和幸福的破灭夸大为整个人类似乎都处于绝境。1940年，海明威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长的、最雄心勃勃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和早期小说《永别了，武器》一样，《丧钟为谁而鸣》的主题也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与其不同的是，作者以西班牙前线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美国志愿兵英勇不屈、壮烈献身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崇高形象，从而把作品的反战主题从早期为个人理想的破灭而消极厌战提高到自觉为异国人民而自我牺牲的高度。
　　
　　激情的一代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千疮百孔一片阴暗，战争的废墟、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的荒芜都导致人们生活在极端窘迫的焦虑与疑问中，内心的创伤难以愈合。当世界还没有从战争的黑暗中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新的矛盾、危机、阴影又迅速来到：美苏的对峙、东西方的冷战像一朵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欧美的上空，随之产生的摩擦、困扰都让人们发现这不是期待中的充满了希望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困顿迷茫的时期里，战后的知识精英们感受着、思考着、选择着、行动着、奋斗着。他们几乎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无所适从，个人的境况与前景将会怎样谁也不能预料，但他们陷入了困顿，并不是因为他们落后或站在逆时代潮流的立场上、缺乏理想与激情，也不是由于他们行动上的消极与无力。相反，他们一直是满怀进步的理想与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奋斗，不甘放弃自己的职责，比如法国的萨特、加缪、波伏娃。
　　被誉为“世纪的良心”的萨特，准确地把握住了战争的创伤和战后的冷战局面给人造成的焦虑彷徨心理，并试图以自己的学说，给人们指出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他的学说由于标志着一种忠于个人信念的独立不羁精神而具有格外强烈的吸引力。《自由之路》三部曲的主人公马蒂厄就是一个独立不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而在加缪的笔下，本质荒诞的生活可以推导出三个结果：反抗、自由、激情，《鼠疫》中的里厄医生使小说中的精神特质远离了虚无主义，这种群体性的抵抗精神构成了对《局外人》中个体觉醒的一种超越。按照柳鸣九先生的观点，波伏娃在《名士风流》这部描写二战后活跃于巴黎的知识精英的小说中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第三条道路通往理想社会吗？波伏娃让她笔下的一代精英怀着这样一个天真的幻想投入严峻的现实，让他们碰壁、尴尬、陷入困顿，从而得出否定的答案。值得特别注意到是，波伏娃让她的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无能为力无足轻重之后，又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小说在积极的基调中结束，这种积极的基调与光明的结尾，是对未来的信心与不计成败、坚定不移的自我选择的意志带来的。
　　
　　迷失的一代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传统的断裂、个人主体性的消失、社会世俗化的显露，展示了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及其相关的文学艺术的种种矛盾。现代人片面追求事物的功效和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解决人的信仰、价值观和情感需求问题，反过来成为一种不断刺激人类嗜欲的非理性力量，加强了人对自我力量评价时的悲观与失望，造成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存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浪漫激情渐渐隐退，对政治的厌倦情绪开始弥散，社会奋斗目标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失去了吸引力。福柯由此悲哀地指出知识分子历史性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大量的“专家”。而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则正式提出关于“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创作始终关注着现代社会有形或无形的异化力量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和危机，他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知识分子，二战后迅猛发展的经济、富足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来安宁，反倒带来了新的困难、新的焦虑和新的苦闷，他们往往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因而面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流变和时代的病痛时，都感到难以理解，内心充满了烦恼和困惑。《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都深刻展示了20世纪中后期美国知识阶层的精神危机以及内心的焦虑和探求。另一位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从他最熟悉的学者群体入手，批判地反思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和人的普遍生存困境，正是在这后一个层面上，他的作品更显深刻。戴维·洛奇在《小世界》中对现代世界的污浊以及在以享乐主义为主要精神气质的后工业化社会中文人的堕落、世俗的欢欲与名利的追逐等的揭露与批判是那样的不留情面，调侃与嬉笑中常常隐藏着锐利的目光。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社会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极度发达，另一方面却是精神生活异常空虚。人人奉行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原则，金钱成为驱动一切的力量。
　　以上所选取的作家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全然不同的性格风貌，笔者只是对他们的形象做了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足以代表整个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西方作家以一种特有的游离或执著状态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与文化方向，让我们从不同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的小说中，鲜明地刻画出知识分子的某些侧面，看到某些不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其他非小说的材料中所不易如此具体地感受到的。通过作家写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来研究知识分子的情况和研究与他们相关的社会，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过去所不曾注意到的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