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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去改造这个社会!
——(美)诺曼·波德霍雷茨
语文教师首先不仅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责任方式,他首先应该配得上知识分子这样的称号!
1968年,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的宣称,“知识分子”从此将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个专业领域忙碌的“专门家”。1986年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感叹道: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往往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人群在逐渐消失,如同某些物种在逐渐消亡。
《论语》中的两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认真努力,不敢怠慢:“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封人跟孔子讲,天下不能永远无道,既然无道已久,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铃铛中的木舌),即由孔子以先王之道来施教于天下。孔子的伟大在于给文化人立命!孔子反复强调:三十而立!立什么?立命!立处世原则!立精神标准!孔子这两句话的核心是:作为读书人,第一要参与文化与精神的创造与传承;第二要有救世情怀!孔子带给后人的那份感动除了康德曾经说过的“人皆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之外,我想更有使读书人感到惊悚的那份厚重的文化使命感!这与今天西方那些文化大家如爱因斯坦、萨义德们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不谋而合!在今天文化荒漠化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的背景下,重申文化与文化使命恐怕是一件必要而且迫切的事情!
对于当代社会的严重病灶,德裔美国学者弗洛姆这样分析道:“因为人们今天的成功依赖于他们为他人所接受,他人需要他们服务,或者雇佣他们。”今天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如何以好价出卖自己”。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依赖他个人的品质,而是依赖他在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这就使得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今天的社会塑造了一些消极的、病态的人格模式,这都是病态社会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造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才能全面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呢?弗洛姆设想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的满足,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们,没有尔虞我诈、强取豪夺,有的只是互助互爱、共同协作、共同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才是具有生产倾向的人。 在《最后的谈话》中他说:“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寻找一条路,一条真正使人得到满足,使人得到尊重的道路。他们认识到,为了成功、金钱、竞争、剥削而生活是不幸的根源。”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们面临这样的时代,在文化荒漠化极其严重以及个人价值严重萎缩到只剩下自己一人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当我们身上的文化气息消散殆尽之后,我们的语文课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当文化只剩下一些口号似的空壳之后,我们民族还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今天还有几个人在追问文化使命,在守望文化?
文化是需要守望的,教育是需要守望的,一个国家最伟大的人就是文化的守望者!“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这似乎就是学者读书人的宿命!
古代的读书人、士人近代以来获得了“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敢于坚持真理、坚持社会正义、敢于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或非正义性提出尖锐批评的知识群体。他们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态度,就是通过知识理性表达社会的正义道义,以人文价值理想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价值批评和理性反省。德国学者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格:一个是“自由漂浮”,即具有思想的自由或能够自由思想的能力;另一个是“非依附性”,即作为学者及其学术实践的独立性格。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人应当仅仅被视为理性生物”。作为这样的理性生物,“他的单纯存在是他的存在的最终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他应当自己决定自己,决不应当让某种异己的东西决定自己”。这种“自己决定自己”的实质就是“自由意志”,它被设想为“一切有限的理性生物的最终使命”,“人的最终和最高目标”,也即康德所说的“至善”。费希特很清楚,这种目标只是一种理想:“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完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表面上看起来,费希特是在唱高调。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把人的肉体快感作为旗帜高扬起来的、以把人性等同于动物性为时尚的时代,费希特的说教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费希特自己好像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费希特同样清楚地知道:对人的理解,不能以这种感性、物质性为依据。康德说道:“一个人只有作为本体之物时才是一种有高贵尊严的生物!”什么是本体之物?康德认为在人的物质现实之外还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正是人之所以高贵的前提!正是这种信念,成为千万年来推动人性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人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而成为绝对精神,不可能摆脱感性束缚而成为纯粹的理性生物,但是人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这种努力程度和达到的结果,就成为区分人性高下的依据。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人不再是手段,不再被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充分发展自己个性的机会。“只有在一点上他们完全相同,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完善。”
在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之后,费希特进一步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他们不仅要以其知识、而且要以其行动去影响社会。”“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当作这样的目标。
费希特发表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210年。费希特有幸生活在一个人们对社会的前景充满自信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相信不管现实有多么丑恶,但是人类进步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就在费希特发表这些演说的前几个月,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作家、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的孔多塞,服毒自杀。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写于他面临死神威胁之际。但是,我们在这部书中丝毫读不出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可能有的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反而感受到一种十分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他说:“人类精神在摆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挣脱了偶然性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之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他还说:“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使人类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证这一点的办法,由于它们的本性,就应该是永远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并且是在获得一种永远是在扩大着的领域……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
正是基于同一种信念,费希特才能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这是十八世纪那一代思想家们的幸运。到了二十世纪,这种自信就成了思想史上的空谷绝响。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为人类描绘的都是一幅暗淡无光的前景。“这是一个燃烧而又冰冷的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荒谬!荒谬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离异,一种背弃!”加缪的这种判断与萨特临终前对法国《人道报》记者所说的话,也许可以同孔多塞的绝笔形成有趣的对照:“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所说的绝对无害的话。但是,确切地说,我正在寻找希望……”
“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换句话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先已有的知识。……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经常出现的,有时还出现在卓越的独立思想家那里。……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
人类不能在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世界上生存。所以费希特说得非常对:“人类的真正特点在于对未来的希望……他不怕任何危险,摘取认识之果,因为他向上帝看齐的意向是根深蒂固、不可磨灭的。”只要人类精神中追求自由的意志不死,那么,现实的罪恶和苦难无论多么深重,都不能阻断人性生长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有曲折反复,但是终有一天,人性的幼芽将长成大树,开满自由之花,结出正义之果。坚信这一点,才能使我们在一片虚无之中有所倚托,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人欲洪流中不被吞没。
“我哭泣,我痛苦,是因为我在追求真理!”(托尔斯泰语)即使对罪恶的反抗如蚊蝇投火,即使精卫至死也不能把大海填干,但是我们还是要怀抱希望去死。在追求中坚守,在沉默中行动!
2002年8月在上海隆重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有一本书《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成为赠送给正式代表的一份厚礼,引起了普遍赞叹。想当年任鸿隽赴美国留学,很快成为当时留学生界的领袖人物。1915年他创办的《科学》杂志,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他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坚持到1960年,终于寿终正寝。至于《科学》杂志,经多年停刊之后,总算有一份名称相同的杂志至今还在出版。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对任鸿隽的名字很陌生,但他确实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1935年,任先生执掌川大,他曾满怀抱负、慷慨激昂地宣誓:“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一、现代化,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二、固定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家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尽管后来事多与愿违,然大学应造就“国士”一言,可谓掷地有声。清末以来,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学术的黄金时期。那一代学人,他们旧学根深叶茂,西学熟稔,中西贯通,见识卓越,把教育、学术上升到救亡图存、启发民智、引导潮流、笃定价值的高度。著名法学家吴经熊1921年写给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信中说:“我将利用在巴黎的学习机会,尽可能的多读多写,尽量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国留学生写下《敬告留学生诸君》:“今日留学生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则先求诸君之行谊品格,可以为国民道德之标准,使内地人闻之,以为真挚勇敢厚重慈爱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毋以为轻佻凉薄傲慢放浪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由前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功。由后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罪。呜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其毒中国也至矣。彼辈已一误。某祝诸君毋再误也。”今天读来,他的期待和要求,那种促人反省,令人“日夜自悚惧”的激情和忧思,其力量丝毫不减当年。
在文章最后,我想以梁启超的同代人,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段文字,为梁任公所理解的“学者”的天职作一个注解。韦伯写道:
“每当一个成熟的人以他全部的灵魂感到他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每当他遵照责任伦理行动,在某一时刻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我都会被极大地感动。这才是真正人性的流露,令人为之动情。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不是行尸走肉,就必然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处在这样一位置上。在此,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而唯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以政治为志业》,见《政治文选》,剑桥大学英文版第367-368页。)
把梁启超和韦伯摆在一起读,这使我们又一次强烈的认识到:不能在思想上把握学术和政治之间的辩证法,就无法理解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学者的天职和使命。而一个成熟的社会的标志应该是拥有一大批这样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学者!在文化日益荒漠化的当下,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文学的教育,更承担着文化薪火相传的重担。语文教师,不正是荒漠边缘生命力最旺盛的荆棘,以其弱小而不失顽强的生命,奋力抵挡着沙漠的漫延吗?
[作者通联:华中师大一附中]
——(美)诺曼·波德霍雷茨
语文教师首先不仅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责任方式,他首先应该配得上知识分子这样的称号!
1968年,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的宣称,“知识分子”从此将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个专业领域忙碌的“专门家”。1986年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感叹道: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往往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人群在逐渐消失,如同某些物种在逐渐消亡。
《论语》中的两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认真努力,不敢怠慢:“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封人跟孔子讲,天下不能永远无道,既然无道已久,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铃铛中的木舌),即由孔子以先王之道来施教于天下。孔子的伟大在于给文化人立命!孔子反复强调:三十而立!立什么?立命!立处世原则!立精神标准!孔子这两句话的核心是:作为读书人,第一要参与文化与精神的创造与传承;第二要有救世情怀!孔子带给后人的那份感动除了康德曾经说过的“人皆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之外,我想更有使读书人感到惊悚的那份厚重的文化使命感!这与今天西方那些文化大家如爱因斯坦、萨义德们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不谋而合!在今天文化荒漠化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的背景下,重申文化与文化使命恐怕是一件必要而且迫切的事情!
对于当代社会的严重病灶,德裔美国学者弗洛姆这样分析道:“因为人们今天的成功依赖于他们为他人所接受,他人需要他们服务,或者雇佣他们。”今天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如何以好价出卖自己”。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依赖他个人的品质,而是依赖他在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这就使得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今天的社会塑造了一些消极的、病态的人格模式,这都是病态社会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造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才能全面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呢?弗洛姆设想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的满足,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们,没有尔虞我诈、强取豪夺,有的只是互助互爱、共同协作、共同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才是具有生产倾向的人。 在《最后的谈话》中他说:“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寻找一条路,一条真正使人得到满足,使人得到尊重的道路。他们认识到,为了成功、金钱、竞争、剥削而生活是不幸的根源。”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们面临这样的时代,在文化荒漠化极其严重以及个人价值严重萎缩到只剩下自己一人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当我们身上的文化气息消散殆尽之后,我们的语文课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当文化只剩下一些口号似的空壳之后,我们民族还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今天还有几个人在追问文化使命,在守望文化?
文化是需要守望的,教育是需要守望的,一个国家最伟大的人就是文化的守望者!“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这似乎就是学者读书人的宿命!
古代的读书人、士人近代以来获得了“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敢于坚持真理、坚持社会正义、敢于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或非正义性提出尖锐批评的知识群体。他们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态度,就是通过知识理性表达社会的正义道义,以人文价值理想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价值批评和理性反省。德国学者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格:一个是“自由漂浮”,即具有思想的自由或能够自由思想的能力;另一个是“非依附性”,即作为学者及其学术实践的独立性格。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人应当仅仅被视为理性生物”。作为这样的理性生物,“他的单纯存在是他的存在的最终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他应当自己决定自己,决不应当让某种异己的东西决定自己”。这种“自己决定自己”的实质就是“自由意志”,它被设想为“一切有限的理性生物的最终使命”,“人的最终和最高目标”,也即康德所说的“至善”。费希特很清楚,这种目标只是一种理想:“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完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表面上看起来,费希特是在唱高调。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把人的肉体快感作为旗帜高扬起来的、以把人性等同于动物性为时尚的时代,费希特的说教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费希特自己好像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费希特同样清楚地知道:对人的理解,不能以这种感性、物质性为依据。康德说道:“一个人只有作为本体之物时才是一种有高贵尊严的生物!”什么是本体之物?康德认为在人的物质现实之外还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正是人之所以高贵的前提!正是这种信念,成为千万年来推动人性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人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而成为绝对精神,不可能摆脱感性束缚而成为纯粹的理性生物,但是人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这种努力程度和达到的结果,就成为区分人性高下的依据。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人不再是手段,不再被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充分发展自己个性的机会。“只有在一点上他们完全相同,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完善。”
在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之后,费希特进一步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他们不仅要以其知识、而且要以其行动去影响社会。”“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当作这样的目标。
费希特发表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210年。费希特有幸生活在一个人们对社会的前景充满自信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相信不管现实有多么丑恶,但是人类进步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就在费希特发表这些演说的前几个月,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作家、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的孔多塞,服毒自杀。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写于他面临死神威胁之际。但是,我们在这部书中丝毫读不出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可能有的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反而感受到一种十分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他说:“人类精神在摆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挣脱了偶然性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之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他还说:“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使人类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证这一点的办法,由于它们的本性,就应该是永远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并且是在获得一种永远是在扩大着的领域……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
正是基于同一种信念,费希特才能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这是十八世纪那一代思想家们的幸运。到了二十世纪,这种自信就成了思想史上的空谷绝响。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为人类描绘的都是一幅暗淡无光的前景。“这是一个燃烧而又冰冷的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荒谬!荒谬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离异,一种背弃!”加缪的这种判断与萨特临终前对法国《人道报》记者所说的话,也许可以同孔多塞的绝笔形成有趣的对照:“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所说的绝对无害的话。但是,确切地说,我正在寻找希望……”
“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换句话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先已有的知识。……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经常出现的,有时还出现在卓越的独立思想家那里。……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
人类不能在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世界上生存。所以费希特说得非常对:“人类的真正特点在于对未来的希望……他不怕任何危险,摘取认识之果,因为他向上帝看齐的意向是根深蒂固、不可磨灭的。”只要人类精神中追求自由的意志不死,那么,现实的罪恶和苦难无论多么深重,都不能阻断人性生长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有曲折反复,但是终有一天,人性的幼芽将长成大树,开满自由之花,结出正义之果。坚信这一点,才能使我们在一片虚无之中有所倚托,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人欲洪流中不被吞没。
“我哭泣,我痛苦,是因为我在追求真理!”(托尔斯泰语)即使对罪恶的反抗如蚊蝇投火,即使精卫至死也不能把大海填干,但是我们还是要怀抱希望去死。在追求中坚守,在沉默中行动!
2002年8月在上海隆重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有一本书《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成为赠送给正式代表的一份厚礼,引起了普遍赞叹。想当年任鸿隽赴美国留学,很快成为当时留学生界的领袖人物。1915年他创办的《科学》杂志,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他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坚持到1960年,终于寿终正寝。至于《科学》杂志,经多年停刊之后,总算有一份名称相同的杂志至今还在出版。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对任鸿隽的名字很陌生,但他确实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1935年,任先生执掌川大,他曾满怀抱负、慷慨激昂地宣誓:“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一、现代化,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二、固定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家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尽管后来事多与愿违,然大学应造就“国士”一言,可谓掷地有声。清末以来,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学术的黄金时期。那一代学人,他们旧学根深叶茂,西学熟稔,中西贯通,见识卓越,把教育、学术上升到救亡图存、启发民智、引导潮流、笃定价值的高度。著名法学家吴经熊1921年写给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信中说:“我将利用在巴黎的学习机会,尽可能的多读多写,尽量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国留学生写下《敬告留学生诸君》:“今日留学生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则先求诸君之行谊品格,可以为国民道德之标准,使内地人闻之,以为真挚勇敢厚重慈爱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毋以为轻佻凉薄傲慢放浪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由前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功。由后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罪。呜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其毒中国也至矣。彼辈已一误。某祝诸君毋再误也。”今天读来,他的期待和要求,那种促人反省,令人“日夜自悚惧”的激情和忧思,其力量丝毫不减当年。
在文章最后,我想以梁启超的同代人,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段文字,为梁任公所理解的“学者”的天职作一个注解。韦伯写道:
“每当一个成熟的人以他全部的灵魂感到他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每当他遵照责任伦理行动,在某一时刻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我都会被极大地感动。这才是真正人性的流露,令人为之动情。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不是行尸走肉,就必然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处在这样一位置上。在此,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而唯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以政治为志业》,见《政治文选》,剑桥大学英文版第367-368页。)
把梁启超和韦伯摆在一起读,这使我们又一次强烈的认识到:不能在思想上把握学术和政治之间的辩证法,就无法理解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学者的天职和使命。而一个成熟的社会的标志应该是拥有一大批这样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学者!在文化日益荒漠化的当下,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文学的教育,更承担着文化薪火相传的重担。语文教师,不正是荒漠边缘生命力最旺盛的荆棘,以其弱小而不失顽强的生命,奋力抵挡着沙漠的漫延吗?
[作者通联:华中师大一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