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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论著】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内容提要】民国的语文选文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具有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为样本，分别建立初中库、高中库、经典库，进行分库或并库研究，不仅帮助我们把握每篇选文的经典指数，呈现出民国语文选文的基本面貌，而且能够引导我们深入探究这些选文面貌背后的话语力量和理想文化。
据我们多年来多元视野的分析，新课改以来，语文教育研究者的研究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开始逐步明确自身研究的类型，研究的性质，所处的研究层面。不仅如此，对于自身研究的性质和所处层面应该具有的规范也有了较强的自省意识。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方法不断有所拓展和创新。庄东明的博士论文《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以民国中学语文选文为研究对象，以具有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为样本，分别建立初中库、高中库、经典库，进行分库或并库研究，体现每篇选文的经典指数，进而挖掘选文面貌背后的话语力量和理想文化，给人启发很大，可谓其中的范例。
一、研究视角：经典学视角
但凡有过教材编制经历的人都不会否认：学生的学习时间有限，课本的厚度也就有限，怎样通过有限的课文，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言语水平，最为精当地建构学生的语文素养，给学生提供尽可能高层次的审美体验，这是教材编制者最为劳心和用力的地方。因为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选文之重，重于泰山。
但怎么来选文呢？“文质兼美”向来是选文的重要标准。但毋庸讳言，何为“文质兼美”，人们理解和把握的心理尺度本来就千差万别，加之哪篇作品“文质兼美”由谁来评判更为关键，因此最后，一本教材哪些选文入选，很难获得普遍认可。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突破了类似“文质兼美”这样抽象的评判标准，而是以经典学视角来研究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探寻民国时期人们对经典的共识和异见，颇为新颖，也颇为有趣。何谓经典学？美国文艺批评的泰斗哈罗德·布鲁姆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选文，作为教材编制的必要环节，不仅仅只是遴选文章，更是经典建构的过程。经典的建构主要依赖“发现人”，依赖“发现人”的审美鉴赏力和“兼识”。民国的语文教科书编者和“发现人”的层次非常高，很多都是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名家大家，例如罗根泽、林纾、胡适、傅东华、施蛰存、叶圣陶、黎锦熙、孙俍工、姜亮夫、杜天縻、叶楚伧、刘法曾、穆济波等等，都是术业有专攻且成就斐然、名望很高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或语言学家。据庄东明博士的研究，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是以“新中国想象”为指向的自由文化思潮的凝结。他转引李欧梵的话说，“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他们借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以及“游戏和想象的文体”这些文学作品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的缔造。”正是这种“新中国想象”，编者一方面把时文建构为经典，另一方面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解构和重构。不少时文被建构成经典，如启蒙主义的《理信与迷信》、爱国主义的《最后一课》。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些作品的经典地位得以延续，如演绎气节的《陌上桑》、传达人生田园理想的《归园田居》；同时，有不少作品被建构成新的经典，如启蒙主义的《原君》、英雄主义的《秦士录》；另外一些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遭遇了解构和去魅，如四书五经；而一些百家思想的著作，例如表达平等思想的《兼爱》、表达山林意趣的《送秦中诸人引》被重构为经典。
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的经典学视角还体现在对选文的经典指数排序。在统计代表性的 32 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后，他列出的选录数最高的百篇经典选文篇目、民国的代表作家名录、前3名作者（简称“三甲作家”）的选文篇目、经典选本和著作的代表选录篇目、诗词前列作品篇目都值得教材编者好好玩味。如黄宗羲《原君》、乐府诗《陌上桑》《礼记·礼运》、宋濂《秦士录》被选录14次，为选录数最高的作品。如初中教科书选文，胡适、梁启超的作品被选录93次，周作人的作品被选录90次，蔡元培的作品被选录77次，为选录作品最多的作家前三甲，其中，胡适《最后一课》（译作）入选8次，《文学的方法》《柏林之围》（译作）入选6次；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最苦与最乐》入选6次；周作人《苦雨》《春天与其力量》（译）入选4次。选录最多的经典选本前三甲为《史记》42次，《战国策》38次，《乐府》22次。如高中教科书选文，韩愈的作品被选录177次，苏轼162，柳宗元129次，为选录作品最多的作家前三。其中，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入选8次，《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入选6次；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入选10次，《超然台记》入选7次；柳宗元《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入选11次。选录最多的经典选本前三甲为《诗经》157次，《乐府》103次，《左传》54次。诗词作品篇目入选最多的，如诗，乐府诗《陌上桑》14次，《诗经·蓼莪》、陶渊明《归园田居》13次，《古诗十九首》12次；词，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入选10次，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岳飞《满江红》均入选7次。
二、 研究方法：语料库方法
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在研究方法上最鲜明，也最引人关注的是采用了语料库研究方法，把民国时期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的选文分类汇总，分别建立了初中选文语料库、高中选文语料库、经典选文语料库，然后通过分库或并库研究，进行经典指数的排序。
众所周知，语料库方法原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何为语料库？语料库通常指为语言研究收集的、用电子形式保存的语言材料，由自然出现的书面语或口语的样本汇集而成，用来代表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经过科学选材和标注、具有适当规模的语料库能够反映和记录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人们通过语料库观察和把握语言事实，分析和研究语言系统的规律。我国语料库的建设始于80年代，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汉语词汇统计研究。现在语料库方法已经从语言学研究迁移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语料库建设主要涉及这些问题：
（1）设计和规划：主要考虑语料库的用途、类型、规模、实现手段、质量保证、可扩展性等。
（2）语料的采集：主要考虑语料获取、数据格式、字符编码、语料分类、文本描述，以及各类语料的比例以保持平衡性等。
（3）语料的加工：包括标注项目（词语单位、词性、句法、语义、语体、篇章结构等）标记集、标注规范和加工方式。
（4）语料管理系统的建设：包括数据维护（语料录入、校对、存储、修改、删除及语料描述信息项目管理）、语料自动加工（分词、标注、文本分割、合并、标记处理等）、用户功能（查询、检索、统计、打印等）。
（5）语料库的应用：针对语言学理论和应用领域中的各种问题，研究和开发处理语料的算法和软件工具。
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遵循语料库的建设规范，用一节内容详细介绍3个数据库的建库过程。其中，初中库录入13套教材的选文数据，高中库录入19套教材的选文数据。这32套教材是从民国152套中学语文教材中精选出来的选文样本，因此初中库、高中库（以下简称“两库”）又称为“样本库”。经典选文库是指得到比较高的选录次数的选文所组成的数据库（以下简称“经典库”）。凡是选录4次以上的选文（即至少被4套教材选录），都进入经典库。它还详细说明了样本库选文数据来源课本、两库选文选录范围、复杂课文登录方式以及两库教材选文的代表性。在后面的统计过程中，介绍了语料库的加工方式，如标注项目和加工方式。难能可贵的是，研究者还详细列出了111套教材被剔除出样本范围的原因和书目，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他拥有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之全以及研究过程态度之严谨。
三、 研究路径：从选文取向到话语建构
如果说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通过语料库分库和并库研究，仅仅显示不同选文的不同经典指数，这或许对教材编制者选编文章有一定的启示，但从论文的深度上显然还未触及民国中学语文选文之所以形成这样面貌的原因。而该论文开篇提到的研究主旨，是有意要探寻选文面貌背后的话语体系，更直接地说，是要探寻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面貌背后的社会思潮或价值取向。近年来语文教育的这种研究路向渐成趋势。如张伟忠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山东师范大学，2005），其“文学话语的变迁”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建构成因；史成明的著作《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建立——早期路向的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主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角度来研究民国语文学科的顺应性变革；黄耀红的博士论文《演变与反思——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对百年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进行研究，论文重点是文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和困惑。这表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是顺应了这种“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探究风气，从选文面貌呈现，到选文取向分析，最后走向民国话语体系建构。
如上所述，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在统计代表性的 32 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后，按经典指数列出了选录数最高的百篇经典选文篇目、民国的代表作家名录、前3名作者（简称“三甲作家”）的选文篇目、经典选本和著作的代表选录篇目、诗词前列作品篇目等，呈现了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究这些选文是怎样被选出来的，换言之，选择的标准、原则和取向是什么，又换言之，民国的选文经典是由哪些话语建构起来的。通过对民国具体的选文结果的分析，去考查探究民国选文作为语文教育领域经典的建构因素。他借鉴了童庆炳先生关于经典建构要素的观点提出，民国中学语文选文有四大取向：审美取向、文化取向、政治取向和语用取向。这是大取向。从实际情况上来看，还有教育、历史、学术、妇女解放等范畴的取向，这些取向为“小取向”。无论是“大取向”还是“小取向”，都是民国语文选文的建构因素，其背后都有话语的作用和力量，他们一起共同塑造了民国选文的面貌，建构了民国选文的经典。
这里想特别指出，在话语建构部分，作者有不少论述相当精彩。他指出，民国选文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意识，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凡是时代潮流和新变都在民国选文里得到反映。在内容方面，他提出，在清末民国，纯文学观念的建立，美学、美育思想的独立，使审美上位为民国选文实践的主导话语之一。上位独立后的审美话语使人们的存在体验更为澄明，所以民国选文出现了大量表现生命体验、情感和想象的作品。民族主义的高扬，使得具有爱国主义、抗战救亡以及改造国民性、培养民族精神主旨的作品的经典指数大为提高。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抗战救亡，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所以出现了战祸苦难主题的经典选文；也正是因为国难当头，社会动荡，广大民众希望有英雄侠客来力挽狂澜，整顿乾坤，所以出现了英雄侠客主题选文。他认为，反封建、倡民主，以及由此带来的启蒙运动、对新中国的想象，建构了不少新的经典选文。由于社会处在从专制到民主的历程，所以民国选文反对帝制极权，批判暴虐无道的统治；提倡民主自由，鼓吹变革，崇敬政治制度改革的先驱，呈现出“新中国气象”，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取向。由于要改造国民性，培养民族精神，所以出现了对传统意识的扬弃、对西方先进意识的采纳主题，前者包括责任感和自我反省意识，后者包括个人主义、冒险精神等，这些主题的选文都有明显的文化取向。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出现了妇女解放的主题。由于西学东渐，出现了大量的翻译选文；由于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出现不少学术取向选文。他指出，民国选文的时代意识还包括对传统意识的扬弃。由于晚清政府的专制和腐朽，所以民国选文希望于王道统治，向往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由于儒家的伦理作用无可取代，所以民国选文重视儒家的义、廉耻、气节和孝道。由于人的自觉，人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民国选文向往道家的自在享乐、超然物外，肯定其山水意趣。
由此可见，一本本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一篇篇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在人们选还是不选，选这篇还是选那篇的过程中，建构着一篇篇经典。而在选编者建构一篇篇经典的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在建构一个时代的话语，建构一个风云变革时代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福柯当年一直在追问“谁在说话”，庄东明的博士论文正是从已有的“话”中，拼合出那个说话的“谁”的图像，并解释那个说话的“谁”为什么说话，还有哪些话没有说出来。语文教材研究，是应当这样去研究的。
[作者通联：胡根林，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高照辉：新疆喀什大学教育系]
【内容提要】民国的语文选文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具有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为样本，分别建立初中库、高中库、经典库，进行分库或并库研究，不仅帮助我们把握每篇选文的经典指数，呈现出民国语文选文的基本面貌，而且能够引导我们深入探究这些选文面貌背后的话语力量和理想文化。
据我们多年来多元视野的分析，新课改以来，语文教育研究者的研究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开始逐步明确自身研究的类型，研究的性质，所处的研究层面。不仅如此，对于自身研究的性质和所处层面应该具有的规范也有了较强的自省意识。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方法不断有所拓展和创新。庄东明的博士论文《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以民国中学语文选文为研究对象，以具有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为样本，分别建立初中库、高中库、经典库，进行分库或并库研究，体现每篇选文的经典指数，进而挖掘选文面貌背后的话语力量和理想文化，给人启发很大，可谓其中的范例。
一、研究视角：经典学视角
但凡有过教材编制经历的人都不会否认：学生的学习时间有限，课本的厚度也就有限，怎样通过有限的课文，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言语水平，最为精当地建构学生的语文素养，给学生提供尽可能高层次的审美体验，这是教材编制者最为劳心和用力的地方。因为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选文之重，重于泰山。
但怎么来选文呢？“文质兼美”向来是选文的重要标准。但毋庸讳言，何为“文质兼美”，人们理解和把握的心理尺度本来就千差万别，加之哪篇作品“文质兼美”由谁来评判更为关键，因此最后，一本教材哪些选文入选，很难获得普遍认可。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突破了类似“文质兼美”这样抽象的评判标准，而是以经典学视角来研究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探寻民国时期人们对经典的共识和异见，颇为新颖，也颇为有趣。何谓经典学？美国文艺批评的泰斗哈罗德·布鲁姆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选文，作为教材编制的必要环节，不仅仅只是遴选文章，更是经典建构的过程。经典的建构主要依赖“发现人”，依赖“发现人”的审美鉴赏力和“兼识”。民国的语文教科书编者和“发现人”的层次非常高，很多都是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名家大家，例如罗根泽、林纾、胡适、傅东华、施蛰存、叶圣陶、黎锦熙、孙俍工、姜亮夫、杜天縻、叶楚伧、刘法曾、穆济波等等，都是术业有专攻且成就斐然、名望很高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或语言学家。据庄东明博士的研究，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是以“新中国想象”为指向的自由文化思潮的凝结。他转引李欧梵的话说，“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他们借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以及“游戏和想象的文体”这些文学作品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的缔造。”正是这种“新中国想象”，编者一方面把时文建构为经典，另一方面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解构和重构。不少时文被建构成经典，如启蒙主义的《理信与迷信》、爱国主义的《最后一课》。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些作品的经典地位得以延续，如演绎气节的《陌上桑》、传达人生田园理想的《归园田居》；同时，有不少作品被建构成新的经典，如启蒙主义的《原君》、英雄主义的《秦士录》；另外一些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遭遇了解构和去魅，如四书五经；而一些百家思想的著作，例如表达平等思想的《兼爱》、表达山林意趣的《送秦中诸人引》被重构为经典。
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的经典学视角还体现在对选文的经典指数排序。在统计代表性的 32 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后，他列出的选录数最高的百篇经典选文篇目、民国的代表作家名录、前3名作者（简称“三甲作家”）的选文篇目、经典选本和著作的代表选录篇目、诗词前列作品篇目都值得教材编者好好玩味。如黄宗羲《原君》、乐府诗《陌上桑》《礼记·礼运》、宋濂《秦士录》被选录14次，为选录数最高的作品。如初中教科书选文，胡适、梁启超的作品被选录93次，周作人的作品被选录90次，蔡元培的作品被选录77次，为选录作品最多的作家前三甲，其中，胡适《最后一课》（译作）入选8次，《文学的方法》《柏林之围》（译作）入选6次；梁启超《学问之趣味》《最苦与最乐》入选6次；周作人《苦雨》《春天与其力量》（译）入选4次。选录最多的经典选本前三甲为《史记》42次，《战国策》38次，《乐府》22次。如高中教科书选文，韩愈的作品被选录177次，苏轼162，柳宗元129次，为选录作品最多的作家前三。其中，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入选8次，《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入选6次；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入选10次，《超然台记》入选7次；柳宗元《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入选11次。选录最多的经典选本前三甲为《诗经》157次，《乐府》103次，《左传》54次。诗词作品篇目入选最多的，如诗，乐府诗《陌上桑》14次，《诗经·蓼莪》、陶渊明《归园田居》13次，《古诗十九首》12次；词，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入选10次，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岳飞《满江红》均入选7次。
二、 研究方法：语料库方法
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在研究方法上最鲜明，也最引人关注的是采用了语料库研究方法，把民国时期代表性的32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的选文分类汇总，分别建立了初中选文语料库、高中选文语料库、经典选文语料库，然后通过分库或并库研究，进行经典指数的排序。
众所周知，语料库方法原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何为语料库？语料库通常指为语言研究收集的、用电子形式保存的语言材料，由自然出现的书面语或口语的样本汇集而成，用来代表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经过科学选材和标注、具有适当规模的语料库能够反映和记录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人们通过语料库观察和把握语言事实，分析和研究语言系统的规律。我国语料库的建设始于80年代，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汉语词汇统计研究。现在语料库方法已经从语言学研究迁移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语料库建设主要涉及这些问题：
（1）设计和规划：主要考虑语料库的用途、类型、规模、实现手段、质量保证、可扩展性等。
（2）语料的采集：主要考虑语料获取、数据格式、字符编码、语料分类、文本描述，以及各类语料的比例以保持平衡性等。
（3）语料的加工：包括标注项目（词语单位、词性、句法、语义、语体、篇章结构等）标记集、标注规范和加工方式。
（4）语料管理系统的建设：包括数据维护（语料录入、校对、存储、修改、删除及语料描述信息项目管理）、语料自动加工（分词、标注、文本分割、合并、标记处理等）、用户功能（查询、检索、统计、打印等）。
（5）语料库的应用：针对语言学理论和应用领域中的各种问题，研究和开发处理语料的算法和软件工具。
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遵循语料库的建设规范，用一节内容详细介绍3个数据库的建库过程。其中，初中库录入13套教材的选文数据，高中库录入19套教材的选文数据。这32套教材是从民国152套中学语文教材中精选出来的选文样本，因此初中库、高中库（以下简称“两库”）又称为“样本库”。经典选文库是指得到比较高的选录次数的选文所组成的数据库（以下简称“经典库”）。凡是选录4次以上的选文（即至少被4套教材选录），都进入经典库。它还详细说明了样本库选文数据来源课本、两库选文选录范围、复杂课文登录方式以及两库教材选文的代表性。在后面的统计过程中，介绍了语料库的加工方式，如标注项目和加工方式。难能可贵的是，研究者还详细列出了111套教材被剔除出样本范围的原因和书目，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他拥有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之全以及研究过程态度之严谨。
三、 研究路径：从选文取向到话语建构
如果说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通过语料库分库和并库研究，仅仅显示不同选文的不同经典指数，这或许对教材编制者选编文章有一定的启示，但从论文的深度上显然还未触及民国中学语文选文之所以形成这样面貌的原因。而该论文开篇提到的研究主旨，是有意要探寻选文面貌背后的话语体系，更直接地说，是要探寻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面貌背后的社会思潮或价值取向。近年来语文教育的这种研究路向渐成趋势。如张伟忠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山东师范大学，2005），其“文学话语的变迁”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建构成因；史成明的著作《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建立——早期路向的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主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角度来研究民国语文学科的顺应性变革；黄耀红的博士论文《演变与反思——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对百年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进行研究，论文重点是文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和困惑。这表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是顺应了这种“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探究风气，从选文面貌呈现，到选文取向分析，最后走向民国话语体系建构。
如上所述，庄东明《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研究》一文在统计代表性的 32 套中学语文教材（初中13套，高中19套）选文后，按经典指数列出了选录数最高的百篇经典选文篇目、民国的代表作家名录、前3名作者（简称“三甲作家”）的选文篇目、经典选本和著作的代表选录篇目、诗词前列作品篇目等，呈现了民国中学语文选文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究这些选文是怎样被选出来的，换言之，选择的标准、原则和取向是什么，又换言之，民国的选文经典是由哪些话语建构起来的。通过对民国具体的选文结果的分析，去考查探究民国选文作为语文教育领域经典的建构因素。他借鉴了童庆炳先生关于经典建构要素的观点提出，民国中学语文选文有四大取向：审美取向、文化取向、政治取向和语用取向。这是大取向。从实际情况上来看，还有教育、历史、学术、妇女解放等范畴的取向，这些取向为“小取向”。无论是“大取向”还是“小取向”，都是民国语文选文的建构因素，其背后都有话语的作用和力量，他们一起共同塑造了民国选文的面貌，建构了民国选文的经典。
这里想特别指出，在话语建构部分，作者有不少论述相当精彩。他指出，民国选文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意识，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凡是时代潮流和新变都在民国选文里得到反映。在内容方面，他提出，在清末民国，纯文学观念的建立，美学、美育思想的独立，使审美上位为民国选文实践的主导话语之一。上位独立后的审美话语使人们的存在体验更为澄明，所以民国选文出现了大量表现生命体验、情感和想象的作品。民族主义的高扬，使得具有爱国主义、抗战救亡以及改造国民性、培养民族精神主旨的作品的经典指数大为提高。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抗战救亡，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所以出现了战祸苦难主题的经典选文；也正是因为国难当头，社会动荡，广大民众希望有英雄侠客来力挽狂澜，整顿乾坤，所以出现了英雄侠客主题选文。他认为，反封建、倡民主，以及由此带来的启蒙运动、对新中国的想象，建构了不少新的经典选文。由于社会处在从专制到民主的历程，所以民国选文反对帝制极权，批判暴虐无道的统治；提倡民主自由，鼓吹变革，崇敬政治制度改革的先驱，呈现出“新中国气象”，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取向。由于要改造国民性，培养民族精神，所以出现了对传统意识的扬弃、对西方先进意识的采纳主题，前者包括责任感和自我反省意识，后者包括个人主义、冒险精神等，这些主题的选文都有明显的文化取向。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出现了妇女解放的主题。由于西学东渐，出现了大量的翻译选文；由于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出现不少学术取向选文。他指出，民国选文的时代意识还包括对传统意识的扬弃。由于晚清政府的专制和腐朽，所以民国选文希望于王道统治，向往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由于儒家的伦理作用无可取代，所以民国选文重视儒家的义、廉耻、气节和孝道。由于人的自觉，人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民国选文向往道家的自在享乐、超然物外，肯定其山水意趣。
由此可见，一本本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一篇篇民国中学语文的选文，在人们选还是不选，选这篇还是选那篇的过程中，建构着一篇篇经典。而在选编者建构一篇篇经典的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在建构一个时代的话语，建构一个风云变革时代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福柯当年一直在追问“谁在说话”，庄东明的博士论文正是从已有的“话”中，拼合出那个说话的“谁”的图像，并解释那个说话的“谁”为什么说话，还有哪些话没有说出来。语文教材研究，是应当这样去研究的。
[作者通联：胡根林，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高照辉：新疆喀什大学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