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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发展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各自价值诉求而进行价值选择与博弈的过程。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利益诉求不同，是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其突出表现为权力斗争，体现在知识控制、经济斗争及文化冲突上。缓解途径在于确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合理途径，构建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多元利益主体合作博弈机制，实现共同治理。
关键词 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6-0063-05
职业教育在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结。作为追求不同利益的独立行为主体，政府、院校、企业、学生等基于各自的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提出了不同的价值诉求与发展主张，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矛盾冲突。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可以看作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各自需求而进行价值选择与博弈的过程。
一、价值冲突：职业教育矛盾冲突的根源
所谓价值取向，是指社会主体基于自身价值观而持有的基本价值态度、价值立场及在思想、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一种价值偏好如经长久演变而成为一项影响重大的广泛信念，便可称之为价值取向。”[1] 职业教育涉及的群体层次复杂、类别多样，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价值取向。
（一）政府：绩效发展观
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与管理者。其发展职业教育的动力，主要源于维系国家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教育协调发展等需要。作为一类组织或利益集团，其遵循的是一种“绩效发展观”。这里，“绩”指业绩，“效”指效率、效果。从管理学的角度，“绩效”是组织期望得到的结果[2]。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期望，是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按照一定标准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实现教育公平，最大可能地发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就可检验标准而言，其更多关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及在教育结构中所占比例等。这种价值观、发展观实际上是注重整体效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强调物质增长、数量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因素。当前，国家强调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种既有绩效观的反思与批判。
（二）企业：产品质量观
作为实际消费者，企业关注的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终质量，遵循的是“产品质量观”，主要看毕业生能否满足企业需要，是否适应岗位要求。其评价标准是毕业生满意度，涉及职业学校学生的技能水平、专业对口情况、岗位适应性、爱岗敬业程度等，最终落实到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鉴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企业发育不完善，职校毕业生所对应岗位层次较低的实际状况，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服从性、岗位对应性、就职稳定性，而较少关注其创新能力和生涯发展能力的培养。
（三）学校：需求导向观
作为一类组织，职业学校存在的价值就是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满足求学者技能习得、个性发展的需要。现实中，职业学校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或无暇顾及后者。“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体现了职业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其评价标准往往是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与当地产业特征、经济结构的契合度。这一导向下，职业学校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容易导致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四）学生：个人本位观
学生所持的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但往往单纯从个体出发，强调个性发展，而忽略了教育的整体性。
此外，出于不同的视角和参照标准，职业教育还被研究者们赋予了诸如目标适切观、技术本位观、能力本位观、素质本位观等价值观念[3][4][5]。由于利益视角不同，这些价值期许常常是相互抵触、矛盾的。比如，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技能需要一定时间的检验与沉淀，往往与不断更新变化的技术技能知识及岗位需求有一定距离，而企业、社会需要技能人才具备与岗位现场直接对接的技术技能，实现所谓“零距离”；为便于教学，学校往往设计统一的课程、教材，整齐划一地实施教学与管理，而学生往往希望得到更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指导；学生都乐于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薪酬待遇与技能提升机会，企业则希望员工就职具有稳定性；政府一方面要求学校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呼吁毕业生爱岗敬业，遵守职业规范、职业纪律，另一方面又为了提高就业率，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宣传“先就业后择业”，等等。这些矛盾、冲突得不到缓解，就不能有效协调社会、组织、个体的利益需求，无法形成价值共识，难以形成合力，推动职业教育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发展。
二、权力冲突：职业教育矛盾冲突的表现
价值取向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利益冲突。而从根源上，权力斗争是教育改革过程中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权力可以定义为一种与控制相关的能力，既包括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也包括避免被他人控制的能力，这种控制概念隐藏着获得相对利益的企图[6]。在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信息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进而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影响方面获益。
教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特殊而紧密。一方面，掌握权力、资源和话语权的统治阶层及其利益集团通过教育工具，传播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知识、理念，以达到影响、控制被统治阶层的目的；另一方面，普通群体、公民个人等则期望通过接受适当的教育，掌握知识、信息，不断提升自身的认知、判断与选择能力，进而形成从他人控制中获得自由的能力。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同样试图通过掌握或影响教育权力，使职业教育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一）知识控制
知识是影响人们认识、了解事物，并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根本要素。知识、信息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信仰、观念，是人们认识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问题并作出决定的基础。对知识的控制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教育是实现知识控制的有效手段。 教育机构作为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历来是各利益集团极力争取的阵地。通过各种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籍此向民众传播符合其利益需要的价值标准、观念和信息。比如，政治家希望学校传授支持他们政治立场的价值观念；企业希望学校传授符合其经济利益的知识、技能、职业文化及道德观念；社会机构则期望学校传递有关公民道德、集体意识、社会安全等规范；学生及其家庭需要学校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知识、技能，并获得进入劳动市场和职业社会的平等机会，形成生涯发展能力，以及保护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意识。
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利益冲突的形成不可避免。这些矛盾冲突充分体现为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及对传播内容的控制。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过产业界借助行业协会、经联团等组织，通过影响区域性学校合作组织、建立企校发展计划等，扩大对学校的控制，或通过咨政报告等直接影响国家教育政策，要求学校传播企业雇主所要求的知识、技能与态度，并得到政府支持。相反，企业对学校传播发展个性意识、争取福利待遇、先择业后就业等观念显然不感兴趣，甚至抵触。
对个人而言，知识及其传播的制度机制则是一种获取谋生本领、形成发展能力，保护自己免遭剥削，摆脱他人控制的有效手段。让每一个公民拥有足够的知识，形成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能力，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经济斗争
经济利益争夺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以教育经费的支付问题为例，有子女接受某类教育（如职业教育）的家庭通常希望给该类教育更多经费支持，把负担转移给他人。而那些子女未接受该类教育或没有子女的家庭，则要求政府降低投入该类教育的经费。比如，中上阶层家庭希望经费更多投向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其中的优质教育资源；社会中下层则普遍期望在基础教育实现公平发展，国家予以均衡投入，而那些子女在基础教育领域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社会中下层家庭，则期望政策更多向与其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领域倾斜。即使同类教育中，在重点校与薄弱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也存在经费投入与政策倾斜不平衡现象，导致矛盾冲突。
事实上，教育本身还是一个大产业。教育者要求增加收入，其他利益组织和个人希望所关注和接受的教育能够获得更多经费，通过教育获得更多利益。接受不同教学与课程安排，意味着将进入不同的职业社会与劳动世界。许多国家在其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的阶段，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分流，被安排去接受职业技术类课程，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则经过分流去学习大学预备课程。通过教育与课程分化，前者最终进入劳动世界底层，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位置；后者则进入劳动世界顶层，得以保存其经济利益与优势社会地位。
（三）文化冲突
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的行为的一种规则，是一个组织行为的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同理念[7]。其包括历史传统、宗教、文学和艺术，也包括群体可接受的行为、举止、礼仪及语言方式等[8]。
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传播文化。文化一方面分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另一方面又分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学校教育传播哪种文化，往往服从文化背后的经济利益与权力格局。与教育有关的文化冲突，还表现在教育决策者、研究者、政策执行者及实际教育工作者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与不平等，导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斗争。
文化中包含的权力观念对教育发展影响巨大。近年来，众多团体以“推动教育公平，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为由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而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集团往往因文化观念不同，而导致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的冲突与博弈。从表面上看，学校教育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平等选择职业课程和普通课程的机会。抛开智力因素的差异，在经济和社会身份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其文化、交往、话语模式与学校主流教育贴近，其后代在学校教育中拥有更多成功机会，进而接受更高层次教育。而处于中下层社会群体的家庭，其文化、交往、话语模式往往不同、偏后于学校教育，其后代在接受相关教学模式与课程安排时往往表现相对较差，会通过教育分流去学习职业课程。这种累积效应不断叠加放大，造成他们自认为在智力水平上低于前者，只能在较低的经济系统中“讨生活”。
三、冲突缓解：构建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共同治理
缓解冲突、化解矛盾，从根本上应遵从客观规律。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要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入手，在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念引导下，营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基于整体利益的运行机制，形成整合力量，实现职业教育的共同治理。
（一）确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合理途径
计划体制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一个整体，国家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产品消费方面拥有绝对权力。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发展步调一致。职业教育发展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作为管理对象、管理客体，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组织、学生群体等缺少自主性，他们之间及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和利益冲突。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渐次完善，社会群体利益不断分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得以调整，“小政府、大社会”格局逐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众多社会机构、组织参与到职业教育管理中来，学生开始以投资者、消费者身份参与职业教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权力主体。但政府主导仍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权力仍然有限，学生的主体地位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政府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学生缺少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和机会。这决定了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是不对等的，并事实上导致了博弈结果的不平等。由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政府作为主体之一，过于强势，权力过度集中，非但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反而可能因其他主体利益受损而使整体利益受损[9]。为缓解这一矛盾，利益相关者应通过各自的合理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并影响教育决策和关键资源配置。 现实生活中，学生和家长很难直接参与决策，可通过请愿、呼吁、申诉等方式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同时，他们有可能影响职业教育改革所需的资金基础和社会声誉，特别是那些以学费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及特别需要社会支持的领域。
由于基础条件薄弱、先天发育不足，职业学校缺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的“精英人才”。学校教师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教育改革宏观需要的关键资源配置，但可以在基层影响教育改革的知识分配。他们也可以通过迎合或抵制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发展。
政府掌握决策权和关键资源配置权，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掌握着职业教育举办权，同时负责重大投资和项目建设。政府还能通过间接方式影响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和参与程度。
企业通过呼吁和批判等方式间接影响政策，这种影响力往往较强。比如，毕业生就业困难已成为社会问题时，通过直接资助、提供设备及服务等影响关键资源配置；通过直接办学或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职教集团等方式参与职业教育，其影响及参与程度正逐步加强。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都在以各自方式对职业教育施加影响，如研究者掌握着教育改革所需要的知识资源，通过政策咨询与学术探讨等影响政策制定及改革走向。外源性投资者掌控着直接影响教育改革所需的物质资源，教育媒体能强烈影响教育改革所需的无形资源——社会声誉，通过“舆论手段”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及教师、学生或家长参与，达到影响职业教育改革的目的。
（二）以人为本构建良性互动关系
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学生都有实现价值诉求的意愿。发展职业教育是政府、企业、社会、职业院校、学生各方的共同责任，必须重视这些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尤其是那些在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以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比如，充分尊重并保障学生主体权利，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拓宽其意见表达渠道，建立通畅的沟通反馈机制，使他们有可能通过适当途径适度参与活动，成为可靠的管理参与者和监督者。
（三）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博弈机制
不同层次、类别的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形成了不同的期望和价值诉求。职业教育显然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而价值冲突和利益矛盾在所难免。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期望求得利益最大化，而事实上单一相关者的愿望远非其自身努力可以独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需要利益相关各方协同合作，否则，不平等的博弈结果表面上似乎满足了某一主体利益的最大化需求，却可能带来冲突与矛盾的激化，使整体利益受损[10]。因此，有必要敦促利益相关者各方通过有效磋商、合作博弈的方式，形成相互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就是要建立起某种利益平衡机制。通过平衡、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主体作用，增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提高发展效率与效益，促进整体目标的实现。
（四）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机构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管理中心和权力主体的多元化[11]。职业教育治理指处理职业教育“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12]，既包括学校、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等机构及个人的责、权、利关系；也包括学校内部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等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关于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一直有政府直接控制的线性管理和学校完全自治的点状管理两种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是对这两个模式的修正，体现了职业教育管理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的转变。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看，职业教育的管理主体来自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代表着社会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利益和要求，共同对职业教育施加影响。作为管理主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应根据各自的性质、功能来划分权利限度和权利范围，各司其职、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格局。要通过立法保证各主体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保证职业教育管理活动的严肃性，确保各管理主体相互监督、相互协调，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权力[13]。管理各方不断向职业教育传递各界的要求及反馈信息，并通过各种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舆论的手段，对职业教育的质量、数量和发展方向进行调控。职业教育对源于社会不同角落的信息不断进行选择、分析、或接受或批判，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契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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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亚和，许玉林.绩效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
[3]鲍洁，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课题结题报告[R].
[4]周奇迹，张益农.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观的认识[J].浙江农村技术师专学报，1997（Z1）：77-80.
[5]王敏勤.由能力本位向素质本位转变——职业教育的变革[J].教育研究，2002（5）：65-66，72.
[6][8]马健生.论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J].教育科学，2002（4）：1-3.
[7]张维迎.文化：一组人群行为规范的稳定预期和共同信念[J].读书，2000（8）：59-64.
[9][10]饶燕婷.利益相关者视野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多元主体探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9（Z1）：19-23，47.
[11]胡子祥.高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初探[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5-19.
[12][13]肖谦.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探讨[J].湖南社会科学，2009（4）：116-118.
The Conflicts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YAO Shu-wei1，2， GU Yu2， WANG Bing2
（1. Research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Jilin 130052；
2.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hose benefit and played game to realize their value demands. The difference on benefit demands is caused by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production of contradictions. The contradictions are manifested as struggle of power，reflected in knowledge controlling，economic struggle and culture conflict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ose contradictions，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ational path for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construct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positively，establish cooperative game mechanism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so as to realize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stakeholders；value；conflict；governance
关键词 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6-0063-05
职业教育在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结。作为追求不同利益的独立行为主体，政府、院校、企业、学生等基于各自的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提出了不同的价值诉求与发展主张，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矛盾冲突。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可以看作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各自需求而进行价值选择与博弈的过程。
一、价值冲突：职业教育矛盾冲突的根源
所谓价值取向，是指社会主体基于自身价值观而持有的基本价值态度、价值立场及在思想、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一种价值偏好如经长久演变而成为一项影响重大的广泛信念，便可称之为价值取向。”[1] 职业教育涉及的群体层次复杂、类别多样，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价值取向。
（一）政府：绩效发展观
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与管理者。其发展职业教育的动力，主要源于维系国家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教育协调发展等需要。作为一类组织或利益集团，其遵循的是一种“绩效发展观”。这里，“绩”指业绩，“效”指效率、效果。从管理学的角度，“绩效”是组织期望得到的结果[2]。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期望，是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按照一定标准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实现教育公平，最大可能地发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就可检验标准而言，其更多关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及在教育结构中所占比例等。这种价值观、发展观实际上是注重整体效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强调物质增长、数量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因素。当前，国家强调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种既有绩效观的反思与批判。
（二）企业：产品质量观
作为实际消费者，企业关注的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终质量，遵循的是“产品质量观”，主要看毕业生能否满足企业需要，是否适应岗位要求。其评价标准是毕业生满意度，涉及职业学校学生的技能水平、专业对口情况、岗位适应性、爱岗敬业程度等，最终落实到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鉴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企业发育不完善，职校毕业生所对应岗位层次较低的实际状况，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服从性、岗位对应性、就职稳定性，而较少关注其创新能力和生涯发展能力的培养。
（三）学校：需求导向观
作为一类组织，职业学校存在的价值就是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满足求学者技能习得、个性发展的需要。现实中，职业学校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或无暇顾及后者。“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体现了职业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其评价标准往往是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与当地产业特征、经济结构的契合度。这一导向下，职业学校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容易导致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四）学生：个人本位观
学生所持的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但往往单纯从个体出发，强调个性发展，而忽略了教育的整体性。
此外，出于不同的视角和参照标准，职业教育还被研究者们赋予了诸如目标适切观、技术本位观、能力本位观、素质本位观等价值观念[3][4][5]。由于利益视角不同，这些价值期许常常是相互抵触、矛盾的。比如，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技能需要一定时间的检验与沉淀，往往与不断更新变化的技术技能知识及岗位需求有一定距离，而企业、社会需要技能人才具备与岗位现场直接对接的技术技能，实现所谓“零距离”；为便于教学，学校往往设计统一的课程、教材，整齐划一地实施教学与管理，而学生往往希望得到更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指导；学生都乐于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薪酬待遇与技能提升机会，企业则希望员工就职具有稳定性；政府一方面要求学校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呼吁毕业生爱岗敬业，遵守职业规范、职业纪律，另一方面又为了提高就业率，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宣传“先就业后择业”，等等。这些矛盾、冲突得不到缓解，就不能有效协调社会、组织、个体的利益需求，无法形成价值共识，难以形成合力，推动职业教育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发展。
二、权力冲突：职业教育矛盾冲突的表现
价值取向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利益冲突。而从根源上，权力斗争是教育改革过程中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权力可以定义为一种与控制相关的能力，既包括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也包括避免被他人控制的能力，这种控制概念隐藏着获得相对利益的企图[6]。在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信息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进而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影响方面获益。
教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特殊而紧密。一方面，掌握权力、资源和话语权的统治阶层及其利益集团通过教育工具，传播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知识、理念，以达到影响、控制被统治阶层的目的；另一方面，普通群体、公民个人等则期望通过接受适当的教育，掌握知识、信息，不断提升自身的认知、判断与选择能力，进而形成从他人控制中获得自由的能力。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同样试图通过掌握或影响教育权力，使职业教育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一）知识控制
知识是影响人们认识、了解事物，并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根本要素。知识、信息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信仰、观念，是人们认识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问题并作出决定的基础。对知识的控制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教育是实现知识控制的有效手段。 教育机构作为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历来是各利益集团极力争取的阵地。通过各种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籍此向民众传播符合其利益需要的价值标准、观念和信息。比如，政治家希望学校传授支持他们政治立场的价值观念；企业希望学校传授符合其经济利益的知识、技能、职业文化及道德观念；社会机构则期望学校传递有关公民道德、集体意识、社会安全等规范；学生及其家庭需要学校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知识、技能，并获得进入劳动市场和职业社会的平等机会，形成生涯发展能力，以及保护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意识。
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利益冲突的形成不可避免。这些矛盾冲突充分体现为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及对传播内容的控制。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过产业界借助行业协会、经联团等组织，通过影响区域性学校合作组织、建立企校发展计划等，扩大对学校的控制，或通过咨政报告等直接影响国家教育政策，要求学校传播企业雇主所要求的知识、技能与态度，并得到政府支持。相反，企业对学校传播发展个性意识、争取福利待遇、先择业后就业等观念显然不感兴趣，甚至抵触。
对个人而言，知识及其传播的制度机制则是一种获取谋生本领、形成发展能力，保护自己免遭剥削，摆脱他人控制的有效手段。让每一个公民拥有足够的知识，形成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能力，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经济斗争
经济利益争夺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以教育经费的支付问题为例，有子女接受某类教育（如职业教育）的家庭通常希望给该类教育更多经费支持，把负担转移给他人。而那些子女未接受该类教育或没有子女的家庭，则要求政府降低投入该类教育的经费。比如，中上阶层家庭希望经费更多投向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其中的优质教育资源；社会中下层则普遍期望在基础教育实现公平发展，国家予以均衡投入，而那些子女在基础教育领域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社会中下层家庭，则期望政策更多向与其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领域倾斜。即使同类教育中，在重点校与薄弱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也存在经费投入与政策倾斜不平衡现象，导致矛盾冲突。
事实上，教育本身还是一个大产业。教育者要求增加收入，其他利益组织和个人希望所关注和接受的教育能够获得更多经费，通过教育获得更多利益。接受不同教学与课程安排，意味着将进入不同的职业社会与劳动世界。许多国家在其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的阶段，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分流，被安排去接受职业技术类课程，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则经过分流去学习大学预备课程。通过教育与课程分化，前者最终进入劳动世界底层，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位置；后者则进入劳动世界顶层，得以保存其经济利益与优势社会地位。
（三）文化冲突
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的行为的一种规则，是一个组织行为的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同理念[7]。其包括历史传统、宗教、文学和艺术，也包括群体可接受的行为、举止、礼仪及语言方式等[8]。
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传播文化。文化一方面分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另一方面又分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学校教育传播哪种文化，往往服从文化背后的经济利益与权力格局。与教育有关的文化冲突，还表现在教育决策者、研究者、政策执行者及实际教育工作者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与不平等，导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斗争。
文化中包含的权力观念对教育发展影响巨大。近年来，众多团体以“推动教育公平，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为由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而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集团往往因文化观念不同，而导致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的冲突与博弈。从表面上看，学校教育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平等选择职业课程和普通课程的机会。抛开智力因素的差异，在经济和社会身份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其文化、交往、话语模式与学校主流教育贴近，其后代在学校教育中拥有更多成功机会，进而接受更高层次教育。而处于中下层社会群体的家庭，其文化、交往、话语模式往往不同、偏后于学校教育，其后代在接受相关教学模式与课程安排时往往表现相对较差，会通过教育分流去学习职业课程。这种累积效应不断叠加放大，造成他们自认为在智力水平上低于前者，只能在较低的经济系统中“讨生活”。
三、冲突缓解：构建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共同治理
缓解冲突、化解矛盾，从根本上应遵从客观规律。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要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入手，在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念引导下，营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基于整体利益的运行机制，形成整合力量，实现职业教育的共同治理。
（一）确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合理途径
计划体制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一个整体，国家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产品消费方面拥有绝对权力。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发展步调一致。职业教育发展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作为管理对象、管理客体，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组织、学生群体等缺少自主性，他们之间及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和利益冲突。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渐次完善，社会群体利益不断分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得以调整，“小政府、大社会”格局逐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众多社会机构、组织参与到职业教育管理中来，学生开始以投资者、消费者身份参与职业教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权力主体。但政府主导仍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权力仍然有限，学生的主体地位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政府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学生缺少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和机会。这决定了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是不对等的，并事实上导致了博弈结果的不平等。由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政府作为主体之一，过于强势，权力过度集中，非但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反而可能因其他主体利益受损而使整体利益受损[9]。为缓解这一矛盾，利益相关者应通过各自的合理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并影响教育决策和关键资源配置。 现实生活中，学生和家长很难直接参与决策，可通过请愿、呼吁、申诉等方式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同时，他们有可能影响职业教育改革所需的资金基础和社会声誉，特别是那些以学费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及特别需要社会支持的领域。
由于基础条件薄弱、先天发育不足，职业学校缺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的“精英人才”。学校教师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教育改革宏观需要的关键资源配置，但可以在基层影响教育改革的知识分配。他们也可以通过迎合或抵制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发展。
政府掌握决策权和关键资源配置权，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掌握着职业教育举办权，同时负责重大投资和项目建设。政府还能通过间接方式影响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和参与程度。
企业通过呼吁和批判等方式间接影响政策，这种影响力往往较强。比如，毕业生就业困难已成为社会问题时，通过直接资助、提供设备及服务等影响关键资源配置；通过直接办学或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职教集团等方式参与职业教育，其影响及参与程度正逐步加强。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都在以各自方式对职业教育施加影响，如研究者掌握着教育改革所需要的知识资源，通过政策咨询与学术探讨等影响政策制定及改革走向。外源性投资者掌控着直接影响教育改革所需的物质资源，教育媒体能强烈影响教育改革所需的无形资源——社会声誉，通过“舆论手段”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及教师、学生或家长参与，达到影响职业教育改革的目的。
（二）以人为本构建良性互动关系
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学生都有实现价值诉求的意愿。发展职业教育是政府、企业、社会、职业院校、学生各方的共同责任，必须重视这些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尤其是那些在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以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比如，充分尊重并保障学生主体权利，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拓宽其意见表达渠道，建立通畅的沟通反馈机制，使他们有可能通过适当途径适度参与活动，成为可靠的管理参与者和监督者。
（三）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博弈机制
不同层次、类别的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形成了不同的期望和价值诉求。职业教育显然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因而价值冲突和利益矛盾在所难免。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期望求得利益最大化，而事实上单一相关者的愿望远非其自身努力可以独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需要利益相关各方协同合作，否则，不平等的博弈结果表面上似乎满足了某一主体利益的最大化需求，却可能带来冲突与矛盾的激化，使整体利益受损[10]。因此，有必要敦促利益相关者各方通过有效磋商、合作博弈的方式，形成相互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就是要建立起某种利益平衡机制。通过平衡、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主体作用，增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提高发展效率与效益，促进整体目标的实现。
（四）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机构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管理中心和权力主体的多元化[11]。职业教育治理指处理职业教育“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12]，既包括学校、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等机构及个人的责、权、利关系；也包括学校内部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等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关于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一直有政府直接控制的线性管理和学校完全自治的点状管理两种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是对这两个模式的修正，体现了职业教育管理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的转变。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看，职业教育的管理主体来自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代表着社会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利益和要求，共同对职业教育施加影响。作为管理主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应根据各自的性质、功能来划分权利限度和权利范围，各司其职、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格局。要通过立法保证各主体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保证职业教育管理活动的严肃性，确保各管理主体相互监督、相互协调，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权力[13]。管理各方不断向职业教育传递各界的要求及反馈信息，并通过各种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舆论的手段，对职业教育的质量、数量和发展方向进行调控。职业教育对源于社会不同角落的信息不断进行选择、分析、或接受或批判，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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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icts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YAO Shu-wei1，2， GU Yu2， WANG Bing2
（1. Research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Jilin 130052；
2.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hose benefit and played game to realize their value demands. The difference on benefit demands is caused by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production of contradictions. The contradictions are manifested as struggle of power，reflected in knowledge controlling，economic struggle and culture conflict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ose contradictions，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ational path for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construct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positively，establish cooperative game mechanism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so as to realize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stakeholders；value；conflict；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