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但检视现代史上的大国崛起,靠廉价劳动力是无法维持大国地位的。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依靠建立在优越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昂贵劳动力。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对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作一番考察。
　　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工资不仅刺激国富增长,而且也是国富增长的自然症候。比如,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独立成为美国的地区,工资水平高于英国,最有发展的前景;英国是欧洲工资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增长也相当强劲。
　　必须注意到,在亚当·斯密发表上述见解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还没有发生,美国还不存在,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没过多久,亚当·斯密的预言一一变为现实。也许,中国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贫、大国小民的状况,亚当·斯密200多年前的预言对今日的中国也同样适用。
　　
　　英美为什么能主宰世界?
　　
　　现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两强所主宰。在这期间,虽然两国不断受到来自德国、日本、前苏联等新兴力量的挑战,但最终仍能维持长盛不衰,乃至有人称现代世界实际上是被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所主宰。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哪里?
　　最近,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出版《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西方几十年来的研究作了总结。传统上对工业革命的解释,多集中于供应一端,即技术的发明创造,如珍尼纺织机、蒸汽机、铁路的诞生,或工厂等新型企业组织的形成,认为是这些技术和组织的突破把世界经济带入了现代。但是,这套学说到了20世纪越来越受质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学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层面,他们发现,促发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因素,在欧洲大陆基本都有,比如荷兰、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科学水平,足以把世界带进蒸汽机时代。可惜,先进的科技在这些地区因为不具备市场潜力而没有被开发。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利润的市场。
　　那么,这一市场从哪里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人重物轻”。在18世纪,英国是欧洲劳动力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荷兰),逼得雇主挖空心思节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机器生产的模式。而在欧洲大陆,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与其购买昂贵的机器,还不如使用廉价的人力。另外,英国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美洲的开发,使英国额外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大大降低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成本。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比如,弗吉尼亚州有著名的“50英亩规则”:为了吸引稀缺的劳动力,每个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亚的海岸,就可以自动获得五十英亩的土地。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轻”,由此可窥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特别是后来的美国,用机器代替人力就更为迫切、更有利润。事实上,美国在19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英国发明的技术,因为在本国没有足够的市场转而在美国首先得以应用。世界工业的中心也就从“人重物轻”的英国转移到人更“重”物更“轻”的美国。
　　
　　人之轻重:东西欧的历史分水岭
　　
　　这一历史经验,对设计中国崛起的大国战略非常有帮助,也给当今的中国以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虽然经过了1/4世纪奇迹般的经济起飞,但现状不是“人重物轻”,而是“人轻物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几年前就报道说,一些外商到中国设厂后,宁愿放弃已使用多年的技术。因为即使是二流的设备,也比中国的劳动力要贵得多。这和英美工业化的模式几乎是背道而驰。另外,中国的能源、资源匮乏,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又属于能源、资源密集型。中国的经济越是崛起,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使之变得越紧缺、越昂贵。2008年石油、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屏障。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战略性更新,这种屏障随着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恢复会变得越来越高。
　　怎样摆脱这种“人轻物重”的困局?西方的经验会提供有益的启发。
　　先说“人重”。如今欧洲史学家的一个主流意见是,东西欧从中世纪起分途为落后和先进地区,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轻重。14世纪中期黑死病打击了整个欧洲,人口至少减半,土地荒芜,经济凋零。这对中世纪的封建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胀导致人力贬值,土地紧缺,粮价上涨,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在经济上自然强势。但是,人口减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大量荒地使农民和农奴不再需要依附领主,可以找块地方自立;劳工因为稀缺,其价格比黑死病前高出三倍,靠卖力气吃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看涨,岂愿屈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来越难。
　　面临这样的挑战,东西欧的封建势力有两种回应方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后果。在东欧,地方的贵族势力利用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强化封建人身控制,把农奴拴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准他们利用新的经济现实讨价还价。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情况则复杂得多。在这里,国王和贵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谁也无法垄断政治权力。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场规则上来。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与养牲口所需饲料成本差别不大;而西欧则是靠市场和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价也比较高,同时佃户只需缴纳少量地租,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利润更高的手工业,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西欧的经济变得多元化。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小民百姓则完全没有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情况非常相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是当今改革的首务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订最低工资线,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镶嵌在一定政治架构中运行的。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这个时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期。
　　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在老百姓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市场竞争,强势对弱势就会进行更为不公正的压迫。普通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拆迁而得不到合理补偿,打工讨不到薪,子女教育受歧视,没有医疗保障,更谈不上自由组织工会和向资方集体讨价还价了。中国的低薪,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但工人月薪不到一千元的比比皆是。这是由于权力扭曲了经济规律,政治秩序没有保障市场秩序。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入市场,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