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7年,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并书写了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校训强调了教育的两个方面,即“学”与“行”,也指明了学校培育人才的两个目标,即“人师”与“世范”。校训所强调的“学”与“行”正是我国的传统教育所注重的。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学”与“行”是并重的。东汉司空陈群在举荐管宁的上书中说:“伏见徵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1]刘义庆《世说新语》开篇第一则便是:“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从中可以看到启功先生所拟校训的源流。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我国教育和评价人才过程中有“学行并重”的传统。当“学”与“行”两者相较时,通常“行”的成分甚至被看得更重,大有超过“学”的势头。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修、不检,人们会对其学问产生“疑问”。
“行”,当然包括很多内容,除了指在日常独处或人际交往中一个人的举止行为之外,“德(性)”的培养占有很大的比重。《周礼·地官·师氏》:“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郑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可见,从中国传统的观点来看,德、行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不过是一个人修养的“内在”和“外显”而已。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人们都习惯于将“德”“行”二者联用。当说“德”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行”在内;当谈到“行”的时候,对“德”的考虑自然也在其中。
在对中国传统士人的评价中,一直将道德、文章作为衡量的标尺,然而道德似乎永远居于文章之上,一个人不管为学为文多么精深,如果于道德有亏,终不为世人所取。这里的道德,自然要包括行为在内,指的就是德行。熊十力先生曾说“学者,所以学为人也”[2],南怀瑾先生也强调,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3]。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人”,最重要的是德行。孔子提倡“仁”,以六艺教弟子,“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三个部分……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4]。孔门弟子,各有擅长,在孔门四科中,排列顺序或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5],或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6],德行端居首位。这些顺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价值判断,但也能充分说明当时的人对“德行”的重视。
现代教育中,中国传统教育所强调的“学行并重”的理念没有很好地被继承并贯彻。尽管现代教育理念中也一直在强调德、智、体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占据了我国现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这样说,建立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之上的中国现代教育也有德性教育的内容,但被教育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现代教育中德性教育的缺失,在现代教育体制刚刚建立之初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敏锐地观察到了。梁启超发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德性的学问的缺失,如教学内容中只有知识之学,而没有德性的学问。对于这一状况,梁启超极为忧虑,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为学与做人》)”[7]。梁启超所观察到的教育弊病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往小处说,它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往大处说,它对中国文化的长远健康发展有决定作用。在我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已经到了应该更多地强调传统教育中“学行并重”的理念的时候了。现在,高校的学风很令人担忧,一些教师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学问和真理,而是为了名利而生存。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许多传统士人在面对名与利的时候拷问自己的良知,在义与利方面都有一定的底线。反观现在的一些高校教师,剽窃、抄袭、生产学术垃圾,一点愧赧的神色都没有。如果大学的教育工作者都如此地不顾自己的行为,怎么能教育好学生。
2009年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周刊”栏目报道了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的朱执中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其中有2003年对朱老先生的采访片断,朱先生说:他的私塾是让学生们学点知识,但最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朱老先生的话正反映了我国旧式私塾所追求的教育功能:传授知识,教人如何做人。我个人以为,后者可能更为私塾所注重;而这一点,为现代教育所忽视。在2009年的高考中,媒体所揭露的吉林松原的舞弊案最令国人震惊。这不禁使我仔细体味朱执中先生的话:教育主要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朱老先生私塾里的学生大多是中考或高考的落榜生以及一些无力上普通学校的孩子。朱老先生可能觉得,教给这些学生太多的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于他们并无多大实际用处,但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如朱老先生所说的忠、孝、礼、信等)对社会的平安和谐更有益处。这难道不是现代教育所应该深刻反思的一点吗?须知,具体的书本知识可能会有过时的一天,然而,做人行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对人会有长远的约束力。
在现代教育中,对学的东西强调得很多,对行的方面却重视不够,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例如,学的东西比较实在,德行方面不容易把握等),但这也同部分人的短视有很大的关系。在现代国人的意识中,似乎上大学就是学知识,习技能,全无他顾,这是对高等教育的极大歧解。徐复观先生在《怎样当一个大学生?》一文中说:“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相对于启蒙运动的阶段。启蒙运动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权威来为每个人作主。”[8]“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9],如果一个大学生只注重知识的汲取,忽视或完全没有自己道德方面的进取,那么他的大学生活是跛行的,“在知识的跛行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需要我们加以超克的”[10]。
大学阶段的学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内求的和外求的。内求的是德行和人格,须内向自修;外求的是知识的汲取,须外向探索。内求的和外求的又是互相促进的。在大学中学习,除了跟老师学习知识技能之外,还要向师长以及先哲学习,砥砺德行。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还需要同学们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来自修自悟。这样看来,大学的学习,不仅仅需要向老师学习,还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尽可能地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向老师的学习和自己的自修与践行,在学、行两方面远远超过老师是极有可能的。学术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就是在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发生的。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高校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更应该成为解放思想、陶冶性情、崇高人格的场所。在此可以养浩然之气,在此可以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之道就在于此。我个人认为,知识的获得,仅仅是“小学”之道,大学之初等;大学的初级阶段可以以知识的传授相崇尚,中级阶段的大学应该注重培养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格,高级阶段的大学应该是自由思想的场所。教育之要义,在于崇道德、厚人伦、化人心、成风俗。只有把教育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只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及整个社会达成共识,看重教育、尊重教育,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功能,使社会风气日趋淳正,达到高度的、天然的和谐。《后汉书》卷26“论曰”有这样一句话:“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用这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教育事业十分恰当。教育的功与利可能是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到的,在这个“事事都要见效益,天天都要有成绩”的浮躁社会,教育被大大异化了。我们不能再那么不重视教育的长远的教化功能。教育事业,兹事体大,其功其利皆垂之久远,不是那些急功近利者所能晓谕的。
参考文献:
[1]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曰”。
[2][8][9][10]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141、143、145.
[3]成才之寄在儿时——访南怀瑾先生[N].光明日报.2001-2-15.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226.另,业师周流溪教授将孔子所教按现代的学科分类归为“政治、哲学、伦理、文学、美学、艺术、礼仪、文书等等,门类多而全,是‘大文科’”(周流溪:“外语教师要有广阔的视野”,《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期),道德的教育自在其中。
[5]论语·先进.
[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7]彭树欣.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从梁启超的国学分类说起[N].光明日报,2009-5-1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瑞芳)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学”与“行”是并重的。东汉司空陈群在举荐管宁的上书中说:“伏见徵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1]刘义庆《世说新语》开篇第一则便是:“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从中可以看到启功先生所拟校训的源流。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我国教育和评价人才过程中有“学行并重”的传统。当“学”与“行”两者相较时,通常“行”的成分甚至被看得更重,大有超过“学”的势头。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修、不检,人们会对其学问产生“疑问”。
“行”,当然包括很多内容,除了指在日常独处或人际交往中一个人的举止行为之外,“德(性)”的培养占有很大的比重。《周礼·地官·师氏》:“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郑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可见,从中国传统的观点来看,德、行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不过是一个人修养的“内在”和“外显”而已。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人们都习惯于将“德”“行”二者联用。当说“德”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行”在内;当谈到“行”的时候,对“德”的考虑自然也在其中。
在对中国传统士人的评价中,一直将道德、文章作为衡量的标尺,然而道德似乎永远居于文章之上,一个人不管为学为文多么精深,如果于道德有亏,终不为世人所取。这里的道德,自然要包括行为在内,指的就是德行。熊十力先生曾说“学者,所以学为人也”[2],南怀瑾先生也强调,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3]。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人”,最重要的是德行。孔子提倡“仁”,以六艺教弟子,“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三个部分……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4]。孔门弟子,各有擅长,在孔门四科中,排列顺序或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5],或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6],德行端居首位。这些顺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价值判断,但也能充分说明当时的人对“德行”的重视。
现代教育中,中国传统教育所强调的“学行并重”的理念没有很好地被继承并贯彻。尽管现代教育理念中也一直在强调德、智、体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占据了我国现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这样说,建立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之上的中国现代教育也有德性教育的内容,但被教育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现代教育中德性教育的缺失,在现代教育体制刚刚建立之初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敏锐地观察到了。梁启超发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德性的学问的缺失,如教学内容中只有知识之学,而没有德性的学问。对于这一状况,梁启超极为忧虑,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为学与做人》)”[7]。梁启超所观察到的教育弊病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往小处说,它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往大处说,它对中国文化的长远健康发展有决定作用。在我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已经到了应该更多地强调传统教育中“学行并重”的理念的时候了。现在,高校的学风很令人担忧,一些教师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学问和真理,而是为了名利而生存。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许多传统士人在面对名与利的时候拷问自己的良知,在义与利方面都有一定的底线。反观现在的一些高校教师,剽窃、抄袭、生产学术垃圾,一点愧赧的神色都没有。如果大学的教育工作者都如此地不顾自己的行为,怎么能教育好学生。
2009年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周刊”栏目报道了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的朱执中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其中有2003年对朱老先生的采访片断,朱先生说:他的私塾是让学生们学点知识,但最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朱老先生的话正反映了我国旧式私塾所追求的教育功能:传授知识,教人如何做人。我个人以为,后者可能更为私塾所注重;而这一点,为现代教育所忽视。在2009年的高考中,媒体所揭露的吉林松原的舞弊案最令国人震惊。这不禁使我仔细体味朱执中先生的话:教育主要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朱老先生私塾里的学生大多是中考或高考的落榜生以及一些无力上普通学校的孩子。朱老先生可能觉得,教给这些学生太多的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于他们并无多大实际用处,但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如朱老先生所说的忠、孝、礼、信等)对社会的平安和谐更有益处。这难道不是现代教育所应该深刻反思的一点吗?须知,具体的书本知识可能会有过时的一天,然而,做人行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对人会有长远的约束力。
在现代教育中,对学的东西强调得很多,对行的方面却重视不够,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例如,学的东西比较实在,德行方面不容易把握等),但这也同部分人的短视有很大的关系。在现代国人的意识中,似乎上大学就是学知识,习技能,全无他顾,这是对高等教育的极大歧解。徐复观先生在《怎样当一个大学生?》一文中说:“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相对于启蒙运动的阶段。启蒙运动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权威来为每个人作主。”[8]“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9],如果一个大学生只注重知识的汲取,忽视或完全没有自己道德方面的进取,那么他的大学生活是跛行的,“在知识的跛行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需要我们加以超克的”[10]。
大学阶段的学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内求的和外求的。内求的是德行和人格,须内向自修;外求的是知识的汲取,须外向探索。内求的和外求的又是互相促进的。在大学中学习,除了跟老师学习知识技能之外,还要向师长以及先哲学习,砥砺德行。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还需要同学们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来自修自悟。这样看来,大学的学习,不仅仅需要向老师学习,还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尽可能地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向老师的学习和自己的自修与践行,在学、行两方面远远超过老师是极有可能的。学术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就是在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发生的。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高校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更应该成为解放思想、陶冶性情、崇高人格的场所。在此可以养浩然之气,在此可以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之道就在于此。我个人认为,知识的获得,仅仅是“小学”之道,大学之初等;大学的初级阶段可以以知识的传授相崇尚,中级阶段的大学应该注重培养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格,高级阶段的大学应该是自由思想的场所。教育之要义,在于崇道德、厚人伦、化人心、成风俗。只有把教育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只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及整个社会达成共识,看重教育、尊重教育,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功能,使社会风气日趋淳正,达到高度的、天然的和谐。《后汉书》卷26“论曰”有这样一句话:“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用这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教育事业十分恰当。教育的功与利可能是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到的,在这个“事事都要见效益,天天都要有成绩”的浮躁社会,教育被大大异化了。我们不能再那么不重视教育的长远的教化功能。教育事业,兹事体大,其功其利皆垂之久远,不是那些急功近利者所能晓谕的。
参考文献:
[1]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曰”。
[2][8][9][10]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141、143、145.
[3]成才之寄在儿时——访南怀瑾先生[N].光明日报.2001-2-15.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226.另,业师周流溪教授将孔子所教按现代的学科分类归为“政治、哲学、伦理、文学、美学、艺术、礼仪、文书等等,门类多而全,是‘大文科’”(周流溪:“外语教师要有广阔的视野”,《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期),道德的教育自在其中。
[5]论语·先进.
[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7]彭树欣.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从梁启超的国学分类说起[N].光明日报,2009-5-1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