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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和艺术之间，贾樟柯找到了一种他“喜欢玩的”操作手法：拍摄自己喜欢的影片，卖到国外，进入全球版权交易领域，以此开辟他的电影商业化之路。
1998年，贾樟柯的第一个长片《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引来法国电影营销商的关注。从此，刚出校园、一文不名的贾樟柯找到了感觉，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西河星汇。
有人说，电影版图中，贾樟柯以另一种模式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并引发人们对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及未来的思考。而贾樟柯却说：“我骨子里不是生意人。”成立公司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有一个接纳投资的平台。
“假公司”真老板
《中国周刊》：很多人认为你的电影获得了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赢。但是，国内却鲜见你的电影上演。那么，你的电影如何盈利?
贾樟柯：我们不和院线打交道，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销售商。我们通过优秀的电影发行商，把自己的影片版权卖给对方，再由他们与院线打交道。我们面向海外市场的，有长期合作的三家境外公司负责。
这种模式最初是从1998年柏林电影节上逐渐建立起来的。法国营销商买了《小武》全球发行的版权，之后的《站台》、《世界》、《任逍遥》一直延用这种销售模式。
《中国周刊》：你的北京西河星汇公司是在2006年成立的，当初设立公司的直接动机是什么?
贾樟柯：作为独立电影人，自己办公司有过一个过程，最初是在香港注册的。当初成立公司的动机没有商业诉求，而是因为有资金来往，人家总不能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给我，这就需要搭建一个资金接纳平台，有一个规范的财务。也就是说，香港的公司只是衔接海外投资商和发行商与我们之间的财务关系，除此外，这个平台没有其他业务开展，它实际上是一个“死公司”。
《中国周刊》：“假公司”如何变成了真公司?
贾樟柯：实际上，2003年的时候。我的合伙人就反复向我建议建电影院、抓终端，成立面向国内的运营公司，只是我的兴趣还在电影制作上，一直没有做。到2004年出现了转折——我的电影可以进入国内市场了。这意味着在国内将产生大量的财务关系，在国内需要有一家公司处理相关事务。与此同时，我们的业务量也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广告片，每年可以拍15条广告。这些因素促成了2006年成立西河星汇公司。这个过程说明，我不是一个生意人。
《中国周刊》：在这之前，你为了拍片有过到处“找钱”的经历吗?
贾樟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凑钱拍了50分钟的短片《小山回家》。这个钱是我写电视剧给人当枪手赚的，还有同学凑的，一共两万元人民币。这部凑钱拍的片子后来在香港独立电影短片展上获奖，引来了《小武》的投资。记得1997年，投资方为《小武》投资了三分之二，我在山西找到一家广告公司投资了三分之一。另外，花费都很省。比如，在老家吃住行都很便宜。还有馈赠的费用。我去柯达公司买胶片，买了40卷，营销经理自己花钱买了10卷送给我。那时候，我是用自己的全部家当拍片。
转折点就是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小武》全球版权卖了几百万，再投资到《站台》的拍摄，这才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盘子里的钱越来越多
《中同周刊》：在国内有了自己的公司，并且在商业运营上有所成就之后，你尝试过投资影视产业吗?
贾樟柯：就在国内公司成立的2006年，我们的经营有一个大转变。这一年我开始做“添翼计划”，投资年轻导演拍电影。
因为我发现自己盘子里的钱越来越多了，内心就开始有这样一个诉求。这也是现实条件决定的，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还属于国营体制，那些独立电影导演们想表达自己，却没有生产这种电影的模式，通常独立电影导演拍第一部片子难度很大，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积累，，我明白这种难处。我经常说，香港黑帮电影中说“黑社会也要企业化”，拍电影也要企业化。
我当然希望成为我投资对象的年轻导演，要有很明确的商业责任感，，因为我不是在做公益赞助，而是一项投资，是在搭建一个桥梁，有商业的严肃性，并希望以此形成一个健康的形态。
《中国周刊》：投资年轻导演，从商业的角度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你如何控制投资风险?
贾樟柯：这项投资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些年轻导演都没有被市场验证过。作为公司，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儿，并且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觉得自己有很好的抗风险的办法。首先，我们一直是在做联合投资，找不同的投资方来赞助同一个项目而不是独立投资。这样一方面减少公司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个项目可以同时拥有多方的资源，包括资金资源、人脉资源、发行资源等。另外，借助我们自己的发行渠道，使一部片子至少在全球1(1个国家发行。
《中国周刊》：这个过程中，游离于导演和老板之间，你如何权衡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系?
贾樟柯：有智慧的公司要有目标人群和市场，并以此获得生存之道，而不是以违背自己的价值观为代价。
商业具有它的保守性和积极性。有时候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容易让人的意识形态变得保守。比如，我在拍摄《小武》的时候身无分文，后来影片突然发行了，我一下子有钱了。最多的时候我口袋里有400万元。然后我就开始想是不是该买房了?是不是该买车了?这时候，我的创作上有保守倾向。不过，我克服了，把400万全部投资在下一部影片中。
商业有它的好处。多年来，我有能力继续拍我喜欢的电影，就是商业回报为我提供了不断创作的资金基础。所以，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哪个最大化，这要看在什么时候哪个占到上风。我也会有保守的时候，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这个冲突在我身上表现并不明显。
《中国周刊》：对西河星汇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划?
贾樟柯：目前公司处在快速的发展期。2010年，我们会在上海和深圳建立分会司，并在深圳建立摄影棚，投资影院做院线，进入影视产业的终端，我们觉得做单纯的艺术院线很难，片源不够，审批很难，体制局限太大了。但是我想建立一个普通的院线，针对艺术影片单设一个厅，玩自己想玩的。
娱乐市场化初级阶段
《中同周刊》：怎么看待明星经商现象?
贾樟柯：我觉得是好事。对于艺人来说，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因为演艺这个行业是比较被动的，一般是导演和制片人来选你。艺人成立演艺公司并参与经营会增加他们的主动性，看好哪个剧本，可以由自己主导拍摄制作，包括投资。
《中国周刊》：华谊兄弟上市后，许多明星股东一夜间身家暴涨数千万元，像冯小刚、李冰冰等大牌导演和演员，既是华谊旗下签约的艺人，又是公司股东，参与到上市公司的决策中，华谊兄弟的模式，会成为制片公司未来的方向吗?
贾樟柯：华谊上市这个刺激太大了，但这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在发达国家，娱乐业做得比较成功的都是百年老店，资本很理性。比如，美国的八大公司。
制片公司的经营模式有很多，如果上市他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打个比方，上市就是写一个剧本，如果我的公司想上市，海外发行肯定是我剧本里的重要章节。对于华谊而言，他们的经营团队中创作成员太少，所以在写上市这个剧本的时候就会侧重调整股东组成成分，明星的加盟就是他们的一个解决办法，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制片公司都想上市，所以也不存在明星成为制片公司股东的风潮。
《中国周刊》：目前，民营资本在影视产业中已经非常活跃，这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市场化具有什么意义?
贾樟柯：目前，演艺界依旧处于民营资本和官方资本的结合中，而且即使是民营资本也会处于官方资本的潜规则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特别是终端出口商没有做到市场化。比如，一部电影如果政治上正确，在现在商业保守的模式下，它也可以获得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艺术价值有多大。
《中国周刊》：我们处在影视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哪个阶段?
贾樟柯：真正的市场化能容纳多元思想，并且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有在商业上获得肯定的机会。只有保守的市场才会呈现思想的一元化。所以，要实现市场化还需要改革，目前我们面对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市场化还处在初级阶段。
1998年，贾樟柯的第一个长片《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引来法国电影营销商的关注。从此，刚出校园、一文不名的贾樟柯找到了感觉，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西河星汇。
有人说，电影版图中，贾樟柯以另一种模式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并引发人们对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及未来的思考。而贾樟柯却说：“我骨子里不是生意人。”成立公司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有一个接纳投资的平台。
“假公司”真老板
《中国周刊》：很多人认为你的电影获得了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赢。但是，国内却鲜见你的电影上演。那么，你的电影如何盈利?
贾樟柯：我们不和院线打交道，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销售商。我们通过优秀的电影发行商，把自己的影片版权卖给对方，再由他们与院线打交道。我们面向海外市场的，有长期合作的三家境外公司负责。
这种模式最初是从1998年柏林电影节上逐渐建立起来的。法国营销商买了《小武》全球发行的版权，之后的《站台》、《世界》、《任逍遥》一直延用这种销售模式。
《中国周刊》：你的北京西河星汇公司是在2006年成立的，当初设立公司的直接动机是什么?
贾樟柯：作为独立电影人，自己办公司有过一个过程，最初是在香港注册的。当初成立公司的动机没有商业诉求，而是因为有资金来往，人家总不能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给我，这就需要搭建一个资金接纳平台，有一个规范的财务。也就是说，香港的公司只是衔接海外投资商和发行商与我们之间的财务关系，除此外，这个平台没有其他业务开展，它实际上是一个“死公司”。
《中国周刊》：“假公司”如何变成了真公司?
贾樟柯：实际上，2003年的时候。我的合伙人就反复向我建议建电影院、抓终端，成立面向国内的运营公司，只是我的兴趣还在电影制作上，一直没有做。到2004年出现了转折——我的电影可以进入国内市场了。这意味着在国内将产生大量的财务关系，在国内需要有一家公司处理相关事务。与此同时，我们的业务量也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广告片，每年可以拍15条广告。这些因素促成了2006年成立西河星汇公司。这个过程说明，我不是一个生意人。
《中国周刊》：在这之前，你为了拍片有过到处“找钱”的经历吗?
贾樟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凑钱拍了50分钟的短片《小山回家》。这个钱是我写电视剧给人当枪手赚的，还有同学凑的，一共两万元人民币。这部凑钱拍的片子后来在香港独立电影短片展上获奖，引来了《小武》的投资。记得1997年，投资方为《小武》投资了三分之二，我在山西找到一家广告公司投资了三分之一。另外，花费都很省。比如，在老家吃住行都很便宜。还有馈赠的费用。我去柯达公司买胶片，买了40卷，营销经理自己花钱买了10卷送给我。那时候，我是用自己的全部家当拍片。
转折点就是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小武》全球版权卖了几百万，再投资到《站台》的拍摄，这才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盘子里的钱越来越多
《中同周刊》：在国内有了自己的公司，并且在商业运营上有所成就之后，你尝试过投资影视产业吗?
贾樟柯：就在国内公司成立的2006年，我们的经营有一个大转变。这一年我开始做“添翼计划”，投资年轻导演拍电影。
因为我发现自己盘子里的钱越来越多了，内心就开始有这样一个诉求。这也是现实条件决定的，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还属于国营体制，那些独立电影导演们想表达自己，却没有生产这种电影的模式，通常独立电影导演拍第一部片子难度很大，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积累，，我明白这种难处。我经常说，香港黑帮电影中说“黑社会也要企业化”，拍电影也要企业化。
我当然希望成为我投资对象的年轻导演，要有很明确的商业责任感，，因为我不是在做公益赞助，而是一项投资，是在搭建一个桥梁，有商业的严肃性，并希望以此形成一个健康的形态。
《中国周刊》：投资年轻导演，从商业的角度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你如何控制投资风险?
贾樟柯：这项投资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些年轻导演都没有被市场验证过。作为公司，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儿，并且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觉得自己有很好的抗风险的办法。首先，我们一直是在做联合投资，找不同的投资方来赞助同一个项目而不是独立投资。这样一方面减少公司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个项目可以同时拥有多方的资源，包括资金资源、人脉资源、发行资源等。另外，借助我们自己的发行渠道，使一部片子至少在全球1(1个国家发行。
《中国周刊》：这个过程中，游离于导演和老板之间，你如何权衡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系?
贾樟柯：有智慧的公司要有目标人群和市场，并以此获得生存之道，而不是以违背自己的价值观为代价。
商业具有它的保守性和积极性。有时候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容易让人的意识形态变得保守。比如，我在拍摄《小武》的时候身无分文，后来影片突然发行了，我一下子有钱了。最多的时候我口袋里有400万元。然后我就开始想是不是该买房了?是不是该买车了?这时候，我的创作上有保守倾向。不过，我克服了，把400万全部投资在下一部影片中。
商业有它的好处。多年来，我有能力继续拍我喜欢的电影，就是商业回报为我提供了不断创作的资金基础。所以，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哪个最大化，这要看在什么时候哪个占到上风。我也会有保守的时候，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这个冲突在我身上表现并不明显。
《中国周刊》：对西河星汇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划?
贾樟柯：目前公司处在快速的发展期。2010年，我们会在上海和深圳建立分会司，并在深圳建立摄影棚，投资影院做院线，进入影视产业的终端，我们觉得做单纯的艺术院线很难，片源不够，审批很难，体制局限太大了。但是我想建立一个普通的院线，针对艺术影片单设一个厅，玩自己想玩的。
娱乐市场化初级阶段
《中同周刊》：怎么看待明星经商现象?
贾樟柯：我觉得是好事。对于艺人来说，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因为演艺这个行业是比较被动的，一般是导演和制片人来选你。艺人成立演艺公司并参与经营会增加他们的主动性，看好哪个剧本，可以由自己主导拍摄制作，包括投资。
《中国周刊》：华谊兄弟上市后，许多明星股东一夜间身家暴涨数千万元，像冯小刚、李冰冰等大牌导演和演员，既是华谊旗下签约的艺人，又是公司股东，参与到上市公司的决策中，华谊兄弟的模式，会成为制片公司未来的方向吗?
贾樟柯：华谊上市这个刺激太大了，但这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在发达国家，娱乐业做得比较成功的都是百年老店，资本很理性。比如，美国的八大公司。
制片公司的经营模式有很多，如果上市他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打个比方，上市就是写一个剧本，如果我的公司想上市，海外发行肯定是我剧本里的重要章节。对于华谊而言，他们的经营团队中创作成员太少，所以在写上市这个剧本的时候就会侧重调整股东组成成分，明星的加盟就是他们的一个解决办法，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制片公司都想上市，所以也不存在明星成为制片公司股东的风潮。
《中国周刊》：目前，民营资本在影视产业中已经非常活跃，这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市场化具有什么意义?
贾樟柯：目前，演艺界依旧处于民营资本和官方资本的结合中，而且即使是民营资本也会处于官方资本的潜规则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特别是终端出口商没有做到市场化。比如，一部电影如果政治上正确，在现在商业保守的模式下，它也可以获得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艺术价值有多大。
《中国周刊》：我们处在影视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哪个阶段?
贾樟柯：真正的市场化能容纳多元思想，并且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有在商业上获得肯定的机会。只有保守的市场才会呈现思想的一元化。所以，要实现市场化还需要改革，目前我们面对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市场化还处在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