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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房地产界，景治君的豪宅模式是个传奇。
2004年，他的代表作广州“凯旋会”就是“中国豪宅第一高”，无论建筑范式，还是商业运作，都成为中国豪宅地标，是豪宅市场后来者的“必修课”。2011年，他的新作更是打出旗帜：“献给100位影响GDP的人”。
佳作不断，出手即是传奇。景治君的作品早已为人津津乐道，但外界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甚至在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上，也找不到关于他个人的更多资料。在景治君的世界里，一面是炫目豪宅、引领市场，一面是隐者风范、深藏不露。
“盖房子，要对得起这块土地”
景治君的根扎在广州。他的“景兴地产”在过去十几年里主营的都是豪宅，或在珠江之畔，或在江心岛上。这已经成了景氏豪宅的一大特色——都是黄金地块中的黄金地段。从“岭南会”、“凯旋会”到“爱群荟景湾”，这种极致的商业追求，体现在景治君所有作品中。
珠江为什么叫珠江？因为一块石头——海珠石。在关于广州历史的美丽传说中，海珠石是两千年前一位波斯商人遗落在江中的明珠。
“爱群荟景湾”动工的时候，景治君根本没有想到，这块传说中的海珠石就在选址地之下。这无疑是一个意外惊喜，也让镇城之石上的这座新豪宅，从一开始就成为城市传奇。
撇开海珠石的惊喜不谈，这个项目所在的长堤与爱群大厦、十三行路毗邻，本身就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价。爱群大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南部的最高建筑。而十三行路早在200年前就是世界闻名的财富街，18世纪世界最大的财富集团之一——广州十三行曾在这里，路名也由此而来。
“盖房子，要对得起这块土地。”景治君说。一个来自迈阿密的灵感，成为“爱群荟景湾”值得炫耀的一笔：每一户的观景台都是游艇式造型，眼前是平阔的珠江水面，置身其中，仿佛在豪华游艇上度假。空中别墅的设计，也在这里被渲染至极：顶层的空中别墅面积达1200平方米，每个空中别墅内，装潢极为考究，施华洛世奇特别定制的水晶龙头，英国皇室御用墙纸，比尔·盖茨别墅使用的智能安防系统，等等。
近年，景兴地产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开始涉足商业地产。新项目是在广州的北京路，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投建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景豪坊和一家五星级酒店景豪大酒店。黄金之地，是城市的稀缺资源，景治君追求的是唯一。
而精耕细作是景氏豪宅的“基本功课”。景氏豪宅，运作周期较长，6年推一个项目，有的项目酝酿时间甚至长达10年。他的耐力和韧性可见一斑。
“下海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走进景治君的办公室，印象最深的是摆在显眼处的一个金色舵盘，显示着主人的身份——景兴地产的“船长”。
景治君掌舵的是家族企业，儿子景艺杰、女儿景艺晖是其左膀右臂。鲜少有人知道，景治君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1985年下海经商时，他已经48岁了。
回忆下海初衷，景治君说：“在体制内干得有点窝火，下海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此前，景治君一直在国企工作。1959年从部队转业后，22岁的景治君成为广州钢铁厂的员工。他从钳工干起，当过车间主任、动力设备科科长等。45岁那年，一个偶然事件，将他推到争议的风口浪尖。
当时的景治君，要监管生产服务部门，包括运输队。他发现，运输队的司机们干完活，无所事事，没到下班时间，就支起牌局打扑克，输牌的满脸贴着花纸条。他看不下去：“为什么不干点正事？”
景治君思来想去，要把司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拿出改革方案：完成生产任务后，可以接外活，所得利润三七分，三成归企业，七成归个人。这样的改革自然得到运输队上上下下的欢迎。
谁曾想，这项企业个人双受益的改革，却引起轩然大波。不同的声音一下子涌到景治君面前：你要把工人往哪里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随即成了全厂大讨论，改革因此搁浅，司机们又回到了牌桌上。
这个时期的景治君，经历的改革受挫不止这一次。
1979年，景治君调到冶金机械厂工作。当时的国企普遍亏损，扭亏成了工作重心。在一线积累的丰富经验，让他认识到：国企要赢利，就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他很快找到了这家国企亏损的根源：主营业务没有市场前景。“我们搞冶金维修，但大型冶金企业都有自己的机修队，根本不需要外包。”
没有商机，就要找商机。景治君建议：上摩托车组装项目。以这家企业的技术力量看，完全可行。更何况，当时广州根本没有摩托车生产。日本来广州办摩托车展览，连样品车都被预订一空。市场潜力不言而喻。
然而，景治君的建议被主管部门打了回来，理由很简单：都没干过的事，谁能保证成功？
一次次受挫，搁谁都难免心寒。但当时的国企体制就是这样，缺乏市场意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一个怪圈。要不就向现实妥协，守住铁饭碗，但景治君实在不甘心。回忆当时的心情，景治君说：“经济发展是大方向，中国没有退路。对我来说，再不干就没时间了。”
领导劝他：“我们姓‘共’，离开国企你寸步难行。”这反而让景治君更坚定了辞职的想法：“我就做给你们看看！”
辞职后，景治君第一个体验是社会地位的落差。以前在国企，出差坐飞机，住高级饭店，现在是单干户，在出门还需要介绍信的年代里，赤手空拳闯天下，处处遇槛，事事有难。
下海初的“呛水”，更不待言。本来，辞职后景治君计划筹集160万资金办新厂。等真干起来，到位的资金只有2万，还是预付货款。他四处活动，毫无进展。一个星期下来，景治君病倒在床上，嗓子哑了，干张嘴，说不出话，有苦道不出。
“那是我最难的时候，”景治君说，“后来想明白了，做事难，不做更难。”
最初的10年，他办过电热设备制造企业，做过大型制冷压缩机贸易。1995年，景治君开始战略转向，进入房地产业。
“为少数人服务，商业风险最小”
与同时起步的房地产同行相比，景治君有着截然不同的商业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政治理念上，我们说要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但在商业上，为少数人服务风险最小。”建豪宅，是其理念使然。
景治君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首部作品“岭南会”，在珠江江心的二沙岛上，与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相邻。“岭南会”项目在1995年正式启动。1995年是中国房地产业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刚刚破灭，广东房地产市场一片低迷。投资者谈房色变，媒体曝光的烂尾楼一座接着一座。这时候进入房地产市场，不是大智大勇，就是自寻烦恼。
景治君偏偏在这个时候入市。所有人都看到了风险，他却看到机会。当时的二沙岛上还比较荒，没有几栋建筑。景治君说：“很多人觉得这个项目风险大，但在我看来，二沙岛在广州绝无仅有，是唯一的。”
1999年，“岭南会”面世，一举获得“1999年度全国优秀建筑”等荣誉。景治君的营销方式独特，只租不售，引来驻穗外交官和跨国公司高管们的青睐。景兴地产一鸣惊人。
危中有机、风险中准确捕捉机遇，几乎成了景治君的一贯思维。
在2004年的中国，52层、200米高的“凯旋会”，不仅是豪宅第一高，也是住宅建筑的第一高。写字楼、公共建筑超高，可以理解，毕竟不会有人24小时生活在上面。但住宅就不同了，是全天候的生活场所。超高豪宅建设难度大，更重要的是，有人敢买吗？
看到景治君“一意孤行”，朋友劝他：“住宅建这么高，市场未必接受，何况豪宅呢。”业内也传出冷言冷语：“看看景治君这次怎么栽吧！”甚至家人也对他此举感到困惑。
“实际上，当初我有十足把握。”景治君说：“当时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豪宅已经不止这个高度，我更大的信心来自悉尼。”悉尼的人口密度并不高，但在面对大海的悉尼湾，超高层豪宅往往销售一空。对景治君来说，问题不是做与不做，而是怎么做得更好。
“凯旋会”在建筑设计上开创了一个国内先例——“大平层”。说白了，就是把别墅搬到空中，每户面积都在300平方米以上，甚至一层一户，别墅功能在这里应有尽有。面世不久，200多套“空中别墅”迅速出手。当初所有人的担心也随之烟消云散。
如今，研究者发现，高端物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以2008年为例，美国房价整体下跌30%，而豪宅价格逆势上涨。
“买我房子的人都赚满了。”谈起“凯旋会”，景治君面露微笑。一位客户，当初花2300万元买下顶层700平方米的豪宅，到2010年转手时，变成了1亿元，4倍的回报率。
“家和万事兴”
2011年10月，景家在为一件事忙碌——景治君和夫人李巧珍的金婚典礼。
1961年，景治君与李巧珍结婚。婚礼就在广钢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她那时17岁，厂花，很漂亮。嫁给我，她家人都反对。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没学历，没背景，无职无权，老家还在农村。但她就是认定了。”
当初景治君决定辞职，心里也有些忐忑，便和妻子商量：“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李巧珍说：“你放心，真到那个时候，还有我的工资，不敢说吃得好，但我们肯定能吃饱，饿不着。”妻子的这句话，让景治君感念至今。这么多年来，景家经历了很多沟坎。景治君说：“只要我决定的事情，她都支持。”
在儿女的眼中，父亲是苦行僧，年逾70，依然每周工作6天，上工地，看图纸，不知疲倦。但每周日都是雷打不动的“夫人时间”，江边漫步，执手相依。而母亲，时至今日，还保持着俭朴的习惯。全家外出就餐，母亲从不点贵菜。景家秉持朴素家风，与母亲分不开。金婚典礼自然是景家的大事。儿子亲自策划，地点选在广州花园酒店。景家准备请来故交新知，欢聚一堂。
听说金婚典礼，一位朋友脱口而出：“金婚？50年？那得熬多久啊！”这成了段子。在离婚率比结婚率高的今天，坚守一份婚姻确非易事。景治君说：“哪里都有诱惑，关键是对家庭的责任。”
“有句话，是绝对真理，家和万事兴。”在景治君看来，50年的爱情，既是岁月的犒赏，也是他和妻子送给儿孙最好的礼物。
2004年，他的代表作广州“凯旋会”就是“中国豪宅第一高”，无论建筑范式，还是商业运作，都成为中国豪宅地标，是豪宅市场后来者的“必修课”。2011年，他的新作更是打出旗帜：“献给100位影响GDP的人”。
佳作不断，出手即是传奇。景治君的作品早已为人津津乐道，但外界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甚至在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上，也找不到关于他个人的更多资料。在景治君的世界里，一面是炫目豪宅、引领市场，一面是隐者风范、深藏不露。
“盖房子，要对得起这块土地”
景治君的根扎在广州。他的“景兴地产”在过去十几年里主营的都是豪宅，或在珠江之畔，或在江心岛上。这已经成了景氏豪宅的一大特色——都是黄金地块中的黄金地段。从“岭南会”、“凯旋会”到“爱群荟景湾”，这种极致的商业追求，体现在景治君所有作品中。
珠江为什么叫珠江？因为一块石头——海珠石。在关于广州历史的美丽传说中，海珠石是两千年前一位波斯商人遗落在江中的明珠。
“爱群荟景湾”动工的时候，景治君根本没有想到，这块传说中的海珠石就在选址地之下。这无疑是一个意外惊喜，也让镇城之石上的这座新豪宅，从一开始就成为城市传奇。
撇开海珠石的惊喜不谈，这个项目所在的长堤与爱群大厦、十三行路毗邻，本身就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价。爱群大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南部的最高建筑。而十三行路早在200年前就是世界闻名的财富街，18世纪世界最大的财富集团之一——广州十三行曾在这里，路名也由此而来。
“盖房子，要对得起这块土地。”景治君说。一个来自迈阿密的灵感，成为“爱群荟景湾”值得炫耀的一笔：每一户的观景台都是游艇式造型，眼前是平阔的珠江水面，置身其中，仿佛在豪华游艇上度假。空中别墅的设计，也在这里被渲染至极：顶层的空中别墅面积达1200平方米，每个空中别墅内，装潢极为考究，施华洛世奇特别定制的水晶龙头，英国皇室御用墙纸，比尔·盖茨别墅使用的智能安防系统，等等。
近年，景兴地产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开始涉足商业地产。新项目是在广州的北京路，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投建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景豪坊和一家五星级酒店景豪大酒店。黄金之地，是城市的稀缺资源，景治君追求的是唯一。
而精耕细作是景氏豪宅的“基本功课”。景氏豪宅，运作周期较长，6年推一个项目，有的项目酝酿时间甚至长达10年。他的耐力和韧性可见一斑。
“下海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走进景治君的办公室，印象最深的是摆在显眼处的一个金色舵盘，显示着主人的身份——景兴地产的“船长”。
景治君掌舵的是家族企业，儿子景艺杰、女儿景艺晖是其左膀右臂。鲜少有人知道，景治君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1985年下海经商时，他已经48岁了。
回忆下海初衷，景治君说：“在体制内干得有点窝火，下海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此前，景治君一直在国企工作。1959年从部队转业后，22岁的景治君成为广州钢铁厂的员工。他从钳工干起，当过车间主任、动力设备科科长等。45岁那年，一个偶然事件，将他推到争议的风口浪尖。
当时的景治君，要监管生产服务部门，包括运输队。他发现，运输队的司机们干完活，无所事事，没到下班时间，就支起牌局打扑克，输牌的满脸贴着花纸条。他看不下去：“为什么不干点正事？”
景治君思来想去，要把司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拿出改革方案：完成生产任务后，可以接外活，所得利润三七分，三成归企业，七成归个人。这样的改革自然得到运输队上上下下的欢迎。
谁曾想，这项企业个人双受益的改革，却引起轩然大波。不同的声音一下子涌到景治君面前：你要把工人往哪里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随即成了全厂大讨论，改革因此搁浅，司机们又回到了牌桌上。
这个时期的景治君，经历的改革受挫不止这一次。
1979年，景治君调到冶金机械厂工作。当时的国企普遍亏损，扭亏成了工作重心。在一线积累的丰富经验，让他认识到：国企要赢利，就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他很快找到了这家国企亏损的根源：主营业务没有市场前景。“我们搞冶金维修，但大型冶金企业都有自己的机修队，根本不需要外包。”
没有商机，就要找商机。景治君建议：上摩托车组装项目。以这家企业的技术力量看，完全可行。更何况，当时广州根本没有摩托车生产。日本来广州办摩托车展览，连样品车都被预订一空。市场潜力不言而喻。
然而，景治君的建议被主管部门打了回来，理由很简单：都没干过的事，谁能保证成功？
一次次受挫，搁谁都难免心寒。但当时的国企体制就是这样，缺乏市场意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一个怪圈。要不就向现实妥协，守住铁饭碗，但景治君实在不甘心。回忆当时的心情，景治君说：“经济发展是大方向，中国没有退路。对我来说，再不干就没时间了。”
领导劝他：“我们姓‘共’，离开国企你寸步难行。”这反而让景治君更坚定了辞职的想法：“我就做给你们看看！”
辞职后，景治君第一个体验是社会地位的落差。以前在国企，出差坐飞机，住高级饭店，现在是单干户，在出门还需要介绍信的年代里，赤手空拳闯天下，处处遇槛，事事有难。
下海初的“呛水”，更不待言。本来，辞职后景治君计划筹集160万资金办新厂。等真干起来，到位的资金只有2万，还是预付货款。他四处活动，毫无进展。一个星期下来，景治君病倒在床上，嗓子哑了，干张嘴，说不出话，有苦道不出。
“那是我最难的时候，”景治君说，“后来想明白了，做事难，不做更难。”
最初的10年，他办过电热设备制造企业，做过大型制冷压缩机贸易。1995年，景治君开始战略转向，进入房地产业。
“为少数人服务，商业风险最小”
与同时起步的房地产同行相比，景治君有着截然不同的商业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政治理念上，我们说要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但在商业上，为少数人服务风险最小。”建豪宅，是其理念使然。
景治君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首部作品“岭南会”，在珠江江心的二沙岛上，与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相邻。“岭南会”项目在1995年正式启动。1995年是中国房地产业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刚刚破灭，广东房地产市场一片低迷。投资者谈房色变，媒体曝光的烂尾楼一座接着一座。这时候进入房地产市场，不是大智大勇，就是自寻烦恼。
景治君偏偏在这个时候入市。所有人都看到了风险，他却看到机会。当时的二沙岛上还比较荒，没有几栋建筑。景治君说：“很多人觉得这个项目风险大，但在我看来，二沙岛在广州绝无仅有，是唯一的。”
1999年，“岭南会”面世，一举获得“1999年度全国优秀建筑”等荣誉。景治君的营销方式独特，只租不售，引来驻穗外交官和跨国公司高管们的青睐。景兴地产一鸣惊人。
危中有机、风险中准确捕捉机遇，几乎成了景治君的一贯思维。
在2004年的中国，52层、200米高的“凯旋会”，不仅是豪宅第一高，也是住宅建筑的第一高。写字楼、公共建筑超高，可以理解，毕竟不会有人24小时生活在上面。但住宅就不同了，是全天候的生活场所。超高豪宅建设难度大，更重要的是，有人敢买吗？
看到景治君“一意孤行”，朋友劝他：“住宅建这么高，市场未必接受，何况豪宅呢。”业内也传出冷言冷语：“看看景治君这次怎么栽吧！”甚至家人也对他此举感到困惑。
“实际上，当初我有十足把握。”景治君说：“当时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豪宅已经不止这个高度，我更大的信心来自悉尼。”悉尼的人口密度并不高，但在面对大海的悉尼湾，超高层豪宅往往销售一空。对景治君来说，问题不是做与不做，而是怎么做得更好。
“凯旋会”在建筑设计上开创了一个国内先例——“大平层”。说白了，就是把别墅搬到空中，每户面积都在300平方米以上，甚至一层一户，别墅功能在这里应有尽有。面世不久，200多套“空中别墅”迅速出手。当初所有人的担心也随之烟消云散。
如今，研究者发现，高端物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以2008年为例，美国房价整体下跌30%，而豪宅价格逆势上涨。
“买我房子的人都赚满了。”谈起“凯旋会”，景治君面露微笑。一位客户，当初花2300万元买下顶层700平方米的豪宅，到2010年转手时，变成了1亿元，4倍的回报率。
“家和万事兴”
2011年10月，景家在为一件事忙碌——景治君和夫人李巧珍的金婚典礼。
1961年，景治君与李巧珍结婚。婚礼就在广钢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她那时17岁，厂花，很漂亮。嫁给我，她家人都反对。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没学历，没背景，无职无权，老家还在农村。但她就是认定了。”
当初景治君决定辞职，心里也有些忐忑，便和妻子商量：“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李巧珍说：“你放心，真到那个时候，还有我的工资，不敢说吃得好，但我们肯定能吃饱，饿不着。”妻子的这句话，让景治君感念至今。这么多年来，景家经历了很多沟坎。景治君说：“只要我决定的事情，她都支持。”
在儿女的眼中，父亲是苦行僧，年逾70，依然每周工作6天，上工地，看图纸，不知疲倦。但每周日都是雷打不动的“夫人时间”，江边漫步，执手相依。而母亲，时至今日，还保持着俭朴的习惯。全家外出就餐，母亲从不点贵菜。景家秉持朴素家风，与母亲分不开。金婚典礼自然是景家的大事。儿子亲自策划，地点选在广州花园酒店。景家准备请来故交新知，欢聚一堂。
听说金婚典礼，一位朋友脱口而出：“金婚？50年？那得熬多久啊！”这成了段子。在离婚率比结婚率高的今天，坚守一份婚姻确非易事。景治君说：“哪里都有诱惑，关键是对家庭的责任。”
“有句话，是绝对真理，家和万事兴。”在景治君看来，50年的爱情，既是岁月的犒赏，也是他和妻子送给儿孙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