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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理性”自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以来，经历了两个参世纪的发展和修正，其基本内涵即“不断追逐，效益最大化”“并没有改变，且经由市场绎济的发展而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经济理性”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是人类贪婪本性的催化剂，面临着“理性失败”的博弈困局，且不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经济理性；贪婪和性；理性失败；社会公正
一、“经济理性”的发展历程
“经济理性”的提法源于：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通常表述为：在市场经济中。理性人的决策以使自身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斯密看来，人的自然本性与自利求利的行动动机，在自由商品经济下表现出了异常强大的行动驱动力，驱使人们进行相互有利的交易，从而支撑和确保社会的稳定健全发展。因此，利己心是社会进步和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催生了现代经济社会转型，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原因。通常情况下，“理性经济人”总是自利的，即一切行为都是为自己的个人目的服务，人在经济生活中总是受个人利益或利己的动机所驱使，能认真地对各种可能的抉择权进行比较，以便找出一个能使他耗费给定的代价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最优方案。在斯密之后，詹姆斯·穆勒系统论述“理性经济人”的三大特征，即(1)自利原则。人们的行为动机总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2)完全理性原则。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成本一收益原则或趋利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自由选择；(3)公共福利性原则。经济人的自利活动最终都会增进社会公共福利。
传统的“经济理性”隐设了两个基本前提：完全的信息与完全的理性，在信息量较少，市场复杂程度较低的现代西方世界，这两个前提基本能够实现，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与人脑本身的限制下，借由“完全信息”与“完全理性”的决策完全是不可能的。20世纪2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决策时常偏离经济理性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关注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另一方面还关注以个人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即帕累托最优状态。20世纪40年代，赫伯特·西蒙主张用“不完全信息”代替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完全信息”，用“有限理性”代替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完全理性”，用“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满意标准代替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利益最大化”和最优标准等等。西蒙认为，个体并不是完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人，个体的追求还包含一些社会性、道德性因素，这说明“经济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有限理性的根据在于固有系统根本的不确定性。“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以及西蒙的有限理性限制从主、客观两方面证明了“经济理性”必须要与某些社会准则、个人偏好联系起来，共同影响社会决策。但是在“资本一商品一资本”的现俄社会大生产链条中，由于资本的地位不断扩张甚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构成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性’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绑定者或“天然的同盟者”，依旧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的、甚至是惟一的价值取向，深入人心，难以动摇。
二、“经济理性”的现实困境
(一)“经济理性”是人类贪婪本性的催化剂
大多数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应当考虑社会效益(基于契约论思想)或尊重社会道德规范(基于德性论思想)，经济理性本身作为功利主义价值的产物，天生具有目的论的利己本性。与“经济理性”构成表里关系的市场经济，不管法律监管、道德监督如何完善，也必然隐含着内在的不符合社会效益的利己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及其自我运作的贪婪本性：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原始拥有和市场投入、交易运作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只能是大鱼吃小鱼式的滚雪球逻辑，亦即资本及其拥有者之间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市场逻辑；任何经济行为的主体，无论是国家还是金融机构，归根结底都是人。本然利己的行动动机所诱发的利己主义行为，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必然造成人人之间、社群之间、阶层之间、乃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无体止的利益冲突。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市场竞争造成的利益冲突甚至系统性的社会动荡已是屡见不鲜，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了现代民主国家对“人人平等”的普遍人权承诺。
在金融领域，学界认为对风险利润的疯狂追逐源自于不断失衡以至，于严重脱节的外部激励与风险约束的制度设计，而提供这个。外部激励”的最终因素，其实正是主张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中，效率激励是完全意义上的主导，风险约束，社会秩序，公平的维护被置于次等的地位，因而人的智力和欲求被极大的煽动起来，人类的贪婪本性被视作追逐“效益最大化”的最廉价手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为鼓励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制定的一系列破产保护规定，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使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金融从业人员逃脱实质上的财产损失，无疑大大减轻了风险扩张的代价，风险扩张几乎可以算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个最廉价手段一旦与具有隐秘性、合法性、高收益、低风险(对于金融从业者自身而言)的金融势力连接起来，便可在极短的时间内渗透到社会的每j一个角落，以整个社会承担巨额风险为代价牟取自己的最大收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隐秘性(在金融衍生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中，风险识别和界定极其模糊)，只有少数的金融人士知悉金融产品的风险内幕，而多数的金融从业者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一无所知。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用社会道德规范去衡量，得出其因没有顾及社会效益而不道德的结论，对于后者，社会道德规范无法起任何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只能将“原罪”归咎于煽动人类贪婪本性的“经济理性”及其统御下的经济制度的失败。“经济理性”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主导，直接影响到了融资人的投资策略、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国家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甚至影响到了金融人士的心理机制、自利与贪婪本性这些最深层次的因素，这也就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构性问题和从业人员的道德问题。“经济理性”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无意中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社会效益的做法成为合理，使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成为必然。
(二)“经济理性”遭遇“理性失败”
“理性失败”是博弈理论的重要结论之一，可以通常表述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通常无法达到个人效率的最大满足。在著名的博弈论案例“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严格占优”的个人策略，即无论对方如何选择，这一策略总可以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采取不同于占优策略的策略(即采取更合作的策略)，他们的目标反而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根据“公职人员廉洁研究”的政府数据，在∞至 07的三年间，有25家金融机构总共发放近。万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约占次贷总额的72％，是导致美国楼市大跌，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25家沉迷于高风险借贷的机构甚至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花旗集团和英国汇丰控股。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次贷机构许多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所有，或者在房贷方面得到各家银行的鼎力支持，“出于对高收益、高风险房贷证券的渴求，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向次贷项目提供了巨额资金。”这些次贷机构是依据什么原则进行的风险决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基于_÷系列既定的数学模型，这些数学模型本身是严格的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理论正当推演的结果。换句话说，选择何种风险内容和程度完全是出于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目标的考量，对于金融机构个体来说，是“严格占优”的策略。但是，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博弈场，不仅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不可能获取到所有的信息，而且社会中——特别是在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中——本身就存在者无法估测甚至无法被发现的系统性风险。当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以严格建立在“经济理性”基础之上的决策理论选定策略时，可能会达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恐慌性的挤兑，市场信心突变，都会导致泡沫的突然破灭“裸泳者”浮上水面。
(三)“经济理性”缺乏社会公正的机制
“经济理性”下的市场经济仅仅提供一种基于产权、资本、交易之自由秩序的“市场公正”，而不是一种“社会公正”。自由竞争、公平起点、规则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市场机制，在参与竞争，的人所具有的原始资本有多有少、竞争能力或强或弱及其他相关的偶然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只能决定市场规则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不能期待结果公平。在某种意义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经济理性，，方法论在催生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过程，恰好同社会普遍正义背道而驰，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公正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金融机构作为巨额资产的实际操纵者，无论在资本的所有量上，还是在竞争能力上，在市场竞争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金权作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权利，甚至可以通过对资本的特殊运用(例如贿赂、游说、操纵媒体、影响竞选等手段)，达成自己的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在“经济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下，是无法期待金融机构能顾及普罗大众的利益，放弃可能为自己获取巨额利益的风险博弈的，风险博弈的结果则必然是风险积累的最后爆发，社会大众最终承受了最大的利益损失。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开放性的一般特征，受制于国家体制的政治影响力，公有制经济本质上代表着国家、社会利益，“经济理性”被“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所制约，以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质上避免了经济_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社会风险，从而达到“社会公正’”。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市场经济竞争性有余而平等性(政府资本过多)、法制性(法律、监管不完善)、开放性(财政缺乏透明度)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兴起，国民信仰、文化传统的流失，贫富差距扩大，人民内部利益冲突增加，社会缺乏公正，“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仍未建立，“经济理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断言：如果无法建立起一个社会普适的偏好体系来为“经济理性，，这个有限理性加入“社会公正”的外延，金融从业者不能树立起向社会负责的心态，随着金融领域复杂程度的提高和金融衍生锁链的延长，类似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必将在中国再次上演；如果最终无法以“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制约“经济理性”，以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理想，则市场经济的社会风险将始终无法消除。
参考文献
[L]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74-176
[2]马骏骚，谁是金融风暴幕后元凶々’东方网http：//finance.QQ.com，2008—09-19—07：48
[3]万俊人，论正义之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哲学研究，2009(2)
[4]王西华，经济理性的哲学批判与金融理性的科学建构，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1)
[关键词]经济理性；贪婪和性；理性失败；社会公正
一、“经济理性”的发展历程
“经济理性”的提法源于：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通常表述为：在市场经济中。理性人的决策以使自身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斯密看来，人的自然本性与自利求利的行动动机，在自由商品经济下表现出了异常强大的行动驱动力，驱使人们进行相互有利的交易，从而支撑和确保社会的稳定健全发展。因此，利己心是社会进步和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催生了现代经济社会转型，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原因。通常情况下，“理性经济人”总是自利的，即一切行为都是为自己的个人目的服务，人在经济生活中总是受个人利益或利己的动机所驱使，能认真地对各种可能的抉择权进行比较，以便找出一个能使他耗费给定的代价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最优方案。在斯密之后，詹姆斯·穆勒系统论述“理性经济人”的三大特征，即(1)自利原则。人们的行为动机总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2)完全理性原则。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成本一收益原则或趋利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自由选择；(3)公共福利性原则。经济人的自利活动最终都会增进社会公共福利。
传统的“经济理性”隐设了两个基本前提：完全的信息与完全的理性，在信息量较少，市场复杂程度较低的现代西方世界，这两个前提基本能够实现，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与人脑本身的限制下，借由“完全信息”与“完全理性”的决策完全是不可能的。20世纪2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决策时常偏离经济理性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关注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另一方面还关注以个人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即帕累托最优状态。20世纪40年代，赫伯特·西蒙主张用“不完全信息”代替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完全信息”，用“有限理性”代替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完全理性”，用“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满意标准代替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利益最大化”和最优标准等等。西蒙认为，个体并不是完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的人，个体的追求还包含一些社会性、道德性因素，这说明“经济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有限理性的根据在于固有系统根本的不确定性。“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以及西蒙的有限理性限制从主、客观两方面证明了“经济理性”必须要与某些社会准则、个人偏好联系起来，共同影响社会决策。但是在“资本一商品一资本”的现俄社会大生产链条中，由于资本的地位不断扩张甚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构成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性’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绑定者或“天然的同盟者”，依旧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的、甚至是惟一的价值取向，深入人心，难以动摇。
二、“经济理性”的现实困境
(一)“经济理性”是人类贪婪本性的催化剂
大多数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应当考虑社会效益(基于契约论思想)或尊重社会道德规范(基于德性论思想)，经济理性本身作为功利主义价值的产物，天生具有目的论的利己本性。与“经济理性”构成表里关系的市场经济，不管法律监管、道德监督如何完善，也必然隐含着内在的不符合社会效益的利己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及其自我运作的贪婪本性：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原始拥有和市场投入、交易运作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只能是大鱼吃小鱼式的滚雪球逻辑，亦即资本及其拥有者之间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市场逻辑；任何经济行为的主体，无论是国家还是金融机构，归根结底都是人。本然利己的行动动机所诱发的利己主义行为，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必然造成人人之间、社群之间、阶层之间、乃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无体止的利益冲突。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市场竞争造成的利益冲突甚至系统性的社会动荡已是屡见不鲜，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了现代民主国家对“人人平等”的普遍人权承诺。
在金融领域，学界认为对风险利润的疯狂追逐源自于不断失衡以至，于严重脱节的外部激励与风险约束的制度设计，而提供这个。外部激励”的最终因素，其实正是主张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中，效率激励是完全意义上的主导，风险约束，社会秩序，公平的维护被置于次等的地位，因而人的智力和欲求被极大的煽动起来，人类的贪婪本性被视作追逐“效益最大化”的最廉价手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为鼓励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制定的一系列破产保护规定，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使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金融从业人员逃脱实质上的财产损失，无疑大大减轻了风险扩张的代价，风险扩张几乎可以算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个最廉价手段一旦与具有隐秘性、合法性、高收益、低风险(对于金融从业者自身而言)的金融势力连接起来，便可在极短的时间内渗透到社会的每j一个角落，以整个社会承担巨额风险为代价牟取自己的最大收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隐秘性(在金融衍生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中，风险识别和界定极其模糊)，只有少数的金融人士知悉金融产品的风险内幕，而多数的金融从业者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一无所知。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用社会道德规范去衡量，得出其因没有顾及社会效益而不道德的结论，对于后者，社会道德规范无法起任何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只能将“原罪”归咎于煽动人类贪婪本性的“经济理性”及其统御下的经济制度的失败。“经济理性”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主导，直接影响到了融资人的投资策略、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国家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甚至影响到了金融人士的心理机制、自利与贪婪本性这些最深层次的因素，这也就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构性问题和从业人员的道德问题。“经济理性”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无意中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社会效益的做法成为合理，使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成为必然。
(二)“经济理性”遭遇“理性失败”
“理性失败”是博弈理论的重要结论之一，可以通常表述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通常无法达到个人效率的最大满足。在著名的博弈论案例“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严格占优”的个人策略，即无论对方如何选择，这一策略总可以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采取不同于占优策略的策略(即采取更合作的策略)，他们的目标反而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根据“公职人员廉洁研究”的政府数据，在∞至 07的三年间，有25家金融机构总共发放近。万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约占次贷总额的72％，是导致美国楼市大跌，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25家沉迷于高风险借贷的机构甚至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花旗集团和英国汇丰控股。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次贷机构许多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所有，或者在房贷方面得到各家银行的鼎力支持，“出于对高收益、高风险房贷证券的渴求，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向次贷项目提供了巨额资金。”这些次贷机构是依据什么原则进行的风险决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基于_÷系列既定的数学模型，这些数学模型本身是严格的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理论正当推演的结果。换句话说，选择何种风险内容和程度完全是出于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目标的考量，对于金融机构个体来说，是“严格占优”的策略。但是，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博弈场，不仅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不可能获取到所有的信息，而且社会中——特别是在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中——本身就存在者无法估测甚至无法被发现的系统性风险。当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以严格建立在“经济理性”基础之上的决策理论选定策略时，可能会达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恐慌性的挤兑，市场信心突变，都会导致泡沫的突然破灭“裸泳者”浮上水面。
(三)“经济理性”缺乏社会公正的机制
“经济理性”下的市场经济仅仅提供一种基于产权、资本、交易之自由秩序的“市场公正”，而不是一种“社会公正”。自由竞争、公平起点、规则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市场机制，在参与竞争，的人所具有的原始资本有多有少、竞争能力或强或弱及其他相关的偶然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只能决定市场规则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不能期待结果公平。在某种意义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经济理性，，方法论在催生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过程，恰好同社会普遍正义背道而驰，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公正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金融机构作为巨额资产的实际操纵者，无论在资本的所有量上，还是在竞争能力上，在市场竞争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金权作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权利，甚至可以通过对资本的特殊运用(例如贿赂、游说、操纵媒体、影响竞选等手段)，达成自己的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在“经济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下，是无法期待金融机构能顾及普罗大众的利益，放弃可能为自己获取巨额利益的风险博弈的，风险博弈的结果则必然是风险积累的最后爆发，社会大众最终承受了最大的利益损失。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开放性的一般特征，受制于国家体制的政治影响力，公有制经济本质上代表着国家、社会利益，“经济理性”被“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所制约，以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质上避免了经济_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社会风险，从而达到“社会公正’”。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市场经济竞争性有余而平等性(政府资本过多)、法制性(法律、监管不完善)、开放性(财政缺乏透明度)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兴起，国民信仰、文化传统的流失，贫富差距扩大，人民内部利益冲突增加，社会缺乏公正，“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仍未建立，“经济理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断言：如果无法建立起一个社会普适的偏好体系来为“经济理性，，这个有限理性加入“社会公正”的外延，金融从业者不能树立起向社会负责的心态，随着金融领域复杂程度的提高和金融衍生锁链的延长，类似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必将在中国再次上演；如果最终无法以“政治理性”或“社会理性”制约“经济理性”，以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理想，则市场经济的社会风险将始终无法消除。
参考文献
[L]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74-176
[2]马骏骚，谁是金融风暴幕后元凶々’东方网http：//finance.QQ.com，2008—09-19—07：48
[3]万俊人，论正义之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哲学研究，2009(2)
[4]王西华，经济理性的哲学批判与金融理性的科学建构，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