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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译者主体观照下，通过对辜鸿铭的生活经历、时代背景和翻译动机的分析说明了《论语》关键词翻译的局限性，指出辜氏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没能起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层面 成长经历 时代背景 翻译动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怪杰”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自1898年在上海发行至今，一直是儒学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人说辜氏“用英文译《论语》泰西购物者近百万”。辜氏的译本的确在台湾地区数次重印，在当时社会的确流传很广。
辜氏《论语》英译本有其独特之处，它运用流畅体面的英文表达呆板无味的中国文言文，是古籍翻译历史上的突破。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本文将在译者主体性理论下，通过分析辜鸿铭的生活经历、时代背景和翻译动机指出《论语》关键词翻译实例的局限性。
一 译者主体性含义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提出“文化转向”以来，译者主体性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主体的本质表现在其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特征中，多年的译学研究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翻译过程中译者处于积极活跃的主要地位，译者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意识思维、文化底蕴都会加入到翻译过程中，影响着翻译目的的形成和对原文本的理解，面对译入语的文化制约，译者也会采用适应的翻译策略对文本进行阐释，力争让译本被译入语国家接纳。
翻译是两种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如杨武能率先对文学翻译家的人格心理做了探讨，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的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创造性的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原作的真实表达和读者的阅读期待都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很好地驾驭其中，满足读者阅读品位的同时，更好地传达原作的深层意识。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论语》英译者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有其独特的个性，这与他不平常的身世阅历有密切关系。译本的成功与否也与译者辜鸿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息息相关。
1 成长经历造就辜鸿铭偏执的个性
辜鸿铭自幼学习西方语言，青少年时代就留学英国，走遍欧洲大陆，精通数门欧洲语言，深得英美人文浪漫派文学之精髓，了解欧洲宗教、哲学及民俗等理论的同时培养了敢于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
另一方面，辜氏在欧洲学习时，正赶上了欧洲殖民掠夺时期，他看到一方面西方列强大肆掠夺弱小民族，一方面西方哲人志士们正茫然于寻求解救世界的良方，外强中干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有太多的顽劣之处。作为拥有黄皮肤和长辫子的中国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浪漫主义理论寻求其对和平与平和的追求，却常常成为其耻笑的对象，他的尊严受到重创，因此，他变得愤世嫉俗，从最初的自卑到最终的自负，他以狂放的姿态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尽管一个时代在落败，他还是试图在那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耻辱的年代重新塑造自尊自信自强，这使得他更倾向于研究西方世界的弊端，深究东方文化精髓，以医治自己的创痛。西欧批判的浪潮使辜氏觉得西方文明不过如此，通过涉猎中国典籍，他因此推崇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认为这才是拯救世界的良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希望借助于他对东西方的了解，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批判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背后的道德败坏，呼吁西方社会关注真实的中国形象，宣扬其优越性，重塑中国文化的自尊。但他传播中国文化时，无论是从思考政治还是从言论时事上都惯以从品德出发，他熟悉道德问题，习惯进行道德教化，用道德理念看问题，他所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但最终这些话题都会落脚于道德这一核心言论，这种偏执的道德人文观念，直接导致他在比较中西方传统文化特征时，武断地提出中国以品德为基础，是良民宗教，西方则金钱至上，是急功近利的民族，宣说只有中国儒家道德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乃至疮痍的世界，但其想法却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言论多源于他对儒学的极度迷恋，反映出他性格执拗的特征。
2 时代背景导致辜鸿铭翻译语境西方化
19世纪后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欧洲列强的步步紧逼面前节节退让。各帝国主义凭借大炮战舰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霸占中国，凌辱中国人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对中国采取欺压和摧残，因此，他们在思想上也逐渐拥有侵略合理的优越心理，有意歪曲中国文化，贬低中华民族。西方人普遍歧视中国，这种对文化和民族的轻视也纵容了西方侵略者的霸道气焰，同时更将中华民族推进水深火热之中。
这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唤醒国民的忧国意识，将大量书籍著作进行中外互译，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内学习西方科技。面对在国际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中国现状和内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尊，使得辜鸿铭的心理产生巨大落差，因此，他竭力批判资本主义全力以赴美化东方文化。于是，在这种心態和社会背景下，他选择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
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中国学者往往不由自主地用西方人的眼光与价值观来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下进行自我批判和改造，以西方意识反观自身东方文化，所以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将西方文化加入中国文化的外译中，不可避免地将西方价值取向看作自我评价事物的标准。
3 翻译策略影响辜鸿铭翻译动机的实现
辜鸿铭是汉籍外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希望西方人通过阅读他的译文能够反思对中国人现有的成见，改变对中国的个人或国际交往的心态，并号召他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来寻求他所谓的“良民宗教”以拯救自身。 他以独到的眼光透视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对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之中国学研究中存在的偏狭与无知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其中包括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他认为理雅各使用的语言生硬古板，不能很好地呈现中国思想、道德、哲学，鉴于此种动机，辜氏高举“像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那样说话”的原则，采用阐释的手法，以其流畅地道的语言，通过类比、修辞加注等手法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译文过分追求地道的英文表达，其文本体现了贴近西方语言体系的归化倾向，以西方价值取向翻译《论语》中突出特色的术语概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误译现象，没能从一定意义上使外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
三 辜氏《论语》英译本语言层面的翻译实例
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论语》全书共1.2万字，其中包括“仁”、“礼”、“孝”、“德”等核心概念。
1 “仁”的翻译
“仁”是《论语》中的核心词汇之一，是伦理品格的核心，贯穿整个儒学体系。
辜鸿铭英译本把“仁”和“仁者”译为“a moral life”等和“men of moral character”，从其所谓的“有机整体论”出发，侧重西方品位，看作其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总称，然而他忽略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从狭义上看，“仁”指“仁爱”并有别于“智”“知”“勇”“义”等，在此意义上，辜鸿铭用“a moral life”则有扩展概念之嫌。他为了英文翻译得纯正，使得语言流于笼统甚至曲解大意。
2 “礼”的翻译
“礼”的原始意义是：与古代巫术和祭祀、祖先膜拜等相关的礼仪和典礼等。《论语》中的“礼”指人与人恰当的行为规范，虽有宗教性一面，但主要是道德术语。在辜氏译文中，用多种表达手法翻译这个概念，比如“correct forms”“a man of taste”“be courteous”“the principle of rite”等等，同样一个“礼”字，辜氏的翻译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破坏了整体感和统贯感，同样将“礼”的感念扩大化了，用意义宽泛、相差甚远的字眼来解释在原文中意义相近的同一感念，让人摸不着头脑。
3 “德”的翻译
劳斯光认为“仁、德、礼”三者构成儒家学说的灵魂，“德”表达的意思不能与“仁”同日而语，“德”是一种合乎“忠、信、义”这种规范要求的行为力。辜鸿铭把“德”翻译成“moral sentiment”“virtue”等，是想强调品德对于普通人、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但却让读者很难区分他译文中“德”和“仁”的差异。
4 “孝”的翻译
“孝”是中华文化传统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心意，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表现。孝的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等。“悌”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宗法关系。常与“孝”并列，称为“孝悌”。儒家非常重视“孝悌”，把它看作是实行“仁”的根本条件，贯穿于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社会崇尚儒家伦理孝道，辜鸿铭也认为《儒经》是“良民宗教”，因此他用“good son”和“good citizen”来翻译“孝”和“悌”，这样翻译的目的在于表达的整体感。因此，他选用了“good”，但其实扩大了“孝”的内涵，说的比较泛化。
5 “君子/小人”的翻译
“君子”在《论语》中出现108次，更多地是指代品格德行高尚的人。相对而言，“小人”则指品德低下的人。辜鸿铭将这两个词分别翻译为“a wise man/a fool”，实际上将其理解为“智者”和“无知愚昧的人”。从译文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知识和智慧的多少问题。这和《论语》最初的理解背道而驰，一个人的智慧和知识或者可以反映其修养和品德，然而“知”和“智”毕竟是能力问题，不是个人素质。辜氏译文偷换概念，扭曲了原文本意，没有从道德品行上传达《论语》中“君子/小人”的真正含义。
6 “恕”的翻译
所谓“恕”，即“宽恕”“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恕”出现的两个场合，辜鸿铭用“charity”翻译，则偏离准确，因为“charity”包含“慈善”“施舍”等“恕”中没有的意思，宽泛了概念。
通过对《论语》关键词英译的分析，我们看出辜鸿铭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力争用通俗易懂、地道直白的英语表达阐释《论语》的深刻内涵，以求欧洲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接受度及认可度。但在其翻译目的的支配下进行归化译法，却无形中扩大了关键词概念的范围，模糊了字词的真正内涵。
四 结语
儒家学说的传播离不开《论语》的英译，而《论语》英译的准确性又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程度息息相关。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译者受其背景文化的影响，在翻译《论语》时产生误读。辜鸿铭是以争取让中国文化之内涵得到西方肯定，让欧洲看到落后中国的强大一面为出发点，进行《论语》翻译的。但因其生活背景、性格特征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使《论语》关键词翻译产生误读，影响了《论语》真正意义的传播，掩盖了《儒经》的深刻内涵，没能从一定意义上使外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注：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汉文化热”背景下《论语》的英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青年课题，课题编号：201204058。
参考文献：
[1]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2] 杨武能：《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M].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
[6] 劉红新：《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7]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8] 姚志奋：《译者主体观照下〈论语〉两译本对比分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富苏苏，女，1980—，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易娟，女，1978—，河北保定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语言层面 成长经历 时代背景 翻译动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怪杰”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自1898年在上海发行至今，一直是儒学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人说辜氏“用英文译《论语》泰西购物者近百万”。辜氏的译本的确在台湾地区数次重印，在当时社会的确流传很广。
辜氏《论语》英译本有其独特之处，它运用流畅体面的英文表达呆板无味的中国文言文，是古籍翻译历史上的突破。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本文将在译者主体性理论下，通过分析辜鸿铭的生活经历、时代背景和翻译动机指出《论语》关键词翻译实例的局限性。
一 译者主体性含义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提出“文化转向”以来，译者主体性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主体的本质表现在其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特征中，多年的译学研究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翻译过程中译者处于积极活跃的主要地位，译者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意识思维、文化底蕴都会加入到翻译过程中，影响着翻译目的的形成和对原文本的理解，面对译入语的文化制约，译者也会采用适应的翻译策略对文本进行阐释，力争让译本被译入语国家接纳。
翻译是两种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如杨武能率先对文学翻译家的人格心理做了探讨，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的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创造性的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原作的真实表达和读者的阅读期待都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很好地驾驭其中，满足读者阅读品位的同时，更好地传达原作的深层意识。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论语》英译者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有其独特的个性，这与他不平常的身世阅历有密切关系。译本的成功与否也与译者辜鸿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息息相关。
1 成长经历造就辜鸿铭偏执的个性
辜鸿铭自幼学习西方语言，青少年时代就留学英国，走遍欧洲大陆，精通数门欧洲语言，深得英美人文浪漫派文学之精髓，了解欧洲宗教、哲学及民俗等理论的同时培养了敢于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
另一方面，辜氏在欧洲学习时，正赶上了欧洲殖民掠夺时期，他看到一方面西方列强大肆掠夺弱小民族，一方面西方哲人志士们正茫然于寻求解救世界的良方，外强中干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有太多的顽劣之处。作为拥有黄皮肤和长辫子的中国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浪漫主义理论寻求其对和平与平和的追求，却常常成为其耻笑的对象，他的尊严受到重创，因此，他变得愤世嫉俗，从最初的自卑到最终的自负，他以狂放的姿态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尽管一个时代在落败，他还是试图在那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耻辱的年代重新塑造自尊自信自强，这使得他更倾向于研究西方世界的弊端，深究东方文化精髓，以医治自己的创痛。西欧批判的浪潮使辜氏觉得西方文明不过如此，通过涉猎中国典籍，他因此推崇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认为这才是拯救世界的良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希望借助于他对东西方的了解，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批判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背后的道德败坏，呼吁西方社会关注真实的中国形象，宣扬其优越性，重塑中国文化的自尊。但他传播中国文化时，无论是从思考政治还是从言论时事上都惯以从品德出发，他熟悉道德问题，习惯进行道德教化，用道德理念看问题，他所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但最终这些话题都会落脚于道德这一核心言论，这种偏执的道德人文观念，直接导致他在比较中西方传统文化特征时，武断地提出中国以品德为基础，是良民宗教，西方则金钱至上，是急功近利的民族，宣说只有中国儒家道德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乃至疮痍的世界，但其想法却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言论多源于他对儒学的极度迷恋，反映出他性格执拗的特征。
2 时代背景导致辜鸿铭翻译语境西方化
19世纪后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欧洲列强的步步紧逼面前节节退让。各帝国主义凭借大炮战舰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霸占中国，凌辱中国人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对中国采取欺压和摧残，因此，他们在思想上也逐渐拥有侵略合理的优越心理，有意歪曲中国文化，贬低中华民族。西方人普遍歧视中国，这种对文化和民族的轻视也纵容了西方侵略者的霸道气焰，同时更将中华民族推进水深火热之中。
这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唤醒国民的忧国意识，将大量书籍著作进行中外互译，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内学习西方科技。面对在国际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中国现状和内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尊，使得辜鸿铭的心理产生巨大落差，因此，他竭力批判资本主义全力以赴美化东方文化。于是，在这种心態和社会背景下，他选择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
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中国学者往往不由自主地用西方人的眼光与价值观来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下进行自我批判和改造，以西方意识反观自身东方文化，所以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将西方文化加入中国文化的外译中，不可避免地将西方价值取向看作自我评价事物的标准。
3 翻译策略影响辜鸿铭翻译动机的实现
辜鸿铭是汉籍外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希望西方人通过阅读他的译文能够反思对中国人现有的成见，改变对中国的个人或国际交往的心态，并号召他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来寻求他所谓的“良民宗教”以拯救自身。 他以独到的眼光透视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对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之中国学研究中存在的偏狭与无知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其中包括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他认为理雅各使用的语言生硬古板，不能很好地呈现中国思想、道德、哲学，鉴于此种动机，辜氏高举“像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那样说话”的原则，采用阐释的手法，以其流畅地道的语言，通过类比、修辞加注等手法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译文过分追求地道的英文表达，其文本体现了贴近西方语言体系的归化倾向，以西方价值取向翻译《论语》中突出特色的术语概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误译现象，没能从一定意义上使外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
三 辜氏《论语》英译本语言层面的翻译实例
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论语》全书共1.2万字，其中包括“仁”、“礼”、“孝”、“德”等核心概念。
1 “仁”的翻译
“仁”是《论语》中的核心词汇之一，是伦理品格的核心，贯穿整个儒学体系。
辜鸿铭英译本把“仁”和“仁者”译为“a moral life”等和“men of moral character”，从其所谓的“有机整体论”出发，侧重西方品位，看作其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总称，然而他忽略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从狭义上看，“仁”指“仁爱”并有别于“智”“知”“勇”“义”等，在此意义上，辜鸿铭用“a moral life”则有扩展概念之嫌。他为了英文翻译得纯正，使得语言流于笼统甚至曲解大意。
2 “礼”的翻译
“礼”的原始意义是：与古代巫术和祭祀、祖先膜拜等相关的礼仪和典礼等。《论语》中的“礼”指人与人恰当的行为规范，虽有宗教性一面，但主要是道德术语。在辜氏译文中，用多种表达手法翻译这个概念，比如“correct forms”“a man of taste”“be courteous”“the principle of rite”等等，同样一个“礼”字，辜氏的翻译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破坏了整体感和统贯感，同样将“礼”的感念扩大化了，用意义宽泛、相差甚远的字眼来解释在原文中意义相近的同一感念，让人摸不着头脑。
3 “德”的翻译
劳斯光认为“仁、德、礼”三者构成儒家学说的灵魂，“德”表达的意思不能与“仁”同日而语，“德”是一种合乎“忠、信、义”这种规范要求的行为力。辜鸿铭把“德”翻译成“moral sentiment”“virtue”等，是想强调品德对于普通人、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但却让读者很难区分他译文中“德”和“仁”的差异。
4 “孝”的翻译
“孝”是中华文化传统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心意，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表现。孝的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等。“悌”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宗法关系。常与“孝”并列，称为“孝悌”。儒家非常重视“孝悌”，把它看作是实行“仁”的根本条件，贯穿于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社会崇尚儒家伦理孝道，辜鸿铭也认为《儒经》是“良民宗教”，因此他用“good son”和“good citizen”来翻译“孝”和“悌”，这样翻译的目的在于表达的整体感。因此，他选用了“good”，但其实扩大了“孝”的内涵，说的比较泛化。
5 “君子/小人”的翻译
“君子”在《论语》中出现108次，更多地是指代品格德行高尚的人。相对而言，“小人”则指品德低下的人。辜鸿铭将这两个词分别翻译为“a wise man/a fool”，实际上将其理解为“智者”和“无知愚昧的人”。从译文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知识和智慧的多少问题。这和《论语》最初的理解背道而驰，一个人的智慧和知识或者可以反映其修养和品德，然而“知”和“智”毕竟是能力问题，不是个人素质。辜氏译文偷换概念，扭曲了原文本意，没有从道德品行上传达《论语》中“君子/小人”的真正含义。
6 “恕”的翻译
所谓“恕”，即“宽恕”“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恕”出现的两个场合，辜鸿铭用“charity”翻译，则偏离准确，因为“charity”包含“慈善”“施舍”等“恕”中没有的意思，宽泛了概念。
通过对《论语》关键词英译的分析，我们看出辜鸿铭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力争用通俗易懂、地道直白的英语表达阐释《论语》的深刻内涵，以求欧洲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接受度及认可度。但在其翻译目的的支配下进行归化译法，却无形中扩大了关键词概念的范围，模糊了字词的真正内涵。
四 结语
儒家学说的传播离不开《论语》的英译，而《论语》英译的准确性又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程度息息相关。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译者受其背景文化的影响，在翻译《论语》时产生误读。辜鸿铭是以争取让中国文化之内涵得到西方肯定，让欧洲看到落后中国的强大一面为出发点，进行《论语》翻译的。但因其生活背景、性格特征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使《论语》关键词翻译产生误读，影响了《论语》真正意义的传播，掩盖了《儒经》的深刻内涵，没能从一定意义上使外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注：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汉文化热”背景下《论语》的英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青年课题，课题编号：201204058。
参考文献：
[1]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2] 杨武能：《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M].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
[6] 劉红新：《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7]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8] 姚志奋：《译者主体观照下〈论语〉两译本对比分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富苏苏，女，1980—，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理论，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易娟，女，1978—，河北保定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