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2002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的一份监测报告显示，2001年上半年国内艾滋病的报告发病率同比激增67%，如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突破一千万大关。2004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转折点，这一年，“四免一关怀”政策施行，包括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免费就学、对艾滋病患者家庭实施关怀救助。这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
找到感染者，免费检测
要想控制艾滋病疫情，首先要找到感染者。但除非发病，否则艾滋病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检测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唯一手段，怎么让人来做检测，是第一个难关。
199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袁飞进入原贵州省贵阳市防疫站（现贵阳市疾控中心）。500万人口的贵阳市，当时只有两个监测哨点，袁飞的同事周健回忆，“因为人口流动大，我们在哨点监测发现初筛阳性，想回去找当事人，发现人不见了。”即便有人主动寻求检测，也会在费用面前退却。
2003年年底，“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
贵阳市疾控中心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确证实验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为了摸清当时贵阳市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疫情，袁飞、周健与同事们背着采样工具前往几个连片的建筑工地对工人采样。两年不到，贵阳市疾控中心就摸清了当地流动人口中艾滋病的流行情况。
为了让更多人接受检测，袁飞和同事们还到酒吧、KTV等娱乐场所，除了给主动求助者采样，还散发了大量印有疾控中心联系方式的扑克牌和餐巾纸。
2004年，全国建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2081个，到2011年，这类门诊达到8766个，全国所有区县一级行政都至少有一个检测门诊，仅2011年1月至10月，全国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就已完成免费艾滋病检测174.8万人次。
从天价药到免费用药
搜索国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孟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国内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之一。
1995年，33岁的孟林被确诊为艾滋病后，住进了以治疗传染病见长的北京佑安医院太平间旁的一间小屋，开始了向死而生的行军。
1996年下半年，华裔医学博士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开始在美国推广并用于艾滋病治疗。知道消息以后，佑安医院医生徐莲芝通过各种关系为孟林联系到购买抗病毒药物的渠道，“鸡尾酒”疗法让孟林身体好转，但跨国买药的花销让他不得不卖掉北京的房子。
由于相关药物只能靠进口，月花费通常在几千到上万元。对于很多感染者而言，身体的疾病使他们失去了原本就不高的收入，在天价进口药物面前，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2004年，我国正式施行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针对农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当时，国际上能够提供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中国主要依靠5种国产仿制药和进口的拉米夫定、依非韦伦组成一线治疗方案。虽然当时药物种类不多，但正规治疗让HIV（艾滋病）感染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2005年，陈婉容（化名）是在丈夫病重时拿到自己的艾滋病确诊报告单的。她没有固定工作，全靠做建筑工人的丈夫养活她跟三个孩子。丈夫的病逝一度让陈婉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有读过书的她无法了解艾滋病，但死亡的恐惧把她拉回到現实，“一天吃一次，必须按时”。她不识字，小儿子陪她去拿药，把医嘱一字一句念给她听。
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意义在于，当感染者的病毒载量低于检测值时，就无法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从而达到对疾病传播的抑制。更重要的是，接受抗病毒治疗后，感染者能获得与健康人一致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从而回归社会生活。
15年来，陈婉容始终坚持着抗病毒治疗。最初的症状缓解后，她经营了一个家庭农场，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其间她再也没有因为艾滋病而住院。2019年，最大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恢复身体健康和经济 “造血功能”
如何在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恢复经济上的“造血功能”，这是曾经受艾滋病影响家庭最为艰难的事。
从2004年开始，中央开始对标准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生活救济，并积极扶持他们投入生产活动，这被称为“关怀政策”。此后数年，生活救济发放的适用人群从艾滋病感染者逐渐扩大到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既包括无人照料的老人，也包括未满18岁（或已满18岁但仍在高校就读）的人群。
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受影响家庭的关怀，使他们得以迅速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2019年，国务院10个部委联合发布了《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方案提到，当前中国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以性行为感染为主，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殊群体比如青年学生、同性恋感染者还在呈现上升趋势。相应的，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也在做着调整，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防控。
（摘自《南方周末》12.3）
找到感染者，免费检测
要想控制艾滋病疫情，首先要找到感染者。但除非发病，否则艾滋病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检测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唯一手段，怎么让人来做检测，是第一个难关。
199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袁飞进入原贵州省贵阳市防疫站（现贵阳市疾控中心）。500万人口的贵阳市，当时只有两个监测哨点，袁飞的同事周健回忆，“因为人口流动大，我们在哨点监测发现初筛阳性，想回去找当事人，发现人不见了。”即便有人主动寻求检测，也会在费用面前退却。
2003年年底，“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
贵阳市疾控中心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确证实验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为了摸清当时贵阳市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疫情，袁飞、周健与同事们背着采样工具前往几个连片的建筑工地对工人采样。两年不到，贵阳市疾控中心就摸清了当地流动人口中艾滋病的流行情况。
为了让更多人接受检测，袁飞和同事们还到酒吧、KTV等娱乐场所，除了给主动求助者采样，还散发了大量印有疾控中心联系方式的扑克牌和餐巾纸。
2004年，全国建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2081个，到2011年，这类门诊达到8766个，全国所有区县一级行政都至少有一个检测门诊，仅2011年1月至10月，全国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就已完成免费艾滋病检测174.8万人次。
从天价药到免费用药
搜索国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孟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国内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之一。
1995年，33岁的孟林被确诊为艾滋病后，住进了以治疗传染病见长的北京佑安医院太平间旁的一间小屋，开始了向死而生的行军。
1996年下半年，华裔医学博士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开始在美国推广并用于艾滋病治疗。知道消息以后，佑安医院医生徐莲芝通过各种关系为孟林联系到购买抗病毒药物的渠道，“鸡尾酒”疗法让孟林身体好转，但跨国买药的花销让他不得不卖掉北京的房子。
由于相关药物只能靠进口，月花费通常在几千到上万元。对于很多感染者而言，身体的疾病使他们失去了原本就不高的收入，在天价进口药物面前，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2004年，我国正式施行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针对农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当时，国际上能够提供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中国主要依靠5种国产仿制药和进口的拉米夫定、依非韦伦组成一线治疗方案。虽然当时药物种类不多，但正规治疗让HIV（艾滋病）感染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2005年，陈婉容（化名）是在丈夫病重时拿到自己的艾滋病确诊报告单的。她没有固定工作，全靠做建筑工人的丈夫养活她跟三个孩子。丈夫的病逝一度让陈婉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有读过书的她无法了解艾滋病，但死亡的恐惧把她拉回到現实，“一天吃一次，必须按时”。她不识字，小儿子陪她去拿药，把医嘱一字一句念给她听。
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意义在于，当感染者的病毒载量低于检测值时，就无法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从而达到对疾病传播的抑制。更重要的是，接受抗病毒治疗后，感染者能获得与健康人一致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从而回归社会生活。
15年来，陈婉容始终坚持着抗病毒治疗。最初的症状缓解后，她经营了一个家庭农场，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其间她再也没有因为艾滋病而住院。2019年，最大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恢复身体健康和经济 “造血功能”
如何在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恢复经济上的“造血功能”，这是曾经受艾滋病影响家庭最为艰难的事。
从2004年开始，中央开始对标准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生活救济，并积极扶持他们投入生产活动，这被称为“关怀政策”。此后数年，生活救济发放的适用人群从艾滋病感染者逐渐扩大到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既包括无人照料的老人，也包括未满18岁（或已满18岁但仍在高校就读）的人群。
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受影响家庭的关怀，使他们得以迅速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2019年，国务院10个部委联合发布了《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方案提到，当前中国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以性行为感染为主，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殊群体比如青年学生、同性恋感染者还在呈现上升趋势。相应的，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也在做着调整，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防控。
（摘自《南方周末》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