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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虽然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场地区性冲突，但无疑是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世界进程的重大事件，它首先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影响到中、美、苏各自的战略利益和这些政府间的关系，苏联和美国各自的盟国也受到了它们政府有关决策的影响，在战后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中国，在1950-1975年的两场越南战争中，中国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先是20世纪50年代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后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国通过援助越南抗击美国，使美国撤军最终使越南赢得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因此，越南战争超越了一般局部战争，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课题。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外交史学界兴起了“新冷战史”学派。新冷战史研究，就其“新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视野、新角度。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冷战结束，使学者们能够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头有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看待，重新解释。二是新材料，新证据。冷战结束前，西方冷战史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是西方档案，尤其是英美的档案，因此冷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美国外交史、英国外交史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冷战全球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档案的大量公布，使得冷战研究可以建立在多边的、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学派强调利用多国档案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在西方外交史学界引起重大震动。美国华裔学者翟强教授(QiangZhai，Auburn University)的《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即是利用中国新解密、刊布的若干档案材料，特别是利用江苏省等地方档案，结合美国的档案以及越南、苏联的史料写成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与越战关系的学术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指出：“这是一本在冷战国际史中意义重大、资料丰富、有吸引力的新书。”
翟强现为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1年获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留美历史学会会长，是冷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专家，著有《龙，狮，和鹰：1949-1958年中英美关系》，《冷战史百科全书》等专著，以及大量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论文，还担任英文《中国历史评论》，《美国－东亚关系史杂志》等学术刊物的编辑部顾问，经常为国内大学作有关越南战争史和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的讲座。《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是他以英文出版的第二部专著。
除导言和后记外，全书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分9章论述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分别为第一章“承认与援助，1950-1953”、第二章“从奠边府到日内瓦，1953-1954”、第三章“加强与联合，1954-1961”、第四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1-1962”、第五章“纠纷加深，1961-1964”、第六章“面对美国越战升级，1964-1965”、第七章“越南和平会谈，1965-1968”、第八章“从新春攻势到柬埔寨政变，1968—1970”以及第九章“中美改善关系与越南，1970-1975”。
该书导言指出：由于缺乏中国的档案资料，阻碍了西方学者在印度之那冲突中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政策。这本书正是填补这一空白，用中国新近公布的文献资料全面审视在两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中越关系的演变，集中在战略、政治、军事方面。把中国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研究放在历史的、国内和国际的复杂背景下进行分析。这一章指出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一是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毛泽东考虑印度支那政策一个中心的方面；二帮助兄弟共产党和促进反帝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与责任是毛泽东越南政策的关键或者是决定性的因素；三是领袖的个性品质也是决定北京对越南革命态度的重要因素，特别提到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交往；作者还指出毛泽东虽然同情、支持世界上的反帝、反殖运动，但也不希望在越南战场与美国交战，不希望卷入另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作者强调中越关系既一致又矛盾、既有合作又冲突。特别是越南对中国既爱又恨，当面对强敌时就求助中国，而另一方面又渴望保持自己的独立与文化传统。
《中国与越南战争》一书在描述中越关系发展历程的复杂性方面有几个主要的特色与创新。一是作者试图从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来论述中越关系发展、演变的历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作者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不仅要使中国摆脱殖民统治，而且要打破旧的世界秩序，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相信世界革命能够加强和推进中国的革命，相信中国在重塑未来世界革命秩序中扮演特殊重要角色。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卷入印度支那是为了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自我形象。并且作者指出，斯大林鼓励毛泽东在推进亚洲共产主义革命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让中国更多地支持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而苏联则更多地支持西方国家的革命斗争。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坚定地支持越南还应该放在60年代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中国抨击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美苏合作会牺牲越南，中国加大对越南战争的支援和帮助是为了表明中国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从战略利益看，中越两国也存在龃龉之处。比如，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怎样看待印度支那三国关系的问题，越南希望战争结束后三国组成印度支那联邦，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原则则是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看待，保证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以至中越结怨。再比如：在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对于中国而言，防止美国染指老挝、建立一个亲美的老挝政权符合中越两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老挝危机给中国提高东南亚影响力的机会；而对于越南而言，一方面越南需要中国的支持抵抗美国，另一方面又恐惧中国损害越南在老挝的特权和特殊地位。这样中越在老挝的竞争成为北京与河内合作倒退的重要理由。特别是中越对于1965-1968年越美和平谈判存在根本分歧，作者强调北京强烈反对河内与华盛顿谈判，是为了把美国拖在越南，可以减少和限制苏联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影响力，而越南领导人寻求和华盛顿谈判是作为赢得战争的一种手段，这样，很明显河内同华盛顿谈判加速了中越关系的紧张。
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历史上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周边的小国为其附属国，中国皇帝把越南看作其朝贡国。假如这种朝贡体制被国内或者国外力量威胁的时候，中国会毫不犹豫派部队进入越南进行镇压，中越两国间有过不愉快的历史，他们怕被出卖。而越南历史上也有效仿中国模式和风俗的传统，越南尊重中国的封建帝国优势是躲避战争的一种方式，越南历史上也有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意向，中国对此也一直。
二是作者力求从国内政治的视角诠释中越关系变化。作者在提到中国对日内瓦会议的考虑时指出：中国在1949年建国毛泽东的国家和革命的目标是：统一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战争打破了他的计划， 这场战争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任何改变国际平衡格局的努力都会招致美国极其盟国的抵制，因此毛泽东希望减少亚洲紧张来从事国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对于中国来说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不希望日内瓦会议无果而终。而越南则不情愿接受日内瓦协议的结果，越南领导人认为中国在印度支那有自己的战略目的，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有限性。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劳动党面对两项基本任务：一是重建北越，二是统一南越，在这两方面寻求中国支持。对于第一方面，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支持和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而对于第二方面，中国领导人则建议保持谨慎和忍耐，鼓励越南做好准备和等待时机。作者认为中国的这种态度反映了毛泽东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和不想引起美国的报复而影响中国的国内建设。
部分由于越南南方领导人的压力，部分由于北越经济形势的改善，1959年1月越南劳动党第十五次会议宣布使用武装斗争解放南方，中国领导人对此仍然保持谨慎。作者强调尽管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在1958年迅速左转，但是没有使中国政府对越南态度产生直接影响，主要还是毛泽东不想招致美国的报复。作者指出，到了1960年，中国更多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却不鼓励越南把战争升级。
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和1965年初美国约翰逊政府在越南南方的战争升级后，中国加大对越南北方经济、军事援助，声称战争打起来，中国就是战争的大后方。作者认为毛泽东加大援越是为了调动国内人民的反美情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
三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中越关系的演变，把中越关系置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框架下，指出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首先是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巨大影响。
苏联为了寻求西方对其缓和政策的理解，竭力不卷入战争。而且，随着中国对越南影响的持续增长，苏联对印支地区的兴趣也相应减弱，为此，赫鲁晓夫对越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苏联不愿意为支持越南党的抗美斗争，尤其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牺牲与西方的关系，丧失同美国合作的前景。面对中苏关系破裂的趋向，越南虽然态度暧昧地从中斡旋，却还是在60年代前期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作者指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的领导人加大对北越的军事、经济援助，明显是为了和中国竞争赢得北越在社会主义阵营对苏联的拥护。而同时在1965年，中国也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援越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而是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和中苏两党展开在印度支那扩大自身影响的竞争有密切关系。
对于越南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与美国进行和谈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因此，从1965到1967年，中国始终认为举行和谈的时机还不成熟，提醒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反对在越美和谈中的苏联主导权倾向。
作者强调，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以后，毛泽东习惯地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作为衡量越南态度的标准，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观察与判断，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
其次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作者指出：越南对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心存疑虑，担心被出卖。尽管在基辛格两次秘密访问北京后，周恩来立即飞往河内通报中美会谈情况，但是仍然不能打消越南方面的疑虑。其中，作者提到越南支持中国在1971年加人联合国，但是中国却背叛河内与美国改善关系。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和解，中国劝告越南适时结束越战，敦促越南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使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
四是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中越关系的演变。作者提到日内瓦会议上，越南在苏联和中国的压力下，越南不得不放弃统一全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和中国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义务。自从1956年中苏关系出现分裂后，胡志明担心中苏分裂会削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损害中苏两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因此在1960-1961年劝和中苏，在中苏分裂之间保持中立，力争得到中苏两国对越南斗争的支持。但是越南对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及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政策表示厌恶，特别是1964年苏联对越南重武器和建设物资的援助比1963年明显减少，所以越南开始疏远苏联，倒向中国一边。这样，越南以国家利益选择盟友。同样，越南对中美接近表示不满，因为越南的敌人是美国，而中国却与美国握手言和，越南担心中国会牺牲越南，使中越关系蒙上阴影。
综上所述，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对越政策呈现双重性——既合作又遏制。一方面中国通过大量的援助帮助越南抗击法国和美国，维护越南的独立和完成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又在力图遏制越南控制老挝、柬埔寨的倾向。因此，作者指出：中共与越共既是同志又是对手。
作者认为中国对越政策呈现双重性的原因是：从1950年到1968年，中越合作占据主流，在这一时期，与越南想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相比，中国更关注来自美国的威胁，因此也就更看重中越之间的革命团结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从1972-1975年之间，中国对越遏制比较突出，作者认为由于中苏冲突加剧和越苏关系紧密使得中国领导人对重新安排印度支那格局，尤其是美国从越南撤军、担心苏联填补其空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忧虑。
作者最后指出：中越“同志加兄弟”式的同盟难以维持的原因在于中越之间缺乏自发经济和政治联合，中苏关系破裂也是如此，而美国和西欧、日本之所以能建立起稳定的结构就是在于存在密切的经济联合，这种经济联合是市场和投资全球化的结果。
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毛泽东的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对中越关系的影响，而较少论述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思想和个性对中越关系的影响，特别是胡志明的个性和思想的影响很少提到，这是该书的一个缺陷。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事件，对各国共产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作者花重笔强调中国在制定对越政策中着重考虑苏联因素，却很少强调苏联因素对越南政策的影响。
虽然翟著存在上述缺陷，作为为数不多的全面论述冷战时期中国的专著，《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的出版为国际冷战史研究添上了重要一笔。该书不仅以中越关系的演变为主线讲述了这段起伏跌宕的国际关系史，同时也可视为以国际关系为切入点对冷战年代中国历史的崭新诠释。
责任编辑 王公悫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外交史学界兴起了“新冷战史”学派。新冷战史研究，就其“新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视野、新角度。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冷战结束，使学者们能够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头有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看待，重新解释。二是新材料，新证据。冷战结束前，西方冷战史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是西方档案，尤其是英美的档案，因此冷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美国外交史、英国外交史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冷战全球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档案的大量公布，使得冷战研究可以建立在多边的、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学派强调利用多国档案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在西方外交史学界引起重大震动。美国华裔学者翟强教授(QiangZhai，Auburn University)的《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即是利用中国新解密、刊布的若干档案材料，特别是利用江苏省等地方档案，结合美国的档案以及越南、苏联的史料写成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与越战关系的学术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指出：“这是一本在冷战国际史中意义重大、资料丰富、有吸引力的新书。”
翟强现为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1年获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留美历史学会会长，是冷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专家，著有《龙，狮，和鹰：1949-1958年中英美关系》，《冷战史百科全书》等专著，以及大量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论文，还担任英文《中国历史评论》，《美国－东亚关系史杂志》等学术刊物的编辑部顾问，经常为国内大学作有关越南战争史和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的讲座。《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是他以英文出版的第二部专著。
除导言和后记外，全书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分9章论述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分别为第一章“承认与援助，1950-1953”、第二章“从奠边府到日内瓦，1953-1954”、第三章“加强与联合，1954-1961”、第四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1-1962”、第五章“纠纷加深，1961-1964”、第六章“面对美国越战升级，1964-1965”、第七章“越南和平会谈，1965-1968”、第八章“从新春攻势到柬埔寨政变，1968—1970”以及第九章“中美改善关系与越南，1970-1975”。
该书导言指出：由于缺乏中国的档案资料，阻碍了西方学者在印度之那冲突中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政策。这本书正是填补这一空白，用中国新近公布的文献资料全面审视在两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中越关系的演变，集中在战略、政治、军事方面。把中国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研究放在历史的、国内和国际的复杂背景下进行分析。这一章指出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一是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毛泽东考虑印度支那政策一个中心的方面；二帮助兄弟共产党和促进反帝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与责任是毛泽东越南政策的关键或者是决定性的因素；三是领袖的个性品质也是决定北京对越南革命态度的重要因素，特别提到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交往；作者还指出毛泽东虽然同情、支持世界上的反帝、反殖运动，但也不希望在越南战场与美国交战，不希望卷入另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作者强调中越关系既一致又矛盾、既有合作又冲突。特别是越南对中国既爱又恨，当面对强敌时就求助中国，而另一方面又渴望保持自己的独立与文化传统。
《中国与越南战争》一书在描述中越关系发展历程的复杂性方面有几个主要的特色与创新。一是作者试图从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来论述中越关系发展、演变的历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作者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不仅要使中国摆脱殖民统治，而且要打破旧的世界秩序，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相信世界革命能够加强和推进中国的革命，相信中国在重塑未来世界革命秩序中扮演特殊重要角色。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卷入印度支那是为了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自我形象。并且作者指出，斯大林鼓励毛泽东在推进亚洲共产主义革命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让中国更多地支持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而苏联则更多地支持西方国家的革命斗争。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坚定地支持越南还应该放在60年代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中国抨击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美苏合作会牺牲越南，中国加大对越南战争的支援和帮助是为了表明中国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从战略利益看，中越两国也存在龃龉之处。比如，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怎样看待印度支那三国关系的问题，越南希望战争结束后三国组成印度支那联邦，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原则则是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看待，保证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以至中越结怨。再比如：在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对于中国而言，防止美国染指老挝、建立一个亲美的老挝政权符合中越两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老挝危机给中国提高东南亚影响力的机会；而对于越南而言，一方面越南需要中国的支持抵抗美国，另一方面又恐惧中国损害越南在老挝的特权和特殊地位。这样中越在老挝的竞争成为北京与河内合作倒退的重要理由。特别是中越对于1965-1968年越美和平谈判存在根本分歧，作者强调北京强烈反对河内与华盛顿谈判，是为了把美国拖在越南，可以减少和限制苏联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影响力，而越南领导人寻求和华盛顿谈判是作为赢得战争的一种手段，这样，很明显河内同华盛顿谈判加速了中越关系的紧张。
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历史上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周边的小国为其附属国，中国皇帝把越南看作其朝贡国。假如这种朝贡体制被国内或者国外力量威胁的时候，中国会毫不犹豫派部队进入越南进行镇压，中越两国间有过不愉快的历史，他们怕被出卖。而越南历史上也有效仿中国模式和风俗的传统，越南尊重中国的封建帝国优势是躲避战争的一种方式，越南历史上也有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意向，中国对此也一直。
二是作者力求从国内政治的视角诠释中越关系变化。作者在提到中国对日内瓦会议的考虑时指出：中国在1949年建国毛泽东的国家和革命的目标是：统一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战争打破了他的计划， 这场战争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任何改变国际平衡格局的努力都会招致美国极其盟国的抵制，因此毛泽东希望减少亚洲紧张来从事国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对于中国来说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不希望日内瓦会议无果而终。而越南则不情愿接受日内瓦协议的结果，越南领导人认为中国在印度支那有自己的战略目的，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有限性。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劳动党面对两项基本任务：一是重建北越，二是统一南越，在这两方面寻求中国支持。对于第一方面，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支持和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而对于第二方面，中国领导人则建议保持谨慎和忍耐，鼓励越南做好准备和等待时机。作者认为中国的这种态度反映了毛泽东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和不想引起美国的报复而影响中国的国内建设。
部分由于越南南方领导人的压力，部分由于北越经济形势的改善，1959年1月越南劳动党第十五次会议宣布使用武装斗争解放南方，中国领导人对此仍然保持谨慎。作者强调尽管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在1958年迅速左转，但是没有使中国政府对越南态度产生直接影响，主要还是毛泽东不想招致美国的报复。作者指出，到了1960年，中国更多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却不鼓励越南把战争升级。
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和1965年初美国约翰逊政府在越南南方的战争升级后，中国加大对越南北方经济、军事援助，声称战争打起来，中国就是战争的大后方。作者认为毛泽东加大援越是为了调动国内人民的反美情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
三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中越关系的演变，把中越关系置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框架下，指出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首先是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巨大影响。
苏联为了寻求西方对其缓和政策的理解，竭力不卷入战争。而且，随着中国对越南影响的持续增长，苏联对印支地区的兴趣也相应减弱，为此，赫鲁晓夫对越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苏联不愿意为支持越南党的抗美斗争，尤其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牺牲与西方的关系，丧失同美国合作的前景。面对中苏关系破裂的趋向，越南虽然态度暧昧地从中斡旋，却还是在60年代前期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作者指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的领导人加大对北越的军事、经济援助，明显是为了和中国竞争赢得北越在社会主义阵营对苏联的拥护。而同时在1965年，中国也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力度，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援越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而是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和中苏两党展开在印度支那扩大自身影响的竞争有密切关系。
对于越南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与美国进行和谈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因此，从1965到1967年，中国始终认为举行和谈的时机还不成熟，提醒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反对在越美和谈中的苏联主导权倾向。
作者强调，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以后，毛泽东习惯地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作为衡量越南态度的标准，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观察与判断，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
其次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作者指出：越南对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心存疑虑，担心被出卖。尽管在基辛格两次秘密访问北京后，周恩来立即飞往河内通报中美会谈情况，但是仍然不能打消越南方面的疑虑。其中，作者提到越南支持中国在1971年加人联合国，但是中国却背叛河内与美国改善关系。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和解，中国劝告越南适时结束越战，敦促越南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使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
四是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中越关系的演变。作者提到日内瓦会议上，越南在苏联和中国的压力下，越南不得不放弃统一全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和中国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义务。自从1956年中苏关系出现分裂后，胡志明担心中苏分裂会削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损害中苏两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因此在1960-1961年劝和中苏，在中苏分裂之间保持中立，力争得到中苏两国对越南斗争的支持。但是越南对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及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政策表示厌恶，特别是1964年苏联对越南重武器和建设物资的援助比1963年明显减少，所以越南开始疏远苏联，倒向中国一边。这样，越南以国家利益选择盟友。同样，越南对中美接近表示不满，因为越南的敌人是美国，而中国却与美国握手言和，越南担心中国会牺牲越南，使中越关系蒙上阴影。
综上所述，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对越政策呈现双重性——既合作又遏制。一方面中国通过大量的援助帮助越南抗击法国和美国，维护越南的独立和完成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又在力图遏制越南控制老挝、柬埔寨的倾向。因此，作者指出：中共与越共既是同志又是对手。
作者认为中国对越政策呈现双重性的原因是：从1950年到1968年，中越合作占据主流，在这一时期，与越南想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相比，中国更关注来自美国的威胁，因此也就更看重中越之间的革命团结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从1972-1975年之间，中国对越遏制比较突出，作者认为由于中苏冲突加剧和越苏关系紧密使得中国领导人对重新安排印度支那格局，尤其是美国从越南撤军、担心苏联填补其空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忧虑。
作者最后指出：中越“同志加兄弟”式的同盟难以维持的原因在于中越之间缺乏自发经济和政治联合，中苏关系破裂也是如此，而美国和西欧、日本之所以能建立起稳定的结构就是在于存在密切的经济联合，这种经济联合是市场和投资全球化的结果。
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毛泽东的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对中越关系的影响，而较少论述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思想和个性对中越关系的影响，特别是胡志明的个性和思想的影响很少提到，这是该书的一个缺陷。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事件，对各国共产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作者花重笔强调中国在制定对越政策中着重考虑苏联因素，却很少强调苏联因素对越南政策的影响。
虽然翟著存在上述缺陷，作为为数不多的全面论述冷战时期中国的专著，《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的出版为国际冷战史研究添上了重要一笔。该书不仅以中越关系的演变为主线讲述了这段起伏跌宕的国际关系史，同时也可视为以国际关系为切入点对冷战年代中国历史的崭新诠释。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