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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胡适的批判与争取
抗战结束之际，胡适充当蒋介石的说客，致电毛泽东，劝说中共领袖“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适又多次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宣扬“点滴进化”的改良主义。1948年4月，在国民党召开的非法“国民大会”上，胡适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
以上表明，胡适在政治立场、思想体系、社会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上都与共产党格格不入。
1949年3月，胡适在台北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鼓吹《北大西洋公约》“可以防止第三次大战之爆发”，公然拥护美国的扩张政策。
4月，胡适在赴美国途中，写成《<自由中国>的宗旨》这篇反共宣言，声称“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铁幕底下，“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同时，他还撰写《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序言》，极力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赞扬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竭力鼓吹抵抗共产主义。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时，胡适仍然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对抗中，胡适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的反驳和批判，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罪状。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吴玉章的《纪念“五四”30周年应有的认识》和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胡适之间革命与改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分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1950年7月30日，艾青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诗人闻一多——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周年》，指出，“新月派”成员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考验中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以胡适为代表，走向反人民的道路，奴颜婢膝，向美帝国主义者献媚，给中国最后一个暴君做殡葬的侍女;一部分以闻一多为代表，从不丧失真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与艺术，努力探求真理，在认识了真理之后，毅然决然走向人民，参加了革命行动。
第二，反驳胡适所谓“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的诬蔑，强调共产党的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1949年5月11日，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中，讲述解放后的北平来了人民军队，建立了人民政权，一切都属于人民，不是“绝无自由”。顾执中在《我到了北平》一文中，用亲身经历证明共产党统治下的北平，人人都有自由，“香港的谣言，胡适的谰言，都给这些事实打得稀烂”。
第三，严厉批判胡适拥蒋投美、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1949年8月25日，纽约《华侨日报》发表了25个留美的中国团体致胡适的公开信。公开信历数了胡适的反动历史和反动活动，正告胡适“立即停止一切卖国行为”，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
第四，批判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指出“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1949年8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后，中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华侨领袖纷纷发表谈话，批判胡适搞“自由中国”，企图欺骗华侨和中国人民，指出美国挑拨中苏关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注定会遭到失败。1950年12月13日，回国的留美学生杜度、刘心显等80余人发表爱国抗美宣言，指出“正义与欺诈，革命与反革命，和平与战争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表示永远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尽最大的责任。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批判胡适的态势来看，主要是集中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核心问题是在政治方向和社会发展道路等根本方面的分野。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对胡适的争取，希望他能离美背蒋，回到共产党政权和人民立场上来。陈垣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30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希望胡适“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转向人民，幡然觉悟”，并“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然而，胡适却铁心与共产党水火不容。1950年初，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声称陈垣的信是被人捉刀代笔，陈垣已经变成“跑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表示不肯与陈垣“将来在一条路上相见”。10月，胡适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全面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把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说成是莫斯科阴谋的逐步实现，把人民军队说成是执行斯大林战略的工具。这样，中国共产党反击胡适的责难、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的行动已经蓄势待发。
开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1年秋，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讨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等问题，联系思想和教学态度、教学方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批判胡适思想成为整个运动的一道风景线。
1951年11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坦言他解放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解放以后，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示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清除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
顾颉刚也在一个批判胡适思想的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指出“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
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表《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讲述胡适的整理国故、“科学方法”、“学术独立”、“好人政府”对他的影响，解剖自己“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我的旧思想》中，解剖自己承认胡适的“泰斗地位”，表示要“为人民谋福利，不能再效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要虚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
随后，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兴起，1952年至1954年秋，没有批判胡适思想的重大举措，也鲜有这方面的批判文章。
这一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在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连带批判胡适思想，即:自我思想改造为主，批判胡适思想为次。
大洋彼岸的胡适却依然故我。1953年7月4日，胡适借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胡适文存》，作序说:“我的一些著作虽然未必都值得长久保存流传，但在大陆上的共产党烧毁我的书的时候，在这个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我应该让自由中国与自由世界的人们知道究竟‘胡适思想’是什么，究竟‘胡适思想’为什么值得共产党的疯狂清算。”
发展: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因不满《文艺报》的错误，从而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毛泽东表示，“不应该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研究《红楼梦》更深刻的问题，“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还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论文章中语句“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批注:“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抗战结束之际，胡适充当蒋介石的说客，致电毛泽东，劝说中共领袖“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适又多次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宣扬“点滴进化”的改良主义。1948年4月，在国民党召开的非法“国民大会”上，胡适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
以上表明，胡适在政治立场、思想体系、社会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上都与共产党格格不入。
1949年3月，胡适在台北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鼓吹《北大西洋公约》“可以防止第三次大战之爆发”，公然拥护美国的扩张政策。
4月，胡适在赴美国途中，写成《<自由中国>的宗旨》这篇反共宣言，声称“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铁幕底下，“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同时，他还撰写《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序言》，极力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赞扬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竭力鼓吹抵抗共产主义。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时，胡适仍然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对抗中，胡适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的反驳和批判，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罪状。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吴玉章的《纪念“五四”30周年应有的认识》和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胡适之间革命与改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分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1950年7月30日，艾青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诗人闻一多——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周年》，指出，“新月派”成员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考验中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以胡适为代表，走向反人民的道路，奴颜婢膝，向美帝国主义者献媚，给中国最后一个暴君做殡葬的侍女;一部分以闻一多为代表，从不丧失真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与艺术，努力探求真理，在认识了真理之后，毅然决然走向人民，参加了革命行动。
第二，反驳胡适所谓“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的诬蔑，强调共产党的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1949年5月11日，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中，讲述解放后的北平来了人民军队，建立了人民政权，一切都属于人民，不是“绝无自由”。顾执中在《我到了北平》一文中，用亲身经历证明共产党统治下的北平，人人都有自由，“香港的谣言，胡适的谰言，都给这些事实打得稀烂”。
第三，严厉批判胡适拥蒋投美、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1949年8月25日，纽约《华侨日报》发表了25个留美的中国团体致胡适的公开信。公开信历数了胡适的反动历史和反动活动，正告胡适“立即停止一切卖国行为”，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
第四，批判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指出“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1949年8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后，中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华侨领袖纷纷发表谈话，批判胡适搞“自由中国”，企图欺骗华侨和中国人民，指出美国挑拨中苏关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注定会遭到失败。1950年12月13日，回国的留美学生杜度、刘心显等80余人发表爱国抗美宣言，指出“正义与欺诈，革命与反革命，和平与战争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表示永远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尽最大的责任。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批判胡适的态势来看，主要是集中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核心问题是在政治方向和社会发展道路等根本方面的分野。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对胡适的争取，希望他能离美背蒋，回到共产党政权和人民立场上来。陈垣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30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希望胡适“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转向人民，幡然觉悟”，并“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然而，胡适却铁心与共产党水火不容。1950年初，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声称陈垣的信是被人捉刀代笔，陈垣已经变成“跑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表示不肯与陈垣“将来在一条路上相见”。10月，胡适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全面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把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说成是莫斯科阴谋的逐步实现，把人民军队说成是执行斯大林战略的工具。这样，中国共产党反击胡适的责难、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的行动已经蓄势待发。
开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1年秋，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讨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等问题，联系思想和教学态度、教学方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批判胡适思想成为整个运动的一道风景线。
1951年11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坦言他解放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解放以后，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示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清除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
顾颉刚也在一个批判胡适思想的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指出“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
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表《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讲述胡适的整理国故、“科学方法”、“学术独立”、“好人政府”对他的影响，解剖自己“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我的旧思想》中，解剖自己承认胡适的“泰斗地位”，表示要“为人民谋福利，不能再效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要虚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
随后，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兴起，1952年至1954年秋，没有批判胡适思想的重大举措，也鲜有这方面的批判文章。
这一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在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连带批判胡适思想，即:自我思想改造为主，批判胡适思想为次。
大洋彼岸的胡适却依然故我。1953年7月4日，胡适借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胡适文存》，作序说:“我的一些著作虽然未必都值得长久保存流传，但在大陆上的共产党烧毁我的书的时候，在这个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我应该让自由中国与自由世界的人们知道究竟‘胡适思想’是什么，究竟‘胡适思想’为什么值得共产党的疯狂清算。”
发展: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因不满《文艺报》的错误，从而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毛泽东表示，“不应该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研究《红楼梦》更深刻的问题，“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还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论文章中语句“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批注:“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