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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战国史上合纵和连横的策略曾对各国的外交产生过重要影响，苏秦、张仪就是此主张的杰出人物，史圣司马迁曾为二人在《史记》中作传列说，由于其春秋手法的使用，苏秦、张仪逐渐演变成“辩士”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苏秦、张仪由困之达的故事说明，他们所具有的个人品格和雄才大略内在地决定着他们生活的沉浮和命运，忍辱负重、通晓时势，运筹人事才是其成功的因素，他们是“辩士”更是“才士”。
关键词：合纵 连横 司马迁 辩士 才士
引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割据时代，虽然名义上保留着东周王朝的封号但王室早已衰微，当时的诸侯纷纷割据崛起，称公称王，完全成为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兼并、倾轧，最终形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尤其是在战国中期，文人“辩士”崛起，他们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影响各国的内政外交，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更是纵横四海、权倾天下，苏秦游说合纵抗秦，佩相印于六国，张仪连横制动于七雄，他们依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成为后人经常谈起的传奇。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们更增添了作为游说之士“事在人为，理在人说”的色彩，也使得他们常被认为是“辩士”的代称。他们或夸张或低调重述，或引经据典或分析当下，或褒扬或贬抑，似乎纵横家的语言支配影响着一切，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他们所具有的个人品格和雄才大略，才是决定着他们生活沉浮和命运的关键，苏秦和张仪忍辱不挠，通晓时势，运筹人事才是其成功的决定因素，他们是“辩士”更是“才士”。
一 《史记》对苏秦、张仪“辩士”的春秋写法
司马迁著《史记》而扬名于后世，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还是一部文学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更是手法高超的文学家。在记载苏秦、张仪的列传中司马迁运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尤其在叙述苏秦、张仪求学后功不成、名不就的失意之时，都采用了迂回的手法，正是这种叙述手法使苏、张辩才的故事成为传奇佳话，也为其后来能以“辩”纵横天下，做了最大程度的铺垫，请看张仪列传叙述：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视吾舌尚在不？”这句看似幽默的玩笑话，却是司马迁高超独到的写法，这里“口舌”代指“说辩”。张仪虽然受冤被鞭笞，但一点也不在乎，舌在“足矣”，把重中之重放在了辩士应该具有的“辩”上，这就是司马迁的春秋式夸张。舌在“足矣”，即使“眼瞎、耳聋、腿瘸、脑胀”身体其他部位致残也无所谓，正因为《史记》这部分描述带来的潜意识联想，使得这个故事作为沉淀的记忆流传至今，成为游说之士“言辩胜于一切的”明证。司马迁把苏秦、张仪的一切纵横之功赋予了“辩”，使得他们成为历史上的“辩士”，但是“辩”和“才”是分不开的，他们不止是“辩士”更是“才士”，他们的纵横之术不仅以辩功，还实以才定。
二 《史记》中苏秦、张仪是名至实归的“才士”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大多出身卑微，苏秦和张仪也不例外，但也正因为低微的出身，使其能忍辱而不挠，以此作为起点走向成功。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张仪者，魏人也。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
《史记》开篇对苏秦、张仪介绍，文字无多，却由其艰难始，这与他们后来纵横天下，权倾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侧面说明这种卑微的出身，既能激励人的斗志，也能毁灭人的意志，苏秦、张仪似乎也是承蒙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的人生模式，百折而不挠。苏秦见笑于家人，于是
“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但即使已经学富足够，苏秦的仕途之路似乎也并不平坦，直到游燕，才成为其仕途的转折点，“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最终使燕文侯接受了合纵观点，“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当时奉阳君已死，又说服赵肃侯，从此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官佩六相。张仪在求仕的道路上并不比苏秦平坦，既蒙过羞，又受过辱，侍奉楚国，被疑盗楚国相璧，蒙羞被笞数百；又投奔苏秦，苏秦却是：
“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
这样连羞辱带数落，终将张仪激将到秦国，开始他的连横生涯。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忍辱不挠的精神是其成功的起点。
苏秦、张仪不仅具有忍辱而不挠的品质，更具有通晓时势的才略。就《史记》所记载来看，苏秦、张仪生活的时代应处于战国中期，大约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秦国经过秦孝公商鞅变法，秦惠王消灭巴蜀后，逐渐在战国七雄中形成一支与东方六国对峙的强大力量，这种对峙的根本是秦国和齐国的力量对立，焦点是争取楚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纵横之家，《史记》中所描写的苏秦、张仪就是其杰出代表。苏秦洞晓时势，至燕赵、进韩魏、游齐楚，定合纵之雄略，使我们今天读来都不得不为之喝彩。
“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东矣。” 苏秦编制的战国合纵图，合而抗秦，理论上来讲六国只要相扶相助，遵守盟约，就不会出现秦灭六国的历史，而这样的合纵策略正是苏秦分析时势的结果，足以和后来三国诸葛隆中三分天下的大略媲美，所以苏秦终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身佩六国相印，这难道只是凭“辩”的语言技巧能获得的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用阴阳家的观点来看，世上的事物是相生相克的，用马克思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是对立统一的，这好比苏秦编织了合纵图，张仪却总能在这样貌似缜密的编织网上找到漏洞。如果说合纵是以众弱攻一强，那么张仪的连横则是连一强攻众弱，张仪深知苏秦的合纵图并不是铁板一块，各诸侯国之间存在各种尔虞我诈，这也就给了连横对合纵逐个击破的可能。例如，张仪西说燕王时，远引赵襄子金斗杀代，近谈赵攻燕城，这都在有意的激化矛盾，破坏合纵，这便是张仪通晓时势的表现，也是使他最终能够用连横策略盛极一时。
苏秦、张仪深谙人心尤其是君王之心，使其能成功运筹人事于游历说词之中。凌稚隆《史记评林》曾引杨慎对纵横说词做了大概概括：
“衡之说大抵与纵相反，纵夸其国强，则衡必败其国弱。纵言事秦与不交与国之害，而衡反以为利，以不事秦之祸恐喝之，以纵不可成离其心，大略如此。”
当然这样的说法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苏秦和张仪紧紧抓住了战国混战时期各君王的心，即：获实利和成霸业。夸其强，合纵就有成就霸业之可能；败其国弱，连横就有实利可图。例如，苏秦之楚，就这样谓楚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
张仪见韩曰：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
这里很容易能看得出无论是苏秦劝楚，还是张仪说韩，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他们揣摩人事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就是紧紧抓住当时时期各君王所关心的“利”字，“利”字当头，也就使得各诸侯君王，不知觉的陷入合纵和连横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徘徊于这两者之间，时而合纵时而连横，这也就使得苏秦、张仪之辩士，仕途风顺，在诸侯间游刃而有余。当然，他们的才智不仅限于一般的游说，他们也是极通晓人事的人，他们的劝谏充满了机智。以苏秦为例，他在劝谏各君王时，根据君王不同的心理，给予了不同的侧重。凌稚隆《史记评林》引茅坤曰：
“苏秦之说六国，大略各因其情以为长短之说。说韩魏者，韩、魏秦之进国也，则恐以割地。说燕赵，燕赵于秦稍远矣，所患者韩魏折而入秦，则燕赵随之，于是恐以韩魏之不支。说齐楚，齐楚于秦为两大之国也，齐又最远，当无恐于秦，则以从秦辱之。此（苏）秦所为师事与鬼谷先生者之略，而六国者既已入于（苏）秦之揣摩，则不能不举国以从也。”
事实上就是说苏秦已经洞悉了六国的人事。《史记》中张仪以六百里地诱欺楚，使其闭关于齐并大受损失；后又入楚，运筹帷幄于靳尚之贪，再出楚，这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张仪的胆略，但从根本上说是张仪洞晓人事之故。所以洞悉人事、运筹人事之“才”，是苏秦、张仪成功的重要保证，非只凭“辩”也。
结语
苏秦、张仪是战国历史上的一代“辩士”代表，其纵横理论确实对于战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产生重要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在《史记》中专门为其划篇作传，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从确实的历史文献记载，苏秦和张仪并不是《史记》中所言是同时代人，张仪甚至早苏秦三、四十年，尤其是在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后，关于这点亦有学者撰文论证。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史记》作为早期通史的普世性和其重大影响，例如，在北宋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仍把苏秦、张仪写成同一时代的人，“仪与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幕效之。”所以我们所熟知的《史记》中苏秦和张仪的故事，尽管有明显瑕疵，但其影响却不可忽略。正因为如此，所以本文主要依据《史记》的记载来分析他们“辩士”和“才士”之说。基于“辩士”已成为两千多年来公认的事实，而关于“才士”却不如“辩士”流传的那么广泛，所以本文通过引用文本材料，旨在说明苏秦、张仪之成功并非仅以“辩”，实则以“才”定，他们是“辩士”更是“才士”。
注：本文系陕西教育厅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JK0315。
参考文献：
[1] 韩兆琦译注：《史记·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臧嵘：《苏秦、张仪是否同时代？》，《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
[4] 陈磊译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
（崔彦飞，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许朝泓，渭南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
关键词：合纵 连横 司马迁 辩士 才士
引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割据时代，虽然名义上保留着东周王朝的封号但王室早已衰微，当时的诸侯纷纷割据崛起，称公称王，完全成为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兼并、倾轧，最终形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尤其是在战国中期，文人“辩士”崛起，他们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影响各国的内政外交，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更是纵横四海、权倾天下，苏秦游说合纵抗秦，佩相印于六国，张仪连横制动于七雄，他们依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成为后人经常谈起的传奇。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们更增添了作为游说之士“事在人为，理在人说”的色彩，也使得他们常被认为是“辩士”的代称。他们或夸张或低调重述，或引经据典或分析当下，或褒扬或贬抑，似乎纵横家的语言支配影响着一切，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他们所具有的个人品格和雄才大略，才是决定着他们生活沉浮和命运的关键，苏秦和张仪忍辱不挠，通晓时势，运筹人事才是其成功的决定因素，他们是“辩士”更是“才士”。
一 《史记》对苏秦、张仪“辩士”的春秋写法
司马迁著《史记》而扬名于后世，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还是一部文学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更是手法高超的文学家。在记载苏秦、张仪的列传中司马迁运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尤其在叙述苏秦、张仪求学后功不成、名不就的失意之时，都采用了迂回的手法，正是这种叙述手法使苏、张辩才的故事成为传奇佳话，也为其后来能以“辩”纵横天下，做了最大程度的铺垫，请看张仪列传叙述：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视吾舌尚在不？”这句看似幽默的玩笑话，却是司马迁高超独到的写法，这里“口舌”代指“说辩”。张仪虽然受冤被鞭笞，但一点也不在乎，舌在“足矣”，把重中之重放在了辩士应该具有的“辩”上，这就是司马迁的春秋式夸张。舌在“足矣”，即使“眼瞎、耳聋、腿瘸、脑胀”身体其他部位致残也无所谓，正因为《史记》这部分描述带来的潜意识联想，使得这个故事作为沉淀的记忆流传至今，成为游说之士“言辩胜于一切的”明证。司马迁把苏秦、张仪的一切纵横之功赋予了“辩”，使得他们成为历史上的“辩士”，但是“辩”和“才”是分不开的，他们不止是“辩士”更是“才士”，他们的纵横之术不仅以辩功，还实以才定。
二 《史记》中苏秦、张仪是名至实归的“才士”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大多出身卑微，苏秦和张仪也不例外，但也正因为低微的出身，使其能忍辱而不挠，以此作为起点走向成功。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张仪者，魏人也。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
《史记》开篇对苏秦、张仪介绍，文字无多，却由其艰难始，这与他们后来纵横天下，权倾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侧面说明这种卑微的出身，既能激励人的斗志，也能毁灭人的意志，苏秦、张仪似乎也是承蒙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的人生模式，百折而不挠。苏秦见笑于家人，于是
“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但即使已经学富足够，苏秦的仕途之路似乎也并不平坦，直到游燕，才成为其仕途的转折点，“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最终使燕文侯接受了合纵观点，“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当时奉阳君已死，又说服赵肃侯，从此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官佩六相。张仪在求仕的道路上并不比苏秦平坦，既蒙过羞，又受过辱，侍奉楚国，被疑盗楚国相璧，蒙羞被笞数百；又投奔苏秦，苏秦却是：
“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
这样连羞辱带数落，终将张仪激将到秦国，开始他的连横生涯。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忍辱不挠的精神是其成功的起点。
苏秦、张仪不仅具有忍辱而不挠的品质，更具有通晓时势的才略。就《史记》所记载来看，苏秦、张仪生活的时代应处于战国中期，大约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秦国经过秦孝公商鞅变法，秦惠王消灭巴蜀后，逐渐在战国七雄中形成一支与东方六国对峙的强大力量，这种对峙的根本是秦国和齐国的力量对立，焦点是争取楚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纵横之家，《史记》中所描写的苏秦、张仪就是其杰出代表。苏秦洞晓时势，至燕赵、进韩魏、游齐楚，定合纵之雄略，使我们今天读来都不得不为之喝彩。
“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东矣。” 苏秦编制的战国合纵图，合而抗秦，理论上来讲六国只要相扶相助，遵守盟约，就不会出现秦灭六国的历史，而这样的合纵策略正是苏秦分析时势的结果，足以和后来三国诸葛隆中三分天下的大略媲美，所以苏秦终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身佩六国相印，这难道只是凭“辩”的语言技巧能获得的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用阴阳家的观点来看，世上的事物是相生相克的，用马克思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是对立统一的，这好比苏秦编织了合纵图，张仪却总能在这样貌似缜密的编织网上找到漏洞。如果说合纵是以众弱攻一强，那么张仪的连横则是连一强攻众弱，张仪深知苏秦的合纵图并不是铁板一块，各诸侯国之间存在各种尔虞我诈，这也就给了连横对合纵逐个击破的可能。例如，张仪西说燕王时，远引赵襄子金斗杀代，近谈赵攻燕城，这都在有意的激化矛盾，破坏合纵，这便是张仪通晓时势的表现，也是使他最终能够用连横策略盛极一时。
苏秦、张仪深谙人心尤其是君王之心，使其能成功运筹人事于游历说词之中。凌稚隆《史记评林》曾引杨慎对纵横说词做了大概概括：
“衡之说大抵与纵相反，纵夸其国强，则衡必败其国弱。纵言事秦与不交与国之害，而衡反以为利，以不事秦之祸恐喝之，以纵不可成离其心，大略如此。”
当然这样的说法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苏秦和张仪紧紧抓住了战国混战时期各君王的心，即：获实利和成霸业。夸其强，合纵就有成就霸业之可能；败其国弱，连横就有实利可图。例如，苏秦之楚，就这样谓楚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
张仪见韩曰：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
这里很容易能看得出无论是苏秦劝楚，还是张仪说韩，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他们揣摩人事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就是紧紧抓住当时时期各君王所关心的“利”字，“利”字当头，也就使得各诸侯君王，不知觉的陷入合纵和连横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徘徊于这两者之间，时而合纵时而连横，这也就使得苏秦、张仪之辩士，仕途风顺，在诸侯间游刃而有余。当然，他们的才智不仅限于一般的游说，他们也是极通晓人事的人，他们的劝谏充满了机智。以苏秦为例，他在劝谏各君王时，根据君王不同的心理，给予了不同的侧重。凌稚隆《史记评林》引茅坤曰：
“苏秦之说六国，大略各因其情以为长短之说。说韩魏者，韩、魏秦之进国也，则恐以割地。说燕赵，燕赵于秦稍远矣，所患者韩魏折而入秦，则燕赵随之，于是恐以韩魏之不支。说齐楚，齐楚于秦为两大之国也，齐又最远，当无恐于秦，则以从秦辱之。此（苏）秦所为师事与鬼谷先生者之略，而六国者既已入于（苏）秦之揣摩，则不能不举国以从也。”
事实上就是说苏秦已经洞悉了六国的人事。《史记》中张仪以六百里地诱欺楚，使其闭关于齐并大受损失；后又入楚，运筹帷幄于靳尚之贪，再出楚，这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张仪的胆略，但从根本上说是张仪洞晓人事之故。所以洞悉人事、运筹人事之“才”，是苏秦、张仪成功的重要保证，非只凭“辩”也。
结语
苏秦、张仪是战国历史上的一代“辩士”代表，其纵横理论确实对于战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产生重要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在《史记》中专门为其划篇作传，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从确实的历史文献记载，苏秦和张仪并不是《史记》中所言是同时代人，张仪甚至早苏秦三、四十年，尤其是在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后，关于这点亦有学者撰文论证。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史记》作为早期通史的普世性和其重大影响，例如，在北宋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仍把苏秦、张仪写成同一时代的人，“仪与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幕效之。”所以我们所熟知的《史记》中苏秦和张仪的故事，尽管有明显瑕疵，但其影响却不可忽略。正因为如此，所以本文主要依据《史记》的记载来分析他们“辩士”和“才士”之说。基于“辩士”已成为两千多年来公认的事实，而关于“才士”却不如“辩士”流传的那么广泛，所以本文通过引用文本材料，旨在说明苏秦、张仪之成功并非仅以“辩”，实则以“才”定，他们是“辩士”更是“才士”。
注：本文系陕西教育厅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JK0315。
参考文献：
[1] 韩兆琦译注：《史记·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臧嵘：《苏秦、张仪是否同时代？》，《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
[4] 陈磊译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
（崔彦飞，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许朝泓，渭南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