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政府主导 劳务移民 适应性
劳务移民作为生态移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二五”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为从本质上解决中南部地区贫困问题而实施的重要举措，而劳务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情况是衡量移民工程是否成功、能否借鉴推广的重要参考系数，做好劳务移民的适应性研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劳务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性，对实现劳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所指劳务移民即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将移民集中迁移到新的安置区。生计方式以务工取代农业生产，就近在安置区附近的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就业，或依托政府以订单培训方式向企业输送劳动力的方式获得就业岗位，从而获得薪酬用来维持生计需求。
沐恩新居作为“十二五”期间劳务移民统一安置区，主要安置固原市隆德县劳务移民2520户9451人。隆德县作为移民迁出地属于宁夏南部山区国家级贫困八县之一，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干早少水，属于交通闭塞的生态脆弱区。沐恩新居作为劳务移民迁入地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其前身系1983年自治区政府设立的隆德县移民吊庄。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劳务移民安置点参照城市现代居住小区规模为劳务移民统一建设了周转房，同时配套学校、幼儿园、医院、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
劳务移民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离开曾经熟悉的生活场域，在适应迁入地的过程中其所沿用和携带的旧场域的生活惯习与新的环境发生碰撞，并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身份转变等方面发生急剧的变迁，他们需要在迁入地新的价值系统下重新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惯习以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增加稳定性。
一、劳务移民适应现状及困境
（一）生活环境适应
相较迁出地的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迁入地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在新的环境中，劳务移民对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基础配套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适应情况良好，综合满意度较高。但同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住房条件方面，因政府提供的统一安置房面积以50㎡和54㎡为主，而移民家庭人口普遍在4口以上，所以住房面积无法满足大多数移民的住房需求。与劳务移民迁出地的平层房屋大院子相比，统一周转房的住房空间狭小，活动区域有限，人均住宅面积较低，综合满意度较低。
（二）社会关系适应
对于劳务移民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务移民从迁出地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到迁入地出现社会资本暂时性贫困，社会关系网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断裂，要想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需要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劳务移民在迁出地基于本土的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初级关系因搬迁逐渐向以业缘、地缘为主的交往模式转变，由此而衍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劳务移民对迁入地的适应程度。但根据调查样本数据显示，劳务移民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现象严重，社会交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交往层面，积累的社会资本匮乏。由于迁入地星海镇前身系隆德县移民吊庄，距离大武口区市区有一定的物理距离，所以劳务移民的社会交往更倾向于与他们有同样风俗和语言背景的老乡，适应的过程容易且迅速，但恰恰是这种迅速的适应让劳务移民在不经意间局限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同时拉开了与周边市民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自己向城市的融入。
（三）身份适应
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劳务移民从山区迁入城镇后其户籍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与此相对应的是其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但根据调查样本数据显示，约55.5%的劳务移民依然认为自己的农村人，只有约12.1%的认为自己已经是市民的身份，还有约32.4%的认为自己处于农民和市民的模糊地带，显然劳务移民对自己是农民还是市民的身份认知是模糊的，对新身份的适应并不是顺畅的。对于劳务移民来说，虽然在政策上他们拥有了市民的身份，但与市民身份相匹配的社会保障等依然处于缺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市民身份是政府政策下建构出来的，并非自主获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劳务移民迁入新环境后面临着无保障就業、经济收入不稳定、生活压力大等问题，同时还要面临各类日常生活开支的压力，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市民身份相匹配的生活状态还相差甚远。在农村还可以依赖农业生产获得部分稳定的收入，各类消费开支也较小，生活压力相对较低，搬迁后虽然生活环境向市民靠近，但生活水平并未显著提高，导致劳务移民在失去了农民身份的同时并未真正获得市民的身份，因此劳务移民在身份的认知和适应方面逐渐被边缘化。
事实上，是否具备市民身份不仅需要劳务移民自身的认同，还需要迁入地市民对移民市民身份的认同。“户籍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流转不同步，后者明显滞后、缓慢。当农民获得户籍制度性保障而从农民变为市民后，文化身份并没有随之实现同步转换。”由于劳务移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且年龄30岁以上占比较高，这就意味着移民的小农意识观念和长期积累形成的生活惯习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质的改变，因此移民所携带的旧场域的生活惯习在嵌入到新的场域时不被当地市民所接纳或排斥，甚至出现对移民群体贴标签和污名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务移民市民化的过程。
（四）经济生活适应
与搬迁后的城市多元消费不同的是劳务移民在搬迁前农村生活的消费支出较为单一，且依赖土地劳作有一部分稳定的收入，在经济上收入大于支出或保持基本平衡。搬迁后面临生活成本的提高经济上面临支出大于收入，导致他们对新环境经济生活的适应陷入窘迫。
同时由于移民在搬迁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农耕技术娴熟，务农向务工转变的同时并未同步掌握相应就业技能，而农业生产技能又无法发挥作用，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工种来获取经济来源，且此类工作的岗位需求因季节变化容易出现较大波动，秋冬季节移民只能赋闲在家，导致移民收入极不稳定且薪酬较低，缺乏相应的工作保障。
根据样本数据显示，劳务移民在短期内稳定就业的占比只有约12.1%，大部分劳务移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打零工”，政府虽然在前期为劳务移民组织了相应的就业培训并提供了一部分岗位，但一是培训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培训多采用理论教学或现场观摩等快餐式培训，与劳务移民本身的接受能力、文化程度不相匹配;二是培训内容依然以体力劳动为主;三是培训覆盖面小，没有真正带动劳务移民的参与积极性，部分培训流于形式和走过场，后续跟踪服务欠缺，培训实质效果不佳。这就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移民就业不稳定，经济收入没有保障，但固定支出并未因此而减少，加之相应补贴发放不到位，导致移民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缺乏信心。 二、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
劳务移民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的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政府作为移民安置工程的主导者，应主动承担起移民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责任。首先政府要重视劳务移民城市适应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劳务移民搬迁至安置区后任其自生自灭，忽略他们在适应过程中凸显的各种问题。政府可以建立相应的信息交流机制，及时收集和听取劳务移民安置过程中劳务移民的意见和建议，健全和完善劳务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惠民政策，对移民后续安置工作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完善。其次，就业作为劳务移民尽快适应城市的关键因素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和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通过对就业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整合就业信息资源，为劳务移民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解决劳务移民因社会资本短缺而导致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就业困难的问题。同时强化就业岗位供给，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鼓励地方企业吸纳移民就业，提高就业率。
（二）社会层面
“身份的确定是一个认同过程，它必须得到与之相反的‘他者’的认可才得以解决。”所以从社会层面来看，帮助劳务移民更好的完成身份的适应和转变还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作为媒体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发挥正能量宣传引导作用，通过正面报道引导社会各阶层对劳务移民进行客观评价，倡导人文关怀，消除其固有的看法及贴标签行为，推进劳务移民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原有城市居民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劳务移民的进步与改变，从心理上真正接纳他们。作为企业，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劳务移民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并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培育其人力资本，为实现劳务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助力。
（三）社区层面
社区作为移民社会生活交往频繁和集中的主场域在移民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社区要根据劳务移民的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服务以此来提高移民对安置区生活的满意度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一方面社区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如开展社区帮扶、收集和发布就业信息、加强卫生环境治理等;一方面要重视社区的文化建设，注重移民心理融入，结合移民旧场域的生活惯习及文化特色打造系列社区文化节等，增强移民凝聚力的同时引导移民摒弃旧场域不良生活惯习，做合格文明市民。同时可定期举行社区活动日来强化移民与其他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促进移民的城市适应。
（四）劳务移民自身
在思想上劳务移民要结合实际情况克服“等靠要”的懒惰思维，主动迎接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摒弃小农意识和乡村陋习，积极参加各类就业培训，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主动加强与当地市民的互动，构建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在心理上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树立生活信心主動适应城市生活达到稳定安居的终极目标。
劳务移民作为生态移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二五”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为从本质上解决中南部地区贫困问题而实施的重要举措，而劳务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情况是衡量移民工程是否成功、能否借鉴推广的重要参考系数，做好劳务移民的适应性研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劳务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性，对实现劳务移民“搬得出、稳得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所指劳务移民即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将移民集中迁移到新的安置区。生计方式以务工取代农业生产，就近在安置区附近的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就业，或依托政府以订单培训方式向企业输送劳动力的方式获得就业岗位，从而获得薪酬用来维持生计需求。
沐恩新居作为“十二五”期间劳务移民统一安置区，主要安置固原市隆德县劳务移民2520户9451人。隆德县作为移民迁出地属于宁夏南部山区国家级贫困八县之一，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干早少水，属于交通闭塞的生态脆弱区。沐恩新居作为劳务移民迁入地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其前身系1983年自治区政府设立的隆德县移民吊庄。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劳务移民安置点参照城市现代居住小区规模为劳务移民统一建设了周转房，同时配套学校、幼儿园、医院、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
劳务移民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离开曾经熟悉的生活场域，在适应迁入地的过程中其所沿用和携带的旧场域的生活惯习与新的环境发生碰撞，并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身份转变等方面发生急剧的变迁，他们需要在迁入地新的价值系统下重新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惯习以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增加稳定性。
一、劳务移民适应现状及困境
（一）生活环境适应
相较迁出地的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迁入地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在新的环境中，劳务移民对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基础配套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适应情况良好，综合满意度较高。但同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住房条件方面，因政府提供的统一安置房面积以50㎡和54㎡为主，而移民家庭人口普遍在4口以上，所以住房面积无法满足大多数移民的住房需求。与劳务移民迁出地的平层房屋大院子相比，统一周转房的住房空间狭小，活动区域有限，人均住宅面积较低，综合满意度较低。
（二）社会关系适应
对于劳务移民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务移民从迁出地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到迁入地出现社会资本暂时性贫困，社会关系网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断裂，要想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需要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劳务移民在迁出地基于本土的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初级关系因搬迁逐渐向以业缘、地缘为主的交往模式转变，由此而衍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劳务移民对迁入地的适应程度。但根据调查样本数据显示，劳务移民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现象严重，社会交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交往层面，积累的社会资本匮乏。由于迁入地星海镇前身系隆德县移民吊庄，距离大武口区市区有一定的物理距离，所以劳务移民的社会交往更倾向于与他们有同样风俗和语言背景的老乡，适应的过程容易且迅速，但恰恰是这种迅速的适应让劳务移民在不经意间局限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同时拉开了与周边市民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自己向城市的融入。
（三）身份适应
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劳务移民从山区迁入城镇后其户籍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与此相对应的是其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但根据调查样本数据显示，约55.5%的劳务移民依然认为自己的农村人，只有约12.1%的认为自己已经是市民的身份，还有约32.4%的认为自己处于农民和市民的模糊地带，显然劳务移民对自己是农民还是市民的身份认知是模糊的，对新身份的适应并不是顺畅的。对于劳务移民来说，虽然在政策上他们拥有了市民的身份，但与市民身份相匹配的社会保障等依然处于缺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市民身份是政府政策下建构出来的，并非自主获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劳务移民迁入新环境后面临着无保障就業、经济收入不稳定、生活压力大等问题，同时还要面临各类日常生活开支的压力，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市民身份相匹配的生活状态还相差甚远。在农村还可以依赖农业生产获得部分稳定的收入，各类消费开支也较小，生活压力相对较低，搬迁后虽然生活环境向市民靠近，但生活水平并未显著提高，导致劳务移民在失去了农民身份的同时并未真正获得市民的身份，因此劳务移民在身份的认知和适应方面逐渐被边缘化。
事实上，是否具备市民身份不仅需要劳务移民自身的认同，还需要迁入地市民对移民市民身份的认同。“户籍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流转不同步，后者明显滞后、缓慢。当农民获得户籍制度性保障而从农民变为市民后，文化身份并没有随之实现同步转换。”由于劳务移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且年龄30岁以上占比较高，这就意味着移民的小农意识观念和长期积累形成的生活惯习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质的改变，因此移民所携带的旧场域的生活惯习在嵌入到新的场域时不被当地市民所接纳或排斥，甚至出现对移民群体贴标签和污名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务移民市民化的过程。
（四）经济生活适应
与搬迁后的城市多元消费不同的是劳务移民在搬迁前农村生活的消费支出较为单一，且依赖土地劳作有一部分稳定的收入，在经济上收入大于支出或保持基本平衡。搬迁后面临生活成本的提高经济上面临支出大于收入，导致他们对新环境经济生活的适应陷入窘迫。
同时由于移民在搬迁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农耕技术娴熟，务农向务工转变的同时并未同步掌握相应就业技能，而农业生产技能又无法发挥作用，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工种来获取经济来源，且此类工作的岗位需求因季节变化容易出现较大波动，秋冬季节移民只能赋闲在家，导致移民收入极不稳定且薪酬较低，缺乏相应的工作保障。
根据样本数据显示，劳务移民在短期内稳定就业的占比只有约12.1%，大部分劳务移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打零工”，政府虽然在前期为劳务移民组织了相应的就业培训并提供了一部分岗位，但一是培训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培训多采用理论教学或现场观摩等快餐式培训，与劳务移民本身的接受能力、文化程度不相匹配;二是培训内容依然以体力劳动为主;三是培训覆盖面小，没有真正带动劳务移民的参与积极性，部分培训流于形式和走过场，后续跟踪服务欠缺，培训实质效果不佳。这就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移民就业不稳定，经济收入没有保障，但固定支出并未因此而减少，加之相应补贴发放不到位，导致移民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缺乏信心。 二、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
劳务移民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的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政府作为移民安置工程的主导者，应主动承担起移民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责任。首先政府要重视劳务移民城市适应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劳务移民搬迁至安置区后任其自生自灭，忽略他们在适应过程中凸显的各种问题。政府可以建立相应的信息交流机制，及时收集和听取劳务移民安置过程中劳务移民的意见和建议，健全和完善劳务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惠民政策，对移民后续安置工作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完善。其次，就业作为劳务移民尽快适应城市的关键因素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和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通过对就业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整合就业信息资源，为劳务移民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解决劳务移民因社会资本短缺而导致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就业困难的问题。同时强化就业岗位供给，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鼓励地方企业吸纳移民就业，提高就业率。
（二）社会层面
“身份的确定是一个认同过程，它必须得到与之相反的‘他者’的认可才得以解决。”所以从社会层面来看，帮助劳务移民更好的完成身份的适应和转变还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作为媒体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发挥正能量宣传引导作用，通过正面报道引导社会各阶层对劳务移民进行客观评价，倡导人文关怀，消除其固有的看法及贴标签行为，推进劳务移民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原有城市居民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劳务移民的进步与改变，从心理上真正接纳他们。作为企业，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劳务移民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并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培育其人力资本，为实现劳务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助力。
（三）社区层面
社区作为移民社会生活交往频繁和集中的主场域在移民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社区要根据劳务移民的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服务以此来提高移民对安置区生活的满意度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一方面社区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如开展社区帮扶、收集和发布就业信息、加强卫生环境治理等;一方面要重视社区的文化建设，注重移民心理融入，结合移民旧场域的生活惯习及文化特色打造系列社区文化节等，增强移民凝聚力的同时引导移民摒弃旧场域不良生活惯习，做合格文明市民。同时可定期举行社区活动日来强化移民与其他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促进移民的城市适应。
（四）劳务移民自身
在思想上劳务移民要结合实际情况克服“等靠要”的懒惰思维，主动迎接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摒弃小农意识和乡村陋习，积极参加各类就业培训，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主动加强与当地市民的互动，构建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在心理上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树立生活信心主動适应城市生活达到稳定安居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