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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八九十岁的姥爷和七八岁的蒋雯丽相依为命。姥爷扶持着蒋雯丽长大，蒋雯丽陪伴着姥爷走完人生路，她的生命像棵小树，不断长高长壮实，姥爷的生命则像棵老树，无声无息地慢慢倒下……
姥爷活下去的理由
1886年，姥爷出生在江苏省铜山县一个殷实的家庭。
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跟着工业革命的新兴产物——火车（那时候叫“大车”）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安徽蚌埠。
姥爷前后有过3位太太，第一位太太娴淑美丽，但是不生孩子。姥姥是第二位太太，生了4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
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厉害，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姥爷前3个孩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女儿死时17岁，儿子死时16岁。
在中国人心中，儿子自古就是传宗接代的象征。在没有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旧中国，儿子还是养老金。中国人把没有儿子叫断了香火，最恶毒的诅咒叫断子绝孙。姥爷在50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
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姥爷每天到儿子的坟上去哭，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回到家里，看到4个孩子里唯一剩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康复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之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从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因为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一定很有钱。不承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好在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福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人是有命的，听说姥爷娶第三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妈妈。
妈妈20多岁时也得了肺结核，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保住了性命。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父女俩相依为命。姥爷也成了妈妈活着的理由，父亲如天，孩子、丈夫都排在后面。但是自从有了我，姥爷便开始把全部的重心转到了我的身上。
成了姥爷最爱的人
我的英雄妈妈，6年里，生了3个姑娘。
妈妈又要上班，又要喂奶，上班时，她就用宽布条把我绑在身上，一手拎着奶瓶、尿布和上班用品，一手打着伞，怕我晒着或淋着。
铁路局是个庞大的系统，医院、学校、幼儿园、哺乳室全都有。妈妈把我送到哺乳室，吃的、用的一起交给阿姨，然后利用午休时间跑来给我喂奶。
哺乳室里的孩子都爱哭，永远地嗷嗷待哺。听说唯有我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影婆娑。路过的姐姐和阿姨们都喜欢得不行，纷纷抢着来抱我。
一位姓周的阿姨，一辈子见到妈妈都只说这一件事：“小丽丽跟别的孩子不同啊，她不哭，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叶。”
她可不知道，妈妈后来把我送到幼儿园，别的孩子哭两天就适应了，我一哭就是一个礼拜，而且从早哭到晚。
我在幼儿园不停歇地哭了一个礼拜后，把园长和老师都逼疯了。她们让妈妈想想办法，别哭坏了孩子的身体，不行就接回家去。
妈妈跟姥爷商量怎么办，姥爷想了想说：“我来带吧。”“您都80多岁了，带孩子太辛苦了。”“那也不能让孩子哭坏了身子。”第二天，姥爷来到幼儿园把我接回了家，他从此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职责。
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柱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
老人走得慢，小孩比老人走得更慢。我们一前一后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俩都欣喜若狂，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进鱼缸，满意地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前一后去领工资，那是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姥爷38元2角的工资。
我们又一前一后地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姥爷去洗澡，我跟着；姥爷去理发，我也跟着；姥爷去会朋友，我更要跟着；有时候，姥爷去上厕所，我还是跟着。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大院附近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分别站在男女不同的队列里，排队等候进去，谁出来得早，谁就会在外面等着对方，一起回家。
我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姥爷腿上，问他那个问了成千上万次的问题：“姥爷，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大姐二姐多？”
姥爷每次都像第一次回答一样，认真地举起双手比划着大小：“我喜欢你这么多（比较夸张地），喜欢你姐姐这么多（缩小了一半以上）。”
把姥爷的床当成舞台
从离开幼儿园开始，我就搬到了姥爷的大床上。
妈妈是铁路报务员，三班倒，平时还有政治学习，我在儿时的记忆里，她只有生病时是在家的。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古代美女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第一个节目：舞蹈《敬爱的毛主席》。”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突然，听见院子里妈妈的喊声：“爸爸，我回来了！”十万火急，我能在50秒内叠好被单，铺好枕巾，整理好蚊帐，迅速跳下床，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并随着妈妈的脚踏进房门高喊一声：“妈妈好！”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再把铅笔拴根小绳当秤。
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自买自卖地吆喝着：“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3毛钱，我找您4分。”“小朋友，你要什么？”“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5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酒、手电、牙膏、毛巾、水壶、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很同情今天的孩子，有太多玩具，拿了这个，丢了那个，想象力被玩具束缚了。没有了虚拟的观众，没有了虚拟的顾客，没有了虚拟的病人，仅有的虚拟都被电子游戏所设定了，呜呼哀哉……
（待续）
摘自《姥爷》
蒋雯丽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34.80元
姥爷活下去的理由
1886年，姥爷出生在江苏省铜山县一个殷实的家庭。
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跟着工业革命的新兴产物——火车（那时候叫“大车”）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安徽蚌埠。
姥爷前后有过3位太太，第一位太太娴淑美丽，但是不生孩子。姥姥是第二位太太，生了4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
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厉害，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姥爷前3个孩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女儿死时17岁，儿子死时16岁。
在中国人心中，儿子自古就是传宗接代的象征。在没有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旧中国，儿子还是养老金。中国人把没有儿子叫断了香火，最恶毒的诅咒叫断子绝孙。姥爷在50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
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姥爷每天到儿子的坟上去哭，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回到家里，看到4个孩子里唯一剩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康复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之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从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因为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一定很有钱。不承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好在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福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人是有命的，听说姥爷娶第三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妈妈。
妈妈20多岁时也得了肺结核，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保住了性命。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父女俩相依为命。姥爷也成了妈妈活着的理由，父亲如天，孩子、丈夫都排在后面。但是自从有了我，姥爷便开始把全部的重心转到了我的身上。
成了姥爷最爱的人
我的英雄妈妈，6年里，生了3个姑娘。
妈妈又要上班，又要喂奶，上班时，她就用宽布条把我绑在身上，一手拎着奶瓶、尿布和上班用品，一手打着伞，怕我晒着或淋着。
铁路局是个庞大的系统，医院、学校、幼儿园、哺乳室全都有。妈妈把我送到哺乳室，吃的、用的一起交给阿姨，然后利用午休时间跑来给我喂奶。
哺乳室里的孩子都爱哭，永远地嗷嗷待哺。听说唯有我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影婆娑。路过的姐姐和阿姨们都喜欢得不行，纷纷抢着来抱我。
一位姓周的阿姨，一辈子见到妈妈都只说这一件事：“小丽丽跟别的孩子不同啊，她不哭，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叶。”
她可不知道，妈妈后来把我送到幼儿园，别的孩子哭两天就适应了，我一哭就是一个礼拜，而且从早哭到晚。
我在幼儿园不停歇地哭了一个礼拜后，把园长和老师都逼疯了。她们让妈妈想想办法，别哭坏了孩子的身体，不行就接回家去。
妈妈跟姥爷商量怎么办，姥爷想了想说：“我来带吧。”“您都80多岁了，带孩子太辛苦了。”“那也不能让孩子哭坏了身子。”第二天，姥爷来到幼儿园把我接回了家，他从此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职责。
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柱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
老人走得慢，小孩比老人走得更慢。我们一前一后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俩都欣喜若狂，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进鱼缸，满意地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前一后去领工资，那是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姥爷38元2角的工资。
我们又一前一后地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姥爷去洗澡，我跟着；姥爷去理发，我也跟着；姥爷去会朋友，我更要跟着；有时候，姥爷去上厕所，我还是跟着。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大院附近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分别站在男女不同的队列里，排队等候进去，谁出来得早，谁就会在外面等着对方，一起回家。
我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姥爷腿上，问他那个问了成千上万次的问题：“姥爷，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大姐二姐多？”
姥爷每次都像第一次回答一样，认真地举起双手比划着大小：“我喜欢你这么多（比较夸张地），喜欢你姐姐这么多（缩小了一半以上）。”
把姥爷的床当成舞台
从离开幼儿园开始，我就搬到了姥爷的大床上。
妈妈是铁路报务员，三班倒，平时还有政治学习，我在儿时的记忆里，她只有生病时是在家的。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古代美女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第一个节目：舞蹈《敬爱的毛主席》。”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突然，听见院子里妈妈的喊声：“爸爸，我回来了！”十万火急，我能在50秒内叠好被单，铺好枕巾，整理好蚊帐，迅速跳下床，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并随着妈妈的脚踏进房门高喊一声：“妈妈好！”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再把铅笔拴根小绳当秤。
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自买自卖地吆喝着：“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3毛钱，我找您4分。”“小朋友，你要什么？”“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5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酒、手电、牙膏、毛巾、水壶、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很同情今天的孩子，有太多玩具，拿了这个，丢了那个，想象力被玩具束缚了。没有了虚拟的观众，没有了虚拟的顾客，没有了虚拟的病人，仅有的虚拟都被电子游戏所设定了，呜呼哀哉……
（待续）
摘自《姥爷》
蒋雯丽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3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