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我在乌镇布置木心故居纪念馆，有一天晨起散步，走去景区边留置的农田。田里是一捆捆刚收割的油菜花，鲜草腥和着泥土香。田垄将尽，只见两头牛沉甸甸地站着，怡然垂头，拂掠野草，像在啃噬的样子。
　　好多好多年没看见牛了。早先的上海郊区，随处可见水牛，去山区落户后，始知村里的壮夫才能役牛。那时的牛，肮脏而辛苦，拖着犁具，背后鸣着响鞭。所谓鞭子，即是细长的竹篾。那畜生曲腿仆倒了，农夫破口咒骂，朝它脊背面额密集劈打。它奋身站起，艰难举步，又复踉跄跌倒，在飞溅的泥浆里发出哀鸣，四下是昼午空山，赤日炎炎。
　　眼前这两头牛倒是得了改革开放的福气，膘肥体壮，有如牛类的模特儿，供在江南风景里。我呆呆地看，想起远离农耕景象，四十多年了。
　　我生长在上海，据说那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都市。日后瞧见汉代画像砖拓片上的图案：割禾打稻、老牛犁田，才知当年落户的田园和西汉时代一模一样。后来去到西藏草原，我又目击了游牧时代。一头牦牛被大卸八块，有位彪悍的女子飞快地在五指关节处点点戳戳，计算人口，平分牛肉：一万年前的人類便是这般计数吗？之后，围观的牧人默不作声捧回各自的一份，连皮带毛，凝着褐色的血，入夜，他们用腰刀缓缓割下生肉，恬静地咀嚼，凝望篝火。
　　《南方人物周刊》要我对时代说些什么，这真是从何谈起。倒是两头生气勃勃的牛提醒我：60年来，我身历好几个不同的时代。哪些时代呢，说是农耕游牧时代，可以的；说是工商时代、政治时代，也可以。但是人并不清楚自己活在怎样的时代，只是被裹挟，以为永将如此。当我瞧着老牛，认定终生会待在荒村，结果局势一变，知青出山返城。当我听惯纽约地铁的轰鸣，曾决定在这座城市终老，结果局势一变，我回到北京——如今的屌丝或豪富，或也对时代的变局或盼或惧吧。
　　谁改变了时代，时代未必清楚。说是必然、偶然，大抵是事后的聪明。1982年远别京沪时，京沪何尝梦见30年后的畸形繁华；纽约，帝国之城，群厦森然，又岂梦见远远地有人正在策划袭击她：在我离开纽约的翌年，当着全世界的面，世贸中心双子座轰然倒塌了。
　　人历经世变，时代也历经世变。近时读台湾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他是抗战年代的山东流亡学生，熬到日寇投降之日，却是他最苦恼的时分：父老托人转告他：千万不要还乡，山东全境的九成地盘已被共军占领。日后他逃去台湾，移民纽约，到了七八十岁，详详细细写成四部回忆录，有如私人版的《战争与和平》。
　　在私人回忆录中，“时代”落实为故人、往事、旧地。王鼎钧的同学大致遗散，他写了上千封信，寻找他们；当年的流亡学校设在安徽阜阳，他写到登临阜阳古塔的那一天。近时巧遇两位来自阜阳的民工，问起那古塔，居然还在。
　　我也想念流浪的旧地，但没再回去。不回去，是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被更动么？或如王鼎钧那般，只想存着记忆，以后写出来？那天，乌镇的两头牛仿佛在说：老兄，我就是你的记忆。
　　人怀念逝去的时代，其实在梦游自己的童年与少年。人又会借助上代的记忆，想象更早的时代。当我沉迷于胡兰成王鼎钧式的私人野史，历历如见，回到民国，近年我自以为渐渐明白晚明、晚清的遗民。人带着旧时代的记忆进入新时代，时代一朝进入记忆，人恍然明白，时代已逝。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形势就是时代。而时代不认识人，人轮不到对时代说话，说了，时代也不听。目下我们进入电脑与网购的时代，机器人时代、复制人时代……恐怕都要来的。那天见到两头牛，忽发感慨，引作此文的启端，但我想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时代无情、时代有情，都是说滥的话，非要说，则“时代”之谓，本是人类的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