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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部大开发必须有超前的思考,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本文从人文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同时,本文也在宏观方面论述了全球化趋势和西部村落经济的关系,并依据“长波”理论对西部发展的历史机遇作出了展望。
关键词:西部发展;人口素质;资源流动;市场经济基本面;全球化;第五波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157-03
“西部”,就目前而言,已经由一个纯粹的地理方位名词,转化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1998年开始,国家从战略角度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使得原来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居民,由原来的西北五省“认同”,转向要在增加了西南五省的十一省区找定位。即由“西北人”变为“西部人”。这一思想变化既是被迫的,又是时代发展必需的。社会状况的变化促使我们在思想领域内必须发生改变,所以必须用思想解放这一法宝来分析展望本地区的现状与未来。
西部地区不发达的原因很多,有环境问题,有人口素质问题,当然,还有微观社会制度问题,更有市场经济所需的文化问题等等。
环境问题,以西北地区为例,主要是干旱化加剧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暂时不加讨论。而是着重以下几个与人文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 必须通过释放人的潜力提高整体人口素质
一般对人口素质高低的判断,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通过统计各种学历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单一的指标。原因在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至少在十年以前(1999年),大规模普及型高等教育还没有开始,中国的高级教育还处在一个精英型或半精英型教育状态。大批处于劳动能力高峰的劳动者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接受训练,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却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正如《管子》中说的,“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的思想,有很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它在这里说明的就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所以提高人口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提高学历层次,还需要在一个立体的层面上释放人的内在潜力。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30年以来,西部地区没有像东部地区一样将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张五常先生最近谈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由大大小小数千个县为局部而组成的规模化经济。各个县以县政府为中心,集中、整合资源,进行了一场现代化运动。所以改革开放在政策上是自上而下,而实践中则是自下而上[1]。笔者认为这个论断颇为精彩地切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同时,还应进一步归纳:一个个以县级为单位的小的区域经济,解放了原来垂直的人才发现体制,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因为传统中国的人才发现,是通过由中央建立一套选拔机制,例如科举制度,将地方人才选拔至中央为国服务。即所谓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改革开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解开了考试制度这种垂直体系的束缚,让原来也许不具有在垂直体系中被认可的高学历,但在精神上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能够创造财富,当然也能够保有财富。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性人才的大发现。这种发现的结果就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这一关于中国人力资源大发展的历史意义至今尚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到。
反观西部,由于种种原因,区域性人才是很缺乏的。陕西著名作家路遥在其《平凡的世界》中塑造了一对兄弟:孙少平与孙少安。弟弟孙少平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但每当他想有所作为,总会感觉到各种无形的阻力让人窒息。而他的兄长,踏踏实实靠劳动致富,认为只要在村子里好好干,就能让自己的家庭过上好日子,这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智慧。我们看到,虽然作者也赞颂孙少平的雄心与理想,但他内心真正赞同的是哥哥孙少安的人生价值观[2]。
《平凡的世界》成书已经有20年了,孙少平的形象,更像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现实生活中的孙少平,在江浙一带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他的理想,但在黄土地上,结果依然那么令人遗憾。
更不用向前追溯到《人生》里的高加林,这个个人主义的英雄,集体意志中的逆子,他的人生是多么的痛苦!
二、 必须通过微观社会制度的改变解决各种社会资源的流动问题
对各级政府而言,必须发展是早已形成的共识。但如何发展,向何种方向发展,小发展还是大发展这些问题,则更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应该基础为先,重视对微观的社会制度进行改变,让各种资源合理流动起来,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合法性与“流动性”。
我们还是以“人”这个要素来讨论。
西部地区目前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接轨问题。在计划体制中,人才是难以流动的。因为依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一个安排合理的社会计划,要比人的才能和动机更有效。新中国建立后,从一五计划到文革中的三线建设,大批工厂建立于西部,这的确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建设有极大帮助。目前第一代工人已经退休,但大批的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仍然按照与以前相似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他们所依托的这些企业,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过了十年左右的大规模亏损,然而自2001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大型的,特别是资源型国企重新获得市场机遇,扭亏为盈,有的甚至获得暴利。原来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停顿了。[3]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已经开始了二次改革,而西部地区连第一次改革都没有彻底完成,这就导致人才和资源的流动仍然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中,技术工人的创造力还是包含在一片混沌里,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应用。
同时,西部地区成长起来的优秀的年轻人,其就业首选还是政府机关,而不是去创业(当然,也缺乏创业环境和机会)。这就造就了一个怪现状,人才、资源、资金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越接近政府,生活福利越高,这当然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社会风气的败坏。
中国最重要的三农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和分析。
以我们的近邻韩国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朴正熙军政府执政之前,韩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而且韩国多山,土地状况也不理想,不像我国东北平原那样可以连片耕作。朴正熙执政以后,推行了所谓“新村运动”,鼓励把小农经济中小块的土地,通过各种措施集中起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失地农民由政府引导进入城市居住,从事外向型工业生产。这样,农民借助土地拥有原始的资本积累,可以获得更多的低息贷款。他们一方面是被迫地,但另一方面也自愿地顺应潮流,流入城市。现在韩国四千多万人口,3/4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的一千万居住在首尔。韩国初步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4]。
韩国资源缺乏,人口又较密集,通过好的政策,解决了农村问题,没有形成大的动荡,变成了一个制造业国家,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所以在2008年9月中旬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对西部地区来说正当其时。
费孝通先生著名的《江村经济》,内容是描写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30年代农民的经济生活,但它的英文书名却叫《Earth Bound China》。所以不能再让土地束缚农民,而要让农民们加入资源的“流动性”。当然,这必须要有相应的保障。我国政府已宣布,在2020年前后,要让所有人口都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这二者结合,就更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 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
西部地区的不发达还有很多无形因素。这就是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面”,它包括“法制、契约精神、以人为本”。
以上海为例,自从浦东开发施行以来,上海多次在中国最佳投资城市的评选中名列前茅。投资者们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评价:上海的生意人守规矩,政府法制意识较强,不过多插手经济活动。因此,它不但吸引了国外的大企业,而且很多内资企业也把总部搬到了上海。必须承认,这些吸引人的无形因素,跟上海开埠160余年来,华洋杂处而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
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致力于培育以上总结的三点。西部地区最为缺乏的也正是这些无形因素。因为长期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里最缺乏商业精神。同时,在西部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对商业文化的评价还远未达到一致。因此这一切还要经过漫长的摸索过程。
这些因素无疑是与文化相关的。所以,建立文化大省的着眼点不应仅限于几部书、几部影视作品、几出舞台剧、若干个文化工程等等。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这些能够看得到的精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物质的),更需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精神文化:法制文化、契约精神、尊重个人意志。
时不我待。上海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如果西部现在还不开始行动,也许一百年后仍是今天这样。
四、全球化、村落经济与“便士资本主义”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在2008年之前曾经是国内外学界热议的话题。全球化有几个基本特征,即产业的全球化分工、资源的全球化分配以及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流动等等。在中国层面看来,东部沿海地区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业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新崛起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其经济形态上,全球化的几大特征体现得非常明显。
但是,西部地区是否也能走上述的全球化道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的核心是“效率”问题。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效率”的理解并不相同。把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对效率的界定,这已经是为众多学者所批判过的。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利用一些人文学者的研究。
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出版了一本著作《便士资本主义》(Penny Capitalism)。书中以南美洲危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村庄潘那契村(Panachel)的经济形态为调查对象,对其中居民的收支平衡状况、主要收入来源、财产、土地分配、平均生产成本、消费水平等,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塔克斯对于该村落经济中的社会制度因素特别重视,他详细地考察了财富的功能、继承制度、生活水平、劳动力组织和土地租借与使用等方面的情况。通过这项研究,塔克斯认为:第一,这一村落的经济,与美国或欧洲国家的村落经济很相似,区别主要在于财富和规模大小方面;前者可以称为“美元经济”,后者则可以称之为“便士经济”。第二,经济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的范围或层次上进行富有效率的制定和运作,对于小型村落经济则不太适合。
塔克斯的这本著作已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它带给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两点思考:第一,就东部地区而言,全球化对于原来的村落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经济,某种程度上就存在一些工业化的基础。也就是“便士经济”。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自己的故乡江苏省开弦弓村那样,缫丝工具的改善逐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正是这一基础帮助这个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与工业化的上海“前店后厂”的格局。第二,对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而言,这一道路能否复制?或者能否在“工业化”的同时,形成一种更加优良的价值体系?
美国学者曼宁•纳什发表于1957年的《经济发展中的多元社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文,提到了现代化发展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在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这种冲击的表现往往不尽相同。纳什提出了三个问题:(1)什么样的可以提高收入的技术与知识被应用于社会?同时,这些技术与知识是怎样适应当地的社会体系的?(2)哪一些人将会是这些提高生产的技术革新的使用者?(3)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将会允许革新者以及他们的新的生产形态,去重构社会和重新定位文化,以至于经济发展将成为嵌合于普通社会运转的特征[5]?纳什的理论预设其实就是微观经济学式的思考。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清晰地认识和了解自身的经济形式,并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非西方社会“经济形式”来说,选择合适自己的“经济范畴”远胜于按照某一模板照猫画虎。在这里,也许合适旱地耕作的农业机械,一些受过培训的职业技师以及这些代表改变的人与物合理地受到社会的赞誉,要胜过宣扬进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分工。
某种程度上,西方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的。尽管在近三百年的时间中,它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基于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道路,以达到经济高效和社会公平,这个问题是所有人都应也必须考虑的问题。
五、新能源、“长波理论”和资源的稀缺性
“长波理论”是20世纪最有争议也是最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由竞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循环过程,采取的形式是商品生产因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连续扩大和收缩。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循环运动,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扩大和收缩运动。”[6]简而言之,由时间维度来看,商品生产存在一个双循环,先是新的技术革命的爆发使得局部的利润率上升,剩余价值扩大;接下来大量的投资在这一领域使得资本呆滞,剩余价值收缩。这样,资本主义历史之出现于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每隔七年或十年一次的一系列周期性运动,而且也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周期,每个时期大约是50年,可以把这个周期称为“长波”。
在曼德尔所在的20世纪70年代看来,所谓的“长波”已经出现了四次:首先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手工制造或机器制造的蒸汽机向最重要的工业分支和工业国家扩散;其次是从1847年的经济危机到19世纪90年代,蒸汽机的普遍化;第三是从19世纪末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电力机械和内燃机的普遍应用;第四是1940年在北美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电子仪器手段的普遍采用到控制仪器方面。
按照曼德尔的逻辑继续推演,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的通信技术,万维网、第三代高速通信(3G)技术以及在新的石油危机下产生的新能源技术,应该是第五次“长波”。
第五次“长波”的显著特征有两点,一是人们对信息的渴求,这应该是以全球性的工业化国家的增多以及早期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通过行业细分的深入工业化为背景的;第二,由于人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能源的消耗远远超过了前面几次“长波”,所以能源成为了首要的“稀缺”商品。
信息技术的跃进,可以极大地改善西部地区在信息上的闭塞。之前因为地理交通的天然阻碍,西部地区在市场的本身发育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因为市场必然诞生在交通更便利、商品种类更丰富的地区。但是当信息成为市场最重要要素的时候,赛博空间(Cyber Space)的平等性弥补了自然空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西部某个不通火车,然而却有移动通信的地方,参与伦敦铜的期货交易(LME)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煤和石油等石化能源的可见性短缺,新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等被人们广泛关注。在我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能源的储藏十分丰富。怎样利用好这种“比较优势”,提供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这正是第五次“长波”所要求的历史逻辑。所以必须清楚地认识新能源给予西部地区的巨大历史机遇。
以上我们借助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双重思考。西部地区居住着接近3.7亿的人口,需要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思想先行,符合时代潮流,找到正确的道路。在目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下,绝不可能再走一条“竭泽而渔”的旧路,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体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以及对最终幸福感的体验上。所以,西部的经济发展尤其要注重思考人文与经济的问题,这应该成为一切有识之士思考社会经济各种现象的出发点。
基金项目:本文为兰州大学交叉学科青年创新基金研究项目“经济人类学方法与中国民俗学研究”(LZU20053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Chicago: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2008 .
[2]路遥.平凡的世界[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3]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大宗商品尽管呈现了暴跌趋势,但这也只是泡沫被挤压的阶段,中长期由于资源的稀缺,终将持续上涨.
[4](韩)朴正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M].潘伟光等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Manning Nash 《The Mutiple Socie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exico and Guatermala》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59,No.5,(October,1957:825.
[6](比利时)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 .晚期资本主义[M].马玉清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21.
[作者简介]房艳丽(1970—),女,兰州大学管理学院MPA,甘肃省机械设备成套局,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产业制度研究。刘文江(1973—),男,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人类学、文化产业。
[收稿日期]2009-12-28
责编:梅文;校对:林月
关键词:西部发展;人口素质;资源流动;市场经济基本面;全球化;第五波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157-03
“西部”,就目前而言,已经由一个纯粹的地理方位名词,转化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1998年开始,国家从战略角度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使得原来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居民,由原来的西北五省“认同”,转向要在增加了西南五省的十一省区找定位。即由“西北人”变为“西部人”。这一思想变化既是被迫的,又是时代发展必需的。社会状况的变化促使我们在思想领域内必须发生改变,所以必须用思想解放这一法宝来分析展望本地区的现状与未来。
西部地区不发达的原因很多,有环境问题,有人口素质问题,当然,还有微观社会制度问题,更有市场经济所需的文化问题等等。
环境问题,以西北地区为例,主要是干旱化加剧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暂时不加讨论。而是着重以下几个与人文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 必须通过释放人的潜力提高整体人口素质
一般对人口素质高低的判断,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通过统计各种学历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单一的指标。原因在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至少在十年以前(1999年),大规模普及型高等教育还没有开始,中国的高级教育还处在一个精英型或半精英型教育状态。大批处于劳动能力高峰的劳动者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接受训练,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却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正如《管子》中说的,“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的思想,有很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它在这里说明的就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所以提高人口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提高学历层次,还需要在一个立体的层面上释放人的内在潜力。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30年以来,西部地区没有像东部地区一样将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张五常先生最近谈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由大大小小数千个县为局部而组成的规模化经济。各个县以县政府为中心,集中、整合资源,进行了一场现代化运动。所以改革开放在政策上是自上而下,而实践中则是自下而上[1]。笔者认为这个论断颇为精彩地切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同时,还应进一步归纳:一个个以县级为单位的小的区域经济,解放了原来垂直的人才发现体制,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因为传统中国的人才发现,是通过由中央建立一套选拔机制,例如科举制度,将地方人才选拔至中央为国服务。即所谓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改革开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解开了考试制度这种垂直体系的束缚,让原来也许不具有在垂直体系中被认可的高学历,但在精神上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能够创造财富,当然也能够保有财富。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性人才的大发现。这种发现的结果就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这一关于中国人力资源大发展的历史意义至今尚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到。
反观西部,由于种种原因,区域性人才是很缺乏的。陕西著名作家路遥在其《平凡的世界》中塑造了一对兄弟:孙少平与孙少安。弟弟孙少平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但每当他想有所作为,总会感觉到各种无形的阻力让人窒息。而他的兄长,踏踏实实靠劳动致富,认为只要在村子里好好干,就能让自己的家庭过上好日子,这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智慧。我们看到,虽然作者也赞颂孙少平的雄心与理想,但他内心真正赞同的是哥哥孙少安的人生价值观[2]。
《平凡的世界》成书已经有20年了,孙少平的形象,更像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现实生活中的孙少平,在江浙一带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他的理想,但在黄土地上,结果依然那么令人遗憾。
更不用向前追溯到《人生》里的高加林,这个个人主义的英雄,集体意志中的逆子,他的人生是多么的痛苦!
二、 必须通过微观社会制度的改变解决各种社会资源的流动问题
对各级政府而言,必须发展是早已形成的共识。但如何发展,向何种方向发展,小发展还是大发展这些问题,则更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应该基础为先,重视对微观的社会制度进行改变,让各种资源合理流动起来,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合法性与“流动性”。
我们还是以“人”这个要素来讨论。
西部地区目前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接轨问题。在计划体制中,人才是难以流动的。因为依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一个安排合理的社会计划,要比人的才能和动机更有效。新中国建立后,从一五计划到文革中的三线建设,大批工厂建立于西部,这的确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建设有极大帮助。目前第一代工人已经退休,但大批的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仍然按照与以前相似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他们所依托的这些企业,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过了十年左右的大规模亏损,然而自2001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大型的,特别是资源型国企重新获得市场机遇,扭亏为盈,有的甚至获得暴利。原来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停顿了。[3]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已经开始了二次改革,而西部地区连第一次改革都没有彻底完成,这就导致人才和资源的流动仍然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中,技术工人的创造力还是包含在一片混沌里,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应用。
同时,西部地区成长起来的优秀的年轻人,其就业首选还是政府机关,而不是去创业(当然,也缺乏创业环境和机会)。这就造就了一个怪现状,人才、资源、资金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越接近政府,生活福利越高,这当然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社会风气的败坏。
中国最重要的三农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和分析。
以我们的近邻韩国为例,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朴正熙军政府执政之前,韩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而且韩国多山,土地状况也不理想,不像我国东北平原那样可以连片耕作。朴正熙执政以后,推行了所谓“新村运动”,鼓励把小农经济中小块的土地,通过各种措施集中起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失地农民由政府引导进入城市居住,从事外向型工业生产。这样,农民借助土地拥有原始的资本积累,可以获得更多的低息贷款。他们一方面是被迫地,但另一方面也自愿地顺应潮流,流入城市。现在韩国四千多万人口,3/4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的一千万居住在首尔。韩国初步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4]。
韩国资源缺乏,人口又较密集,通过好的政策,解决了农村问题,没有形成大的动荡,变成了一个制造业国家,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所以在2008年9月中旬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对西部地区来说正当其时。
费孝通先生著名的《江村经济》,内容是描写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30年代农民的经济生活,但它的英文书名却叫《Earth Bound China》。所以不能再让土地束缚农民,而要让农民们加入资源的“流动性”。当然,这必须要有相应的保障。我国政府已宣布,在2020年前后,要让所有人口都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这二者结合,就更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 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
西部地区的不发达还有很多无形因素。这就是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面”,它包括“法制、契约精神、以人为本”。
以上海为例,自从浦东开发施行以来,上海多次在中国最佳投资城市的评选中名列前茅。投资者们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评价:上海的生意人守规矩,政府法制意识较强,不过多插手经济活动。因此,它不但吸引了国外的大企业,而且很多内资企业也把总部搬到了上海。必须承认,这些吸引人的无形因素,跟上海开埠160余年来,华洋杂处而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
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致力于培育以上总结的三点。西部地区最为缺乏的也正是这些无形因素。因为长期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里最缺乏商业精神。同时,在西部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对商业文化的评价还远未达到一致。因此这一切还要经过漫长的摸索过程。
这些因素无疑是与文化相关的。所以,建立文化大省的着眼点不应仅限于几部书、几部影视作品、几出舞台剧、若干个文化工程等等。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这些能够看得到的精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物质的),更需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精神文化:法制文化、契约精神、尊重个人意志。
时不我待。上海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如果西部现在还不开始行动,也许一百年后仍是今天这样。
四、全球化、村落经济与“便士资本主义”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在2008年之前曾经是国内外学界热议的话题。全球化有几个基本特征,即产业的全球化分工、资源的全球化分配以及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流动等等。在中国层面看来,东部沿海地区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业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新崛起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其经济形态上,全球化的几大特征体现得非常明显。
但是,西部地区是否也能走上述的全球化道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的核心是“效率”问题。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效率”的理解并不相同。把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对效率的界定,这已经是为众多学者所批判过的。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利用一些人文学者的研究。
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出版了一本著作《便士资本主义》(Penny Capitalism)。书中以南美洲危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村庄潘那契村(Panachel)的经济形态为调查对象,对其中居民的收支平衡状况、主要收入来源、财产、土地分配、平均生产成本、消费水平等,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塔克斯对于该村落经济中的社会制度因素特别重视,他详细地考察了财富的功能、继承制度、生活水平、劳动力组织和土地租借与使用等方面的情况。通过这项研究,塔克斯认为:第一,这一村落的经济,与美国或欧洲国家的村落经济很相似,区别主要在于财富和规模大小方面;前者可以称为“美元经济”,后者则可以称之为“便士经济”。第二,经济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的范围或层次上进行富有效率的制定和运作,对于小型村落经济则不太适合。
塔克斯的这本著作已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它带给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两点思考:第一,就东部地区而言,全球化对于原来的村落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经济,某种程度上就存在一些工业化的基础。也就是“便士经济”。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自己的故乡江苏省开弦弓村那样,缫丝工具的改善逐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正是这一基础帮助这个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与工业化的上海“前店后厂”的格局。第二,对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而言,这一道路能否复制?或者能否在“工业化”的同时,形成一种更加优良的价值体系?
美国学者曼宁•纳什发表于1957年的《经济发展中的多元社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文,提到了现代化发展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在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这种冲击的表现往往不尽相同。纳什提出了三个问题:(1)什么样的可以提高收入的技术与知识被应用于社会?同时,这些技术与知识是怎样适应当地的社会体系的?(2)哪一些人将会是这些提高生产的技术革新的使用者?(3)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将会允许革新者以及他们的新的生产形态,去重构社会和重新定位文化,以至于经济发展将成为嵌合于普通社会运转的特征[5]?纳什的理论预设其实就是微观经济学式的思考。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可以清晰地认识和了解自身的经济形式,并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非西方社会“经济形式”来说,选择合适自己的“经济范畴”远胜于按照某一模板照猫画虎。在这里,也许合适旱地耕作的农业机械,一些受过培训的职业技师以及这些代表改变的人与物合理地受到社会的赞誉,要胜过宣扬进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分工。
某种程度上,西方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的。尽管在近三百年的时间中,它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基于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道路,以达到经济高效和社会公平,这个问题是所有人都应也必须考虑的问题。
五、新能源、“长波理论”和资源的稀缺性
“长波理论”是20世纪最有争议也是最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由竞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循环过程,采取的形式是商品生产因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连续扩大和收缩。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循环运动,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扩大和收缩运动。”[6]简而言之,由时间维度来看,商品生产存在一个双循环,先是新的技术革命的爆发使得局部的利润率上升,剩余价值扩大;接下来大量的投资在这一领域使得资本呆滞,剩余价值收缩。这样,资本主义历史之出现于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每隔七年或十年一次的一系列周期性运动,而且也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周期,每个时期大约是50年,可以把这个周期称为“长波”。
在曼德尔所在的20世纪70年代看来,所谓的“长波”已经出现了四次:首先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手工制造或机器制造的蒸汽机向最重要的工业分支和工业国家扩散;其次是从1847年的经济危机到19世纪90年代,蒸汽机的普遍化;第三是从19世纪末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电力机械和内燃机的普遍应用;第四是1940年在北美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电子仪器手段的普遍采用到控制仪器方面。
按照曼德尔的逻辑继续推演,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的通信技术,万维网、第三代高速通信(3G)技术以及在新的石油危机下产生的新能源技术,应该是第五次“长波”。
第五次“长波”的显著特征有两点,一是人们对信息的渴求,这应该是以全球性的工业化国家的增多以及早期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通过行业细分的深入工业化为背景的;第二,由于人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能源的消耗远远超过了前面几次“长波”,所以能源成为了首要的“稀缺”商品。
信息技术的跃进,可以极大地改善西部地区在信息上的闭塞。之前因为地理交通的天然阻碍,西部地区在市场的本身发育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因为市场必然诞生在交通更便利、商品种类更丰富的地区。但是当信息成为市场最重要要素的时候,赛博空间(Cyber Space)的平等性弥补了自然空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西部某个不通火车,然而却有移动通信的地方,参与伦敦铜的期货交易(LME)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煤和石油等石化能源的可见性短缺,新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等被人们广泛关注。在我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能源的储藏十分丰富。怎样利用好这种“比较优势”,提供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这正是第五次“长波”所要求的历史逻辑。所以必须清楚地认识新能源给予西部地区的巨大历史机遇。
以上我们借助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双重思考。西部地区居住着接近3.7亿的人口,需要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思想先行,符合时代潮流,找到正确的道路。在目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下,绝不可能再走一条“竭泽而渔”的旧路,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体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以及对最终幸福感的体验上。所以,西部的经济发展尤其要注重思考人文与经济的问题,这应该成为一切有识之士思考社会经济各种现象的出发点。
基金项目:本文为兰州大学交叉学科青年创新基金研究项目“经济人类学方法与中国民俗学研究”(LZU20053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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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大宗商品尽管呈现了暴跌趋势,但这也只是泡沫被挤压的阶段,中长期由于资源的稀缺,终将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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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房艳丽(1970—),女,兰州大学管理学院MPA,甘肃省机械设备成套局,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产业制度研究。刘文江(1973—),男,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人类学、文化产业。
[收稿日期]2009-12-28
责编:梅文;校对: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