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如说：“我要么成为优秀小说家，要么死在成为优秀小说家的路上。”说这话时他是菏泽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还不满十八岁，面对的是几个踌躇满志的文友。当时正是文学最热的时候，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工厂，随处可见痴迷写小说的人。写作者众多，清醒地将小说写作当成理想的人则极其有限，刘照如是其中之一。他那句话在别人听来还有些孩子气，甚至显得有点狂妄，刘照如却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他在清楚地表达今生将要走的路。他那句话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次重要的良性暗示。想成为什么人，自然就用什么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直到今天。
　　 我与他相识之前便看过他的一些小说，《梁山》《竹器》《目击者》等，都给我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这个时期的文坛上正盛行各类“探索”，最常听到的是“结构”与“解构”，许多作家一头扎在“探索”上，硬是把“探索”的本义搞烂了。“探索”本来是写作者的一种基本需要，不是哗众取宠的说法。当“探索”被当成可以乱放幺蛾子，小说的品质自然会降下来。我觉得许多人不再读小说，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小说让人感到失望。在小说的一片乱象中，刘照如的小说创作迎来了第一个旺盛期。我看到他的小说时直接的感受是惊艳，立意、语言、结构、题材挖掘，都清楚地透着一种难得的文本价值。“探索”是为了拓延小说的边界，创造出小说的更多可能，刘照如正在这么做。他在用小说自身元素来加强小说的魅力，制造着一种超越于题材和故事吸引力之上的艺术的可读性。当时我正在老家县城的偏僻角落里专门写作，经常焦虑得一筹莫展，看到刘照如的小说，我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跟他见一面。
　　 从2002年夏天开始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经常和他见面。当时的《当代小说》编辑部离我上班的地方差不多只有一站地。他对短篇小说的感知能力卓然超群，任何一个听他聊过小说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用纯艺术的标准解读小说，好多貌似大师的作家作品都被剥去了炫目的彩衣。正如老舍所说：“小说是有底的。”可惜这句话并不为大多数写作者所熟知。刘照如衡量作家的标准是“是否真懂小说”，有的作家声名显赫，著作等身，其实是不懂小说的人。他的标准和老舍所说的“小说的底”是对小说本质的不同描述。他最近发表的文论《短篇小说，类似于现实在梦中的模样》，相对系统地阐明了他对短篇小说的认知和判断，相当于将他对短篇小说的超然感知力分享给了更多的人。此文在作家群中，尤其是在青年作家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其对小说本质的触及度之深，远超许多作家的想象。创作既不是对大师的模仿，也不是沉浸于自我臆想。有追求的小说家内心一定要有一个好小说的标准，标准的确立决定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这就像刘照如十八岁时用“成为优秀小说家”对自己进行良性暗示一样。他在《短篇小说，类似于现实在梦中的模样》里，启发着更多写作者对好的小说标准进行思考。
　　 我曾想将这个印象记叫作《背后被称为老师的人》，这是因为刘照如的编辑身份，他并不把编辑当成一份吃饭的职业，而是真心热爱。他非常看重这个身份，这个身份里有他的理想。他站在编辑角度挑选别人的作品，同时也在训练自己的眼力。每当看到一篇好稿子，他会到处对人说。当发现一个有潜力的作家，他比自己发表作品还要兴奋。当代的许多优秀作家都是因为他的慧眼从《当代小说》逐渐走向全国。2015年我在杭州遇到汤成难，2019年在北戴河遇见刘荣书，我们提起刘照如，都会称老师。作者对编辑，当面叫老师是礼貌，背后叫老师则是发自心底的尊重。真正的尊重不用多说，甚至不需要让其本人知道。刘荣书对我说，他在生活和创作都相对困顿的时候，有一天正在农田干活，腰间的寻呼机忽然跳出一串济南的电话号码。他到村头的电话亭回电话，接通之后，刘照如要求他将电话放下，然后再用编辑部的电话打给他。刘荣书说，刘老师甚至考虑到了替他省下电话费。约稿。对于当时几乎要放弃写作的刘荣书来说，其感动程度可想而知。约稿对于刘照如来说是正常的工作，连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他的认可帮助许多作家确立了写作的信念。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把他认为“懂小说”的人推出来。
　　 刘照如的作品总是比我们所期待的要少。他的小说创作曾数次中断，我觉得应该归因于他的思维极度敏感。思维极度敏感对于小说家来说是难得的天赋，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则会造成太多的困扰。困扰破坏情绪，反过来又影响创作。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有些事情已经不能算困扰，应该算煎熬。他的母亲重病卧床五年，而他是他们家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上过大学、在“外面”工作的人。当时的他工资微薄，生活时常陷于困顿。持续多年的窘迫和焦虑，使刘照如无法将精力调整到创作上来。稍稍缓过劲儿来之后，他的儿子刚进入高中，出现了严重的偏科，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他不愿看到儿子陷于焦虑，让儿子退了学。他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刘照如是个专注力超强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总是能从多种角度发现事情的规律和本质。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竟然让儿子以初中学历考上了大学本科。刘照如这段时间没有写作，却完成了一部比任何小说都更好的作品。
　　 他十几岁时曾经跟着老家县剧团唱戏，被许多行家认定是将来的大武生。这对一个出身穷苦农村的孩子来说，似乎正站在改变命运的门槛上。他是被父亲从戏台上拽下来强行送回学校的。他说当初发奋读书的最大动力是想成为大武生，为了是将来每顿饭都能吃到馒头。没有感受过饥饿的人无法想象他曾将吃上馒头当成人生目标。他还说，小时候只能吃到地瓜，读小学时，每到下午三点左右，一群孩子都会蹲在学校的厕所旁边，一阵阵地呕吐出一股股酸水，肠胃的痉挛使得他们眼睛里涌滿泪水。刘照如对生活经历中的种种场景，总是能提炼成准确的语言，语言再激活他人想象，使得那些简单场景变成电影中的定格，定格之后传达出震撼。
　　 我和许多朋友一直都对刘照如的小说充满期待，每当他决定写作，总能让我们看到惊艳的作品。2013年开始，他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旺盛期，写出了《叶利亚》《蓝头巾》《果可食》《火车站广场一笑》《杨红旗》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反响十分好。我却觉得这些反响远未真实地说明他的小说价值。这些小说看似与他早期小说一脉相承，其实变化很大。原来的小说显得锐利，像剃刀的刃。以《叶利亚》为代表的这些小说则温润了许多，小说因温润而博大、厚重。他的小说辨识度很高，在众多小说中一眼便能被认出来。他从来不人云亦云，他痛恨人云亦云，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因为坚定，注定了孤独。他的小说自成一派，任何一种流派或潮流都无法概括他。他的创作总是在向人提示着短篇小说创作的更多可能。
　　 近些年我与他见面的次数少了许多，我特别怀念十八年前隔三差五去编辑部找他聊小说的日子。现在每次到济南，我都要和他进行一次长谈，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九点半，八个小时里我们不说任何时髦话题，只聊小说。我把听他聊小说当成一种高级享受，他总是给人带来醍醐灌顶之感。
　　 如今，刘照如又开始写小说了。此次开始距上次中断相隔了四十六个月，这段时间于他是另一种难言的煎熬。好在毕竟还是开始了。他的创作数量不是太多，乍看上去好像是弱点，其实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小说总是给人以一顶百的印象。他那严苛的小说标准，写作于他来说相当于雕刻，而不是像机器一样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雷同作品。作家存在的价值不在于他写了什么，更不是通过写作给自己带来什么，而是他用写作给别人带来什么。刘照如是雕刻短篇小说的人，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什么是准确，以及与优秀短篇小说相关的一切价值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