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功样板来自于新加坡，他的理念与精神支撑就是新加坡国有股权投资公司，上任后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李荣融，国有企业市场道路的探路者。用通常的眼光来看，以国有企业走市场之路这个标题隐含了一个悖论。
　　
　　当然，淡马锡制度的核心未必如李荣融所说就是内外部董事比例适调的董事会制度，我们不应忽略新加坡的总体法制、经济环境以及《新闻周刊》对新加坡经济所作的评论，“新加坡把整个国家当成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越来越把自身命运与亚洲其他地区相结合”。我们拷贝了董事会制度，而无法拷贝制度环境，以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势头。
　　即便如此，改革必须推进。
　　在外部体制重重约束之下，国资委继续将大权委派给董事会，李荣融表示，今后将派出受过专业训练的国资委官员担任外部董事，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后，国资委会把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权利交给董事会，但董事会的第一责任是维护出资人利益。并且明确，凡是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企业，业绩考核权交给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决定企业业绩考核的具体方案、指标和水平。从某种意义上，一旦将来央企体制发生质变，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实现产权的顺利交接，通过董事会可以使央企有平滑的管理过渡期。当然，这是远景，对于李荣融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通过可以信任的董事会，使国资委的职权完整地在市场上体现出来。
　　实际上，作为代理机构的国资委在争取自身的定位、自己的权力上道路并不平坦，近两年与财政部的央企预算权争夺战，目前双方各得一半城池，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国资委急于建立规范而又能绝对体现出资人利益的董事会，为什么对于建立央企内部的资本平台乐此不疲。
　　
　　郎旋风：激励机制迂回战
　　
　　环顾央企改革进程，郎咸平是个绕不开的话题。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抨击，对于信托责任的放心，对于国资流失耸人听闻的结论，短期内如旋风刮遍全国。以郎咸平为代表的一派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声称国企领导不过是保姆，把企业经营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他们的应尽职责。MBO及其任何曲线变种都是“保姆”企图偷窃主人资产的勾当，应坚决叫停。
　　由于社会上认为经营者获得股权的激励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的观念颇为盛行。这一明显偏颇的观点得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给政策制定者以相当大的舆论压力，阻滞了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而国资委则处于暴风中心。
　　李荣融虽然并未正面应对，但国资委连发三份文件规范国企改制，2004年8月，公布《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在郎顾案争论最为激烈的2004年9月，国资委发表署名文章表明态度，直指制度建设，李荣融说，有的国企老总估计两个月睡不好觉。
　　毫无疑问，国资委对于国企管理者的激励持同情并且推进的态度。2005年4月，国资委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规定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可以向管理层转让，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暂不向管理层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这几乎是宣布了国企领导与股权的永别，但不久之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出面解释说禁令“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存量资产”。2005年末又从国资委传出消息，境外和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激励规范意见已经进入出台倒计时。且在两部规范中，境外规范肯定会先行公布。
　　
　　李融荣明言，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次序将会是上市公司在先、母集团在后；海外上市公司在先，国内上市公司在后。其实，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早已悄然开始了对经营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一大批海外上市中资企业实行了股权激励计划。这些个案或多或少地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的样本。看来李荣融深恶旧体制的弊端，不会像郎咸平那样天真，关上激励的门就此将市场扫地出门，使央企失去改革的高管依托。
　　奇怪的是，郎咸平的激进言论，“一块这样的土壤引进西方产权制度，必将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与李荣融几乎同时高调表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信托理论的信奉者，同时将产权理论束之高阁，因立场不同暂时分道扬镳。
　　近日，李荣融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给自己做了一个奇特的评价，“我不敢说我是最合适的，我说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原因是“一没有给总理添乱，第二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一路没有走太多的弯路，造成国家的损失”。这或者也不是一个谦虚的评价，事实上，在央企改革这一核心领域没走弯路，即是改革功臣。
　　现在对央企改革评价显然为时尚早，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国家资本发展之路，其未来充满变数。如果成功，毫不夸张地说，将彻底改写中国历史与现有的主流经济理论。所以，对李荣融的评价实则是对央企改革的评价，而央企改革成果将面临经济周期与货币战争的严峻考验，一切等尘埃落定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