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的未来

　　之后进行测序的，包括SARS病毒、家蚕基因组、第一个东亚人基因图谱、大熊猫基因组，海量的数据涌来，用生物信息室的“锄头”进行“数据挖掘”，寻找它们的生物学意义和价值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这些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认知的基因信息，要寻找数据中能用的知识并不是件易事。把基因信息看作一种语言，你就会发现其中的难处，就像你被空投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的人在说话，你知道那些话对你很重要，却听不懂。惟一的办法是听、观察、筛选——哪些是常用词，哪些是特别的词，哪些词意味着疾病与死亡，哪些词可以逆袭。
　　这就是不断需要进行基因测序的原因，王俊说：“要在很大数据样本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我们做的水稻的项目，先是水稻的基因测序，然后是水稻的表型和基因的关系，再然后，水稻未来的育种……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学设想，就像从人类基因组计划走到基因和疾病，往往当你看一个片段时，总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片段，但长远来看，每一步都在一个大的设想之中。”
　　依靠国家开发银行的一笔10年15亿美元的贷款，2010年1月华大基因订购了每台单价数十万美元的128台高通量测序仪HiSeq2000，这是有史以来对测序仪所下的最大的一笔订单。到今天，华大已经拥有137台高通量测序仪，测序能力是全球总测序能力的一半以上。而这种“神机”的速度，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测一个人的基因组，人类基因组计划用了13年，用升级后的新测序仪只需27小时。”
　　对购买这些测序仪的理由，在办公的那个临窗卡座上——在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研究院，院长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杂志和资料堆成山的卡座——王俊解释：“我们只是顺势而为，并没有刻意要成为全球最大或什么的。想做的事情，倒推过来需要这样一种测序能力和分析能力，最终规模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当时的一篇报道中，曾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奠基人之一的华盛顿大学教授Maynard Olson对这个机构评价道：“这是应对基因科技这样极速发展的科学领域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时间会证明（它的效果）。”而“底线是华大必须给科学界带来真正令人兴奋的东西”。
　　这一年1月，华大启动了“1000种动植基因组计划”，开始从科学界征集测序物种提案；3月，《自然》杂志以封面故事着重介绍了由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主要承担的“人体肠道菌群元基因组参考基因集的构建工作” ……这个机构开始逐渐把研究方向集中于与农业和健康相关的基因科学上，并开始迈向社会化。
　　测序工作的外包是否会成为相关科研领域的趋势？王俊的答案是：会两级分化。一方面，测序仪会越来越容易操作和“用户友好”，一些实验室的测序工作可以很容易自己来做；另一方面，对于另外一些数据量巨大的测序工作，大型测序中心有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今年，华大完成了对生产测序仪的CG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收购。
　　在健康领域，华大能做什么？一位华大员工举了几个例子。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在基因组上都是存在差异的，在给病人制定治疗方案时，不同的基因型对于治疗方案、药物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对病人基因型的检测来指导治疗方案的制定，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把副作用减到最小，这也是最近大热的量基因型给药的“个性化医疗”。另一个公众认知度更高的例子是对遗传疾病的“产前筛查”，很多已知的疾病是由基因直接决定的，很多发育缺陷的婴儿，如唐氏综合症，原因就是21号染色体多出了一条，在受孕初期就可以通过检测孕妇血液中的游离胎儿的基因片断，从而通过干预措施避免发育缺陷患儿的出生。
　　在水木社区的生物信息学版块，一群学生正在讨论是否要在毕业后选择华大，一位过来人评价：“华大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解决问题。但面对大规模测序技术，有很多问题都是自然浮现的。”谈话者举了个例子，从人群间基因组差异这个出发点开始，把焦点集中在“如何分类人群”这一点上，很容易提出非常多的问题，例如人种间差异，运动能力差异等。这场讨论，最终的结论是：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王俊：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对于我们想做的事情来说，今天（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来讲，华大距离希望成就的那份事业，还有一定距离。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王俊：我對现状还不那么满意，还谈不上成就。如果你想做的事情只是发表一篇高水平的论文，论文发表了，你就很有成就感；但如果想做的事情有点大有点远，现在就还处于一种奋进的过程中。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王俊：我们所做的工作，我父母应该知道吧。我们做的这些项目，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知道，不能服务于这些人，那也做得太阳春白雪了。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东西能对他们有用，我父母也知道我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王俊：中国一直在谈战略转型，生命科学领域应该是个机会。中国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方向都是一流的水平，国际上看，这个领域的很多新的发现都是由华人来做的。而这方面也有民生需求的带动，如果从政府到各个机构共同努力，在生命科学相关的领域上，是有些路子可以走出来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俊：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不说问题吧。我们华大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六岁，科学部分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三岁。这些年轻人是些非常有创造力的个体。给他们机会、好的平台和充分的信任，他们能够出一些非常好的成果。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王俊：从来没想过。有远大目标的年轻人，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去持之以恒地努力奋斗，更愿意团结一批人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团结的人多了，就是领袖了。事业和目标本身够远大，团结的人多，这种气质就自然形成了。周围，有领袖气质的人很多。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王俊：对我来说，肯定是责任更重要。想做的事情这么大，管着这么大的团队，要排序的话，肯定是责任第一位。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王俊：我在不同时间段会受不同的书和电影的影响，你要问我在过去37年受了哪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的影响，我还真举不出来。如果一定要说，某一类书吧，我比较喜欢人物传记。电影，我更喜欢那种引人思考的电影。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王俊：重要的是利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不管是谁最终引领，生命科学这个浪潮都会往前走，我更希望我们能够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俊：警觉是随时会有，但还谈不上恐惧和担忧。
　　几天前，安吉丽娜·朱莉的手术也许是基因诊断时代的一个里程碑，而王俊所从事的就是与基因有关的研究。1999年，23岁的王俊参与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是水稻、家蚕以及炎黄基因，去年， 作为中国测序研究重地的领导者，他被选为《自然》的“世界科学界年度十大人物”。他说：“不管是谁最终引领，生命科学这个浪潮都会往前走，我更希望我们能够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