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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新亚书院和我“后”“先”诞生，我们年龄相近。不但年龄相近，她和我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一起的。1965年到1969年，我在九龙农圃道的新亚书院求学，开始了我在学术园圃的耕耘;1976年到2000年，我在沙田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的新亚书院教书，继续在学术田地上劳动。1976年是中大三间书院行政上趋向统一的一年。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统一，所有新加入中大的教师，聘书是由中大发出的，而我那一张还是由新亚当时的院长全汉升教授签发。我在新亚求学和教书，先后超过二十八年。十八年造就一条好汉，二十八年则造就我这样一个不能不怀旧的新亚人。
在求学时期，我读书之外，还参与学生活动，是中等程度的活跃分子。大二时学生会长邀我入阁，主持《新亚学生报》。身为中文系学生，所好在文墨，我“义不容辞”成为这份报章的主编。在1967年，我与崇基、联合两份学生报的主编合作，出版中大三院学生报联刊，以“列中文为政府法定语言”为主题，出版特辑，我受推举，执笔写作“社论”。当时友报《崇基学生双周报》的主编潘铭燊兄，年前提起联刊的事，说目前崇基图书馆珍藏有这份联刊，这可能是中大内外图书馆收藏的孤本了。中大毕业之后，我至今未能再睹这份珍稀刊物，时时在怀念。
求学时期，新亚只有六七百个学生，在客观环境方面，其实气象不大。1969年到1976年我在美国深造，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1976年开始我在母校教学。新亚在马料水山头，水塔高耸，遥望八仙岭，俯视吐露港，雄奇俊秀，那才是气度恢宏。我这个年轻的讲师，教学、读书、写作之外，还参与校内校外的学术文化活动。母校新亚书院的规模日大，她的活动我固然常常参加，使我更感亲和的是中大教文学的一些同事，这群人包括余光中（属联合）、梁锡华（属崇基）、黄国彬以及宋淇、蔡思果等先生。
到了1985年，这群人先后离散，而我参与新亚书院的事务开始愈来愈多了。我先是当了新亚通识课程主任，两三年后转任辅导长，而且兼任《新亚生活》月刊的主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好些年，我留在新亚诚明馆或人文馆或乐群馆的时间，经常多于留在冯景禧楼我中文系办公室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壮丽的“天人合一亭”，而我与新亚已几乎翕然“院人合一”了。我担当通识主任、《新亚生活》主编、辅导长（当院长不在香港时，我还任署理院长）期间，可记可叙的事、可忆可怀的人甚多，和在求学时期一样纷繁丰富。
大二时，黄维波（笔名水仙子）加上岑嘉驷（笔名岑逸飞）、李天命（笔名李纵横）、陈炳藻等，几个新亚人和若干崇基人、联合人，在戴天、胡菊人、林悦恒、陆离诸先生女士的支持爱护下，竟然开天辟地创办了一本综合性文化杂志《盘古》月刊。胡菊人主编的《明报月刊》当时已在港内外文化界广受瞩目，《星岛晚报》的文化周刊正在茁壮，而这些都是我们这群大学生可以親炙甚至尝试“染指”的报刊。新亚校歌有这样的名句：“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我们不一定下笔即千言万言，但觉得笔杆子并不沉重，趁青春，一队文友确是挥笔向前迈进。有可笔耕的报刊，加上当时渐渐多起来的一些文艺活动，如“第一映室”（Studio One）的艺术电影播映，我们感受到一个颇浓的文化氛围。
在新亚书院校内，我们的老师已是圃中老农了。中文系的王道先生一直呵护着他的杂志《人生》，鼓励同学们投稿。曾克端先生教同学们如何平平仄仄平平仄，以及怎样一东二冬“平水韵”，并把班上习作刊登在《新亚生活》上，所得稿费则往往用来在新亚餐厅买冰淇淋，师生一起吃。莫可非先生讲古文摇头晃脑，到了可以《汉书》下酒的境界。程兆熊先生把他新出版的著作一本一本赠给班上的同学。潘重规先生讲授《文心雕龙》，还领导一个《红楼梦》研究小组，把小组同学们的研究成果结集刊布。
中文系以外，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概论》像枕头一样厚大，其《人生的体验》和《爱情的福音》则轻盈若飞天;而他名如其人，毅力可佩，著述不辍。我在新亚求学时，创校校长钱穆先生已退休，但人不在而书在，精神在。其历史、文学的著作，如《国史大纲》、《中国文学讲演集》等，对同学们仍有相当的感召力。孙国栋先生把辉煌而多苦难的“中国通史”讲得潇洒简要，其中自有钱夫子的精神在。1963年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组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博文约礼”为校训。我从“新鲜人”（freshman）一直做到“先你呀”（senior）的四年级老大哥，都感受到书院内一股“博文”的气息：文学的文、文化的文、人文的文。我想，在当时三间书院中，新亚大概是人文气息最浓厚的。
1976年成为隶属新亚的教师后，我感受到的“文气”，在三院以致后来加上逸夫书院而变为四院中，仍然极浓甚至最浓。且不说“人文馆”这栋大楼名正言顺，新亚的《新亚生活》、《新亚学术集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云起轩晚餐聚谈这些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的刊物及活动，在吐露港之滨，其气度直如水塔一样，巍然峨然。新亚中文系诸同事和同学当然都擅长写作。同事中师兄邝健行能文能诗且能骈──撰作骈文;何文汇兄能文能诗且能剧——把莎士比亚的Hamlet改编为中国五代历史剧《王子复仇记》，且自导自演;黄耀堃兄后来加入新亚，也是诗文的能手。学生之中王良和、樊善标、陈洁仪等勤于创作，良和更经常获得文学奖。
我最为熟悉的两位新亚院长，也非常“人文”。最近几年，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及其大城深圳市，分别有以“文化立省”和“文化立市”的发展宏图。金耀基教授任新亚院长那几年，我相信他的施政策略就是“文化立院”。上述的《新亚生活》、《新亚学术集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云起轩晚餐聚谈，除了既有的《新亚生活》，都是金院长开发的“创意”文化产业。后来继任院长的诸位教授，基本上是金规林（聪标）随、梁（秉中）随以至黄（乃正）随，当然继任者踵其事亦增其华。
金院长既有创意，亦擅创作。他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二书，是文化散文的佳构。“文化散文”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一散文家的文集而名噪。金氏二书，早于此而出版，可说已先创下了金氏纪录。《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列入我当年主编的“沙田文丛”，更使我深感荣幸。金公是散文高手，想不到继任的骨科医生梁秉中院长，所操的副业除了写散文外，还写小说。我担任《新亚生活》主编期间，梁院长在这月刊发表的讲稿等文字，由我亲任文稿编辑。我发现他文思泉涌，几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执笔为文，真有古代“上马杀敌，下马草露布”的儒将之风。梁院长把正副业结合在一起的是他的散文集《手术室随笔》和小说集《医院惊魂》，这些书且远征至新加坡的出版业。 梁院长有一项正业中的副业，那就是在中大的医学院教学、在中大的临床医院行医之外的“关怀行动”医疗服务。梁院长及其队友远赴大江南北的偏僻地区，向同胞施医赠药。他关怀的是民间疾苦，推而广之，则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是中国的富强。而对中国的关怀，不论是人民还是文化（当然二者是离不开的），正是我求学时期和教书时期新亚人的一个特色。
钱穆和唐君毅诸先生的萦心之念——夏志清教授一篇名文所说的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是中国文化。潘重规先生研究《红楼梦》，认为其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反清复明的一个汉人。潘先生的学说建基于民族大义。求学时期我的同窗、文友，谈论时，撰文时，常常涉及中国前途、中国文化。谈远必自迩，我们在论内地文化之际，也往往关心眼前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化。我在新亚教书时期，很多同仁都有这样的家国情怀，上述梁秉中的“关怀行动”更不用再说。在他之前，金耀基院长研究和著述的主题，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化”和香港的社会与政治。1993年和1999年新亚书院先后举办大型的当代中国文学研讨會，香港文学是最重要的议题。这两个研讨会，我有幸参与筹划，这除了表征对书院活动的积极参与外，还显示了我学术研究的兴趣。
我数十年来治学，用力较多的有三方面：香港文学、余光中、《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发扬一千五百年前中国这部经典的文学理论，让雕龙成为飞龙，则基于一颗中国心。阐释余光中的作品，指出其卓越的成就，此事或许蕴含我不自觉的动机：二十世纪的文学，不止有西方的叶慈、艾略特、乔伊斯、海明威、佛洛斯特、萨特、卡缪他们，还有咱们中华的杰出作家如余光中。这样说来，我的“余学”也藏有一颗中国心。
六十年前新亚书院的创办，一个重要目标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新亚立足于香港，她的发展理所当然不能与香港文化无关。四十年来母校与我，于今回顾时，我发现二者学术发展的脉络，正充盈着中国心和香港心的血液。求学时期的同窗、文友，至今也还有脉脉鼓动着中国心，其中的黄维波兄多年来致力于国内的教育事业，岑逸飞兄则自从在新亚书院毕业后，四十年来磨砺精神，勤奋笔耕，他论述中国文化的著述数十种，成绩斐然，对社会甚有贡献。逸飞兄在新亚求学时期，不幸染患小儿麻痹症，从此不良于行。但他坐着轮椅，撑着拐杖，周游中国以至全球各地，观察风土人情，探寻文化底蕴，其旅行的“迈里”（mileage）不知是古代徐霞客的多少千万倍，新亚书院对这位坚毅而杰出的校友，应该有所褒奖、表扬。
居于香港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怀中国文化，本来是寻常事;而我之为中国文化辩护，我之努力“让雕龙成为飞龙”也非单纯由于受到母校某一人或某一事或某本书的启发。即使如此，我认为自己的学术取向，与中国文化气息浓厚的新亚书院，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我在“熏浸刺提”中得到母校精神的感染。而新亚精神，特别是现在来说，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精神，比一般的大学更重视中国文化。
《新亚校歌》由创校校长钱穆先生作词，黄友棣先生谱曲：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黄维樑按：这应该是任何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人文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按：这表现了钱穆这位创校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可说是有特色的新亚精神。）
十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按：如果“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指的是整个世界，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不能说只有新亚人才应有，全世界知识分子之通达者也应该有此认知和敬重。）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按：不应说只有新亚人才有，所有创业者、自强不息者都应有。）
在求学时期，我读书之外，还参与学生活动，是中等程度的活跃分子。大二时学生会长邀我入阁，主持《新亚学生报》。身为中文系学生，所好在文墨，我“义不容辞”成为这份报章的主编。在1967年，我与崇基、联合两份学生报的主编合作，出版中大三院学生报联刊，以“列中文为政府法定语言”为主题，出版特辑，我受推举，执笔写作“社论”。当时友报《崇基学生双周报》的主编潘铭燊兄，年前提起联刊的事，说目前崇基图书馆珍藏有这份联刊，这可能是中大内外图书馆收藏的孤本了。中大毕业之后，我至今未能再睹这份珍稀刊物，时时在怀念。
求学时期，新亚只有六七百个学生，在客观环境方面，其实气象不大。1969年到1976年我在美国深造，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1976年开始我在母校教学。新亚在马料水山头，水塔高耸，遥望八仙岭，俯视吐露港，雄奇俊秀，那才是气度恢宏。我这个年轻的讲师，教学、读书、写作之外，还参与校内校外的学术文化活动。母校新亚书院的规模日大，她的活动我固然常常参加，使我更感亲和的是中大教文学的一些同事，这群人包括余光中（属联合）、梁锡华（属崇基）、黄国彬以及宋淇、蔡思果等先生。
到了1985年，这群人先后离散，而我参与新亚书院的事务开始愈来愈多了。我先是当了新亚通识课程主任，两三年后转任辅导长，而且兼任《新亚生活》月刊的主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好些年，我留在新亚诚明馆或人文馆或乐群馆的时间，经常多于留在冯景禧楼我中文系办公室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壮丽的“天人合一亭”，而我与新亚已几乎翕然“院人合一”了。我担当通识主任、《新亚生活》主编、辅导长（当院长不在香港时，我还任署理院长）期间，可记可叙的事、可忆可怀的人甚多，和在求学时期一样纷繁丰富。
大二时，黄维波（笔名水仙子）加上岑嘉驷（笔名岑逸飞）、李天命（笔名李纵横）、陈炳藻等，几个新亚人和若干崇基人、联合人，在戴天、胡菊人、林悦恒、陆离诸先生女士的支持爱护下，竟然开天辟地创办了一本综合性文化杂志《盘古》月刊。胡菊人主编的《明报月刊》当时已在港内外文化界广受瞩目，《星岛晚报》的文化周刊正在茁壮，而这些都是我们这群大学生可以親炙甚至尝试“染指”的报刊。新亚校歌有这样的名句：“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我们不一定下笔即千言万言，但觉得笔杆子并不沉重，趁青春，一队文友确是挥笔向前迈进。有可笔耕的报刊，加上当时渐渐多起来的一些文艺活动，如“第一映室”（Studio One）的艺术电影播映，我们感受到一个颇浓的文化氛围。
在新亚书院校内，我们的老师已是圃中老农了。中文系的王道先生一直呵护着他的杂志《人生》，鼓励同学们投稿。曾克端先生教同学们如何平平仄仄平平仄，以及怎样一东二冬“平水韵”，并把班上习作刊登在《新亚生活》上，所得稿费则往往用来在新亚餐厅买冰淇淋，师生一起吃。莫可非先生讲古文摇头晃脑，到了可以《汉书》下酒的境界。程兆熊先生把他新出版的著作一本一本赠给班上的同学。潘重规先生讲授《文心雕龙》，还领导一个《红楼梦》研究小组，把小组同学们的研究成果结集刊布。
中文系以外，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概论》像枕头一样厚大，其《人生的体验》和《爱情的福音》则轻盈若飞天;而他名如其人，毅力可佩，著述不辍。我在新亚求学时，创校校长钱穆先生已退休，但人不在而书在，精神在。其历史、文学的著作，如《国史大纲》、《中国文学讲演集》等，对同学们仍有相当的感召力。孙国栋先生把辉煌而多苦难的“中国通史”讲得潇洒简要，其中自有钱夫子的精神在。1963年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组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博文约礼”为校训。我从“新鲜人”（freshman）一直做到“先你呀”（senior）的四年级老大哥，都感受到书院内一股“博文”的气息：文学的文、文化的文、人文的文。我想，在当时三间书院中，新亚大概是人文气息最浓厚的。
1976年成为隶属新亚的教师后，我感受到的“文气”，在三院以致后来加上逸夫书院而变为四院中，仍然极浓甚至最浓。且不说“人文馆”这栋大楼名正言顺，新亚的《新亚生活》、《新亚学术集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云起轩晚餐聚谈这些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的刊物及活动，在吐露港之滨，其气度直如水塔一样，巍然峨然。新亚中文系诸同事和同学当然都擅长写作。同事中师兄邝健行能文能诗且能骈──撰作骈文;何文汇兄能文能诗且能剧——把莎士比亚的Hamlet改编为中国五代历史剧《王子复仇记》，且自导自演;黄耀堃兄后来加入新亚，也是诗文的能手。学生之中王良和、樊善标、陈洁仪等勤于创作，良和更经常获得文学奖。
我最为熟悉的两位新亚院长，也非常“人文”。最近几年，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及其大城深圳市，分别有以“文化立省”和“文化立市”的发展宏图。金耀基教授任新亚院长那几年，我相信他的施政策略就是“文化立院”。上述的《新亚生活》、《新亚学术集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云起轩晚餐聚谈，除了既有的《新亚生活》，都是金院长开发的“创意”文化产业。后来继任院长的诸位教授，基本上是金规林（聪标）随、梁（秉中）随以至黄（乃正）随，当然继任者踵其事亦增其华。
金院长既有创意，亦擅创作。他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二书，是文化散文的佳构。“文化散文”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一散文家的文集而名噪。金氏二书，早于此而出版，可说已先创下了金氏纪录。《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列入我当年主编的“沙田文丛”，更使我深感荣幸。金公是散文高手，想不到继任的骨科医生梁秉中院长，所操的副业除了写散文外，还写小说。我担任《新亚生活》主编期间，梁院长在这月刊发表的讲稿等文字，由我亲任文稿编辑。我发现他文思泉涌，几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执笔为文，真有古代“上马杀敌，下马草露布”的儒将之风。梁院长把正副业结合在一起的是他的散文集《手术室随笔》和小说集《医院惊魂》，这些书且远征至新加坡的出版业。 梁院长有一项正业中的副业，那就是在中大的医学院教学、在中大的临床医院行医之外的“关怀行动”医疗服务。梁院长及其队友远赴大江南北的偏僻地区，向同胞施医赠药。他关怀的是民间疾苦，推而广之，则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是中国的富强。而对中国的关怀，不论是人民还是文化（当然二者是离不开的），正是我求学时期和教书时期新亚人的一个特色。
钱穆和唐君毅诸先生的萦心之念——夏志清教授一篇名文所说的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是中国文化。潘重规先生研究《红楼梦》，认为其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反清复明的一个汉人。潘先生的学说建基于民族大义。求学时期我的同窗、文友，谈论时，撰文时，常常涉及中国前途、中国文化。谈远必自迩，我们在论内地文化之际，也往往关心眼前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化。我在新亚教书时期，很多同仁都有这样的家国情怀，上述梁秉中的“关怀行动”更不用再说。在他之前，金耀基院长研究和著述的主题，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化”和香港的社会与政治。1993年和1999年新亚书院先后举办大型的当代中国文学研讨會，香港文学是最重要的议题。这两个研讨会，我有幸参与筹划，这除了表征对书院活动的积极参与外，还显示了我学术研究的兴趣。
我数十年来治学，用力较多的有三方面：香港文学、余光中、《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发扬一千五百年前中国这部经典的文学理论，让雕龙成为飞龙，则基于一颗中国心。阐释余光中的作品，指出其卓越的成就，此事或许蕴含我不自觉的动机：二十世纪的文学，不止有西方的叶慈、艾略特、乔伊斯、海明威、佛洛斯特、萨特、卡缪他们，还有咱们中华的杰出作家如余光中。这样说来，我的“余学”也藏有一颗中国心。
六十年前新亚书院的创办，一个重要目标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新亚立足于香港，她的发展理所当然不能与香港文化无关。四十年来母校与我，于今回顾时，我发现二者学术发展的脉络，正充盈着中国心和香港心的血液。求学时期的同窗、文友，至今也还有脉脉鼓动着中国心，其中的黄维波兄多年来致力于国内的教育事业，岑逸飞兄则自从在新亚书院毕业后，四十年来磨砺精神，勤奋笔耕，他论述中国文化的著述数十种，成绩斐然，对社会甚有贡献。逸飞兄在新亚求学时期，不幸染患小儿麻痹症，从此不良于行。但他坐着轮椅，撑着拐杖，周游中国以至全球各地，观察风土人情，探寻文化底蕴，其旅行的“迈里”（mileage）不知是古代徐霞客的多少千万倍，新亚书院对这位坚毅而杰出的校友，应该有所褒奖、表扬。
居于香港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怀中国文化，本来是寻常事;而我之为中国文化辩护，我之努力“让雕龙成为飞龙”也非单纯由于受到母校某一人或某一事或某本书的启发。即使如此，我认为自己的学术取向，与中国文化气息浓厚的新亚书院，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我在“熏浸刺提”中得到母校精神的感染。而新亚精神，特别是现在来说，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精神，比一般的大学更重视中国文化。
附：新亚校歌
《新亚校歌》由创校校长钱穆先生作词，黄友棣先生谱曲：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黄维樑按：这应该是任何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人文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按：这表现了钱穆这位创校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可说是有特色的新亚精神。）
十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按：如果“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指的是整个世界，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不能说只有新亚人才应有，全世界知识分子之通达者也应该有此认知和敬重。）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按：不应说只有新亚人才有，所有创业者、自强不息者都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