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奏与越吟

　　有一首古老的《越人歌》，载于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楚王的母弟乘船夜游，撑船的是个越女，自作多情的她在搀扶中产生了情感，于是唱了这首情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风土记》曰“越俗性率朴”，是为佐证。《越人歌》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是中国最早的翻译作品，體现了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状况，表达了对跨越阶级的爱情的追求。
　　《春秋左传正义》载曰：春秋时楚国乐官钟仪被晋国俘虏，晋侯叫他操琴，他奏的依旧是楚国的音乐，抒发思念故国的真切之情。《史记·陈轸传》记述：越人庄舄仕楚，原是一个贫民，竟做了大官。有一次他病了，没有上朝。楚王就派人去看望，听见庄舄正在吟唱越国的民歌，原来他患的是思乡病呢。是故，汉代王粲的《登楼赋》曰：“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关于“越吟”与“楚奏”的两个语典，都是早期的春秋纪实，表达了身处他乡之人思念故乡的深情，正是异口同声，心心相印。
　　钱锺书曾说：“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回顾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越文化与楚文化的相通之处就是淳朴重义、爱国恤民、尚武奋勇、自强不息。楚人的烈性与越人的硬气是共融的，如一首古诗云：“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

范蠡与勾践

　　楚人范蠡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天人相合的宇宙观，二是知天知人的认识论，三是阴阳转化的辩证法。历史上明确地把天、地、人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考虑并提出具体问题的对策，是从范蠡开始的。后被“十六经”吸收，所谓“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终为孟子完善，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著名格言。
　　当越国败亡、勾践入吴为奴时，范蠡能够审时度势，甘愿随之入吴一同为奴，受尽屈辱。吴王夫差以功名而诱他，遭范蠡拒绝。当勾践遭伍子胥设计陷害时，范蠡更是以身试刃而挫败伍子胥之谋。所以到此时，勾践已不再将范蠡视作一名忠心之臣，而是知己，是超越于王道的“贤弟”亲人。归越后，范蠡得遇红颜西施，但他的爱情却和“灭吴七术”中的“美人计”产生了冲突，在关乎国家和美人的大是非前，范蠡忍痛而选择了前者。到此时，范蠡与初入越时的理想相比，已经相去甚远。无形之中，他已与勾践一样，将沉重的国家理念藏在心中，而将至情至美的爱抛掉了。
　　上将军范蠡为越王勾践献计谋略，安民治军，复国雪耻，重振越风。越国经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范蠡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不仅勇于指挥作战，而且善于治理内政。他还是个经济学家，利用湖泊河网发展水产业，利用丘陵平原发展畜牧业，让故乡人民受益万代。以勾践为代表的“会稽风度”，表现为明末王思任说的一句话：“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正是卓绝千古的文化血脉造就了越人独特的品质，具体表现为：一是硬气，敢作斗争的阳刚;二是韧性，坚持真理的阴柔。
　　范蠡哲学的亮点是“经世致用”，他把发现的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用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其人最为称道的就是“功成身退”，取自《易经》中的“遁卦”，也即《道德经》的名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里包含着人生的大智慧：“知足”“知止”“退后一步，天高地阔”。司马迁《史记》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绍兴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先贤，在越王城建立了范蠡祠，香火不绝，以示其不朽的功绩。

周敦颐与王阳明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他是道教《无极图》的传人，还与云门宗佛印了元颇为相契。尽管出入佛、道，但周敦颐志在儒门，他引佛、道的本体论、本源论、境界论和工夫论等资源来重组儒家的伦理道德，对理学起了重要的开山作用。
　　王阳明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集大成者，阳明心学即是他会通三教的产物。对周敦颐这位前辈，王阳明可谓神交久矣。他从小饱读程朱理学，深受理学鼻祖周敦颐的熏陶。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王阳明在九华山地藏洞遇异人，关于周濂溪是“儒家好秀才”之言让其深感相契。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在赴谪途中拜谒萍乡濂溪祠，自称私淑弟子的题诗，满是对周濂溪的仰止之情。在贬谪地王阳明居夷处困，深悟周敦颐的纯粹和平，尊崇其为孔、孟的传人。
　　王阳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王阳明认为太极有体有用，太极的妙用即是动即是阳，而在太极不息的发用中，其常体是不会变易的，此即为静即为阴。王阳明言心是天地万物的存在根据，视天地万物的流行皆为心之发用，认为静言的是良知之体，动言的是良知之发用。良知体用一源，体中有用，用中有体，因此万物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皆是良知一体之妙用。
　　王阳明继承周敦颐的“诚”的内涵，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周敦颐关于“诚”既含物理又含伦理的思想是：“诚”实际上就是理，其在天地间，就是星辰附丽、日月闪耀、四时运行等等的道理;其在人或事物上，就是草木茂盛、禽兽成群、夷夏有别等等的道理。由此可见，王阳明所讲的“诚”之理包含了“所必然”和“所当然”，也即物理和伦理两部分。
　　王阳明承袭周敦颐的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他也一直以立志成圣为首务，故而他在友朋弟子中不厌其烦地倡扬立志。他在龙场所设的四教条之一就是立志，他勉励学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王阳明弘治十年（1497）主考山东乡试，试题都出自其手笔，他以周敦颐“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作为策问，从中也可见周敦颐对王阳明的影响。

王闿运与李慈铭

　　李慈铭字炁伯，号莼客，世称越缦老人，晚清会稽名士，集官吏、学者、文学家于一身，被视为越学之大成者，著作十分丰厚。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号称湘学泰斗与潇湘名士，诗文亦称“天下第一”，门生弟子遍布天下。李慈铭居浙，王闿运临湘，“越缦堂”与“湘绮楼”是两人各自取的书斋名，恰是天成一对。按《说文解字》：“缦，缯无文也”“绮，文缯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此即是一个明证。
　　王闿运曾从师刘熙载于上海龙门书院，先生亲授“日程”（记载为学进度）与“日记”（记录心得和疑虑），乃每日必做的功课。他受益匪浅，感曰：“蒙融斋（刘熙载字）所重，此先生谦德溉人，壬秋年少时便令心折，亦不易也。”李慈铭从小秉承家学，敏思而多才，入京后曾从师翁同龢，自觉为学精进，尤感其师“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的名望。
　　《清史稿》称李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把他排在第一位，称“托塔天王晁盖”，他还被誉为“旧文学的殿军”。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曰：“方民国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莫友芝联赞：“独立千秋谁与友，自成一家始逼真。”
　　章太炎尊兩家为大师，将李慈铭与王闿运并称为“古文二大家”。无独有偶，张之洞也敬重他们为“诗坛老宿”，还将王、李并称：“王诗幽奥，李诗明秀。”钱锺书在《复堂日记续录序》中，对两人的《日记》做了如下评介：“王（闿运）翁楚艳之侈，能以文字缘饰经术，收朋勤诲，化及湘蜀，及所作支晦无俚，虽运而无所积。李（慈铭）生小心精洁，匪唯摭华，颇寻厥根，自负能为本末兼赅之学。观其故实纷罗，文词耀艳，洵近世中华士闻人也！”
　　当年由樊增祥发起在京城成立了“寒山诗社”，李慈铭与王闿运都是其中的成员，彼此多有交往，也少不了逢场作戏。两家的诗说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即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王闿运曰：“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李慈铭曰：“不名一家，不专一代，陶冶古人自成面目，八面受敌而为大家。”从诗歌创作风格来看，两人亦有相似之处，比如五言诗中的清空风韵。李慈铭的《越中吟》：“落日放船好，一泓秋可寻。渺然如世外，清绝见吾心。藻影浮空动，荷香入定深。舻摇鱼跃际，都是故乡音。”王闿运的《雨过空灵滩》：“烟岫蒙蒙白，秋风瑟瑟清。归帆开雾雨，细浪响空灵。水驿双鬓报，滩声一枕听。霜鳊不易得，随处问渔汀。”

谭嗣同与秋瑾

　　秋瑾十八岁时随父入湘，先后在长沙、常德、湘潭等地居住，二十岁时与王廷钧（子芳）成婚。十年中她结交了湖南的许多亲朋好友，饱受楚湘文化的熏陶，同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展示了一个才女骄人的文学天赋。她喜好游山玩水，楚湘的风景同水乡绍兴如出一辙，她留下了如此感遇：“传帛解怜苏武节，挥弦应忆洞庭游”;“欲将满眼汪洋泪，并入湘江一处流。”她钟情以屈原为源头的楚湘文化，有一首五古《吊屈原》：“楚怀本孱王，乃同聋与瞽。谤多言难伸，虫生木自腐。臣心一如豸，市语三成虎。君何喜谄佞，忠直反遭忤。伤哉九畹兰，下与群草伍。临风自芳媚，又被薰莸妒。太息屈子原，胡不生于鲁？”可见爱憎何其分明，蕴含着感伤时局、借古讽今的意味。
　　由“才女”向“侠女”的亮丽转身中，谭嗣同对秋瑾的影响极大。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当时日本领事馆欲为之庇护，被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于1898年9月28日慷慨就义，留下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秋瑾与谭嗣同何其相似乃尔，当大通学堂被清兵包围时，大家都力劝她回避，但她坚决不走，发出惊天动地的誓言：“以我之血，惊醒国人。”秋瑾于1907年7月15日壮烈牺牲于绍兴轩亭口，之前也写下了绝命诗：“大好时光一刹过，雄心未遂恨如何？投鞭沧海横流断，倚剑重霄对月磨。函谷无泥累铁马，洛阳有泪泣铜驼。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可见，秋瑾与谭嗣同是心心相印的，而且是殊途同归。更有巧合的是，两人慷慨就义时的年龄是一样的，为三十三岁。
　　秋瑾的留日同学陈天华，1905年12月7日投海自杀。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秋瑾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留日学生记住烈士遗言“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说到激动处，秋瑾随手从靴筒里抽出她随身带着的“倭刀”插在桌上，大声叫喊：“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清廷，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就吃我一刀！”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都为之拍手叫好，于是“鉴湖女侠”便出了名。
　　秋瑾有《赠王时泽》一函谓：“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越诸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吾自庚子以来，已置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此等言语，颇与谭嗣同、陈天华之气浩然相等。所以，她在一首《满江红》词中这样感叹：“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作为“湘人媳妇”的秋瑾，她身上的烈性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