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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喝茶》创作于1924年12月，刊载于当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7期。周氏在1925年11月13日病中为自己的散文集《雨天的书》所写的序中曾云己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又说“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称自己这样有“褊急的脾气的人”又生在中国那样一个时代，实在难于“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但观《喝茶》一文，所谈不过中外茶道兼及茶食，不唯内容清雅，行文也从容淡定、平易晓畅，若说其早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周作人的散文理想，当不为过。但对于读者而言，若仅能体会到《喝茶》的以上特点，也只能说是见其皮相而已。
周作人的文章并不易解。他自云其文“貌似闲适”并因此“往往误人”;钱锺书在给黄裳的一封信中则谓周氏文章有“骨董葛藤酸馅诸病”。所谓“骨董”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日陈旧二曰碎杂;“酸馅”应系来自苏东坡《赠诗僧道通诗》自注“酸馅气”一语，一开始被用来讥嘲僧人诗之酸腐格调，后来又逐渐被移用到对世俗文人、作品的评价之中，成为一般的文艺批评范畴;“葛藤”本是一种植物，也许是因为其外形，钱锺书常用它表达牵扯、纠结、缠绕，不直接、不爽利之意。“骨董”“酸馅”且置而不论，钱锺书的“葛藤”一语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周氏作品并非是那么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
周作人在《喝茶》一开头就交代，他写作该文和徐志摩在平民中学讲“吃茶”有关。关于徐志摩这次演讲的内容，徐为自己的散文集《落叶》所写的序言中曾提到，他曾经想把在平民中学的讲演稿《吃茶》也编入该集，但是因为原稿本来不全，又加上几次搬家的缘故，稿子最后遗失，因此未能如愿。也就是说，连徐志摩自己都未能提供确切的演讲内容，那么周作人就更无从得知了。但是周作人对徐志摩的演讲肯定也不是一无所知——否则恐怕他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了。至于徐志摩讲演的时间，现有的各种材料中也都语焉不详。根据周作人文中所说，徐志摩讲演的是日本的茶道，而当年5月29日徐曾陪印度诗人泰戈尔去日本，7月才从日本离开，那么他在平民中学的演讲大致应该发生在从日本归来后到12月周作人创作《喝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如果说徐志摩关于“吃茶”的讲演引发了周作人写《吃茶》的兴致，听起来也很平常。然而如果了解了在《喝茶》发表之前徐志摩和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旗帜的《语丝》刚刚发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来说可谓一件大事。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崇拜者与访问陪同者，对其难免多有溢美之词。他在这一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发表讲演时，不仅将泰戈尔和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苏格拉底、老子、歌德相提并论，还说泰戈尔“有时竞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对泰戈尔过誉如此，当然很容易招人反感。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曾予以直接批评：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不过鲁迅的这篇文章并非在泰戈尔访华的当时，而是在十年之后的1934年11月19日所写。1924年鲁迅和徐志摩另有冲突：这一年徐志摩从日本回国后，在11月13日译完了波特莱尔的诗《死尸》并为之作序，发表在了12月1日的《语丝》第3期上。徐志摩的这篇序言充分表现了他饱受欧风美雨洗礼略带夸张又满含灵性的才子气。且看其中的几句：
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鲁迅对徐志摩文章的这种风格非常反感，曾在半个月之后出版的《语丝》第5期上发表了《“音乐”？》一文予以冷嘲热讽，刘半农则在翌年3月2日的《语丝》第16期发表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对徐加以调侃戏弄《语絲》本是同人刊物，虽然他们声明语丝社中“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是也明言对“主张上相反的议论”不会“代为传布”。讨论徐志摩和鲁迅、刘半农思想之异同也许还有可转圜处，奈何鲁迅“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考虑到这个背景，作为当时《语丝》实际主持人的周作人在1924年12月29日出版的该刊第7期上发表一篇与徐志摩在平民中学的讲演同题的文章且在开头直接挑明，意味深长。表面看来，周作人在《喝茶》中对徐志摩的讲演多有称赞——譬如说徐志摩讲演时有“精心结构的讲稿”“一定说的很好”，对于茶道艺术“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等等。但很明显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客套与恭维。徐志摩的文章恰恰是不太讲究什么结构的，且看本文前面提到的他为《死尸》写的序以及1924年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讲演的稿子《落叶》即可知道。另外，这一年徐志摩也不过是陪泰戈尔去日本盘桓了月余，对日本茶道肯定也不会比周作人更了解，很难有什么“透彻巧妙的解说”。
周作人的这种恭维之词是“反语”——说话者故意把对象的缺陷的对立面作为其优点来加以称赞，譬如见了侏儒故意夸他伟岸即是一例。如果听者未能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那说话者即可暗暗宣布自己智商的优胜并嘲笑对方的愚笨;听者即便察觉了对方说的是反话，也常常无法张口回击。常年浸淫于文字之中者，不能不明白这种小技巧。
再看下文，周作人的不屑之意愈显。所谓“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很明显是在鄙夷徐志摩曾留学的英国的文化——西方世界最以喜喝红茶闻名者，非英国人莫属，而加方糖与牛奶，也正是英式下午茶的习惯。曾居留英伦数年的徐志摩在文章中难免提及英国茶。例如：
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但是徐志摩记述喝英国茶的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26年——也许徐志摩1924年关于喝茶的演讲中夸赞过英国茶而对日本茶表示过某种程度的不恭，偏巧又被周作人听到了一点风声——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周作人为什么要在《喝茶）冲批评英国茶。
周作人讥嘲的锋芒甚至波及了19世纪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1857-1903，即周作人文中所说的“葛辛”）__一这位作家所热爱的红茶与黄油面包只被周作人看作是充饥之物，那么徐志摩的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来也不会幸免，应该遭到周作人的鄙视了：它们哪里有日本茶的雅致而离于实用的艺术气息呢？接下来周作人批评中国茶时也不忘捎带着刺一下“西洋”——他所谓中国式的喝茶“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就是这个意思。甚至连豆腐也被周作人认为如茶一般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的东西。
喝茶本是相当私人化的事情。喜爱英国茶也罢、日本茶也罢，其实都不能证明喝茶者品位的优劣，周作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之所以贬英崇日，除了徐志摩可能在讲演中轻慢了日本茶道之外，当然也和他们当时分属的不同文化阵营有关。“五四”前后北京教育界内有以原英、美等国留学生构成的“英美派”以及原法国、日本等国留学生构成的“法日派”等。这些派系之间互相对立、缠绕、混杂，其界限虽然并非“刀切断了一样地分明”（郭沫若诗《日出》中语），但确实存在，时时闪现。若论归属，周作人当属法日派，徐志摩则属英美派。当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死尸》引发和鲁迅的冲突，又在平民中学讲演他并不精通的日本茶道后，周作人写《喝茶》对其进行贬抑与讽刺，不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举动吗？
当然，如果完全从文化派系的角度来解释这篇文章是武断的。学缘、地缘并不是文学派别的必然性成分，更亲密的兄弟关系也不是。如果说周作人写《喝茶》是自觉保持与鲁迅同调，还不如说是故意显示与鲁迅的分歧。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老宅欲取当初未带走的书籍物品时，又和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发生了冲突。若说数月之后周作人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撰文支持，令人难以信服。就此再反观《喝茶》一文，能更深入地理解周作人对待徐志摩的方式：鲁迅以尖锐而周作人则有意示以温和。
周作人对徐志摩的批评可以说是太委婉了，委婉到也许连徐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地步：目前尚未发现他回击《喝茶》的文字，倒是有不少称道周作人处。1925年12月18日周作人给徐志摩信，谈到《晨报副刊》上夏斧心的一篇关于接吻的翻译文章中的问题。徐志摩在回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还格外称赞了周作人：
自从作人先生因为主政《语丝》不再为本刊撰文;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我们机会接近他温驯的文体，……我前天偶然翻看上年的副刊，那时的篇幅不仅比现在的着实有分两，有“淘成”并且有生动的光彩。那光彩便是作人先生的幽默与“爱伦内”——正像是镂空西瓜里点上了蜡烛发出来的光彩，亮晶晶，绿滟滟的讨人欢喜。啊！
徐志摩在信中还表达了希望周作人继续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意思。也许是要回应徐志摩的好意，周作人也为《语丝》向徐志摩再次约稿。但是徐志摩在1926年1月26日的回信中并没有答应。他指出，不愿投稿的原因有三：一是《晨报副刊》编务太紧，二是上次在《语丝》发表稿子遭到鲁迅等人的批判，三是自己和《语丝》的文体不一致。
此后周作人和徐志摩之间也没有爆发太激烈的冲突。即便是徐志摩卷入鲁迅、周作人等和陈西滢之间由“女师大风潮”而起的“闲话”风波中的时候，他仍然对周作人的“温和的态度”表示了欣赏。当然他对鲁迅仍然保持着戒备：“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周作人还曾撰文纪念。
虽然周作人的《喝茶》在当事人徐志摩那里并未引起明显的反响，在左翼阵营中却有人看不惯。鲁迅在1933年就曾写过与周作人之作同名的文章《喝茶》。王培元以为，这是鲁迅与其弟的一场“潜对话”，此见不无道理：鲁迅在文章中讽刺的那些“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虽未明指就是周作人，但他确应被归为雅人一类。不过，再考虑到鲁迅文中的“粗人”等词汇，说它也是和徐志摩的一场“潜对话”或继《“音乐”？》之后的“再对话”似亦并不为过。徐志摩除了在《死尸》的序中鄙夷过别人的“皮粗”，在《印度洋上的秋思》中集中显示过自己的“秋心”外，“清福”更是他经常表示歆慕的人生境遇。在1923年9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他就艳羡胡和曹诚英“山中神仙似的清福”;当然，如牧童一般“舒舒服服的选一个阴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他的《梅花三弄》在他心目中也是一种清福。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他曾在北京真光剧场讲演时说泰戈尔想念少年时代在恒河“拍浮”的清福，也曾对泰戈尔在清华学校享了几天清福表示欣慰。
被徐志摩视为“清福”的事物真不少：深夜无人时在西湖的平湖秋月与友人喝茶吃藕粉消磨时光是清福，能够聆听林长民的妙语也是清福。他还将济慈《夜莺歌》（Odetoa nightlSqga]e，现通译为《夜莺颂》）中的Tis not lhrough envy ofthv happy lot译作“我不敢羡慕她的清福”固。不知是否受徐志摩影响，陆小曼甚至连徐志摩的死亡都视作享清福！
由此看来，鲁迅《喝茶》所批评的对象少不了徐志摩。如果再看鲁迅文末将有“细腻锐敏”感觉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相比较，认为这样就能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那“雅人”简直就是指已经逝世的徐志摩无疑了。
如果说鲁迅的《喝茶》讽刺周作人、徐志摩一类的“雅人”尚多含蓄或顾忌，阿英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曾点名批评徐志摩、周作人等的“喝茶”：
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年）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年），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年）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竞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阿英说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就开始“吃茶”，指的就是周作人的《喝茶》一文，因为此文在《语丝》发表之后曾收入《雨天的书》。
阿英之后，唐弢又续作了《吃茶文学论补略》。不过他的用意倒不在于指责任何人，主要谈的是茶的起源以及历代茶文学的掌故而已：“因为这问题很有趣，我也想来谈谈。为什么叫作补呢？那是说，我想谈一点阿英先生所不曾详谈——或者竟是他所鄙弃的滓渣。”
其实阿英的文章中即便是指摘周作人，也已经很温婉了，远非20世纪20年代末“普罗文学”运动时期的疾言厉色可比。到了唐弢那里，甚至开始讲起了趣味。这似乎说明：人生并非只有战斗一途，革命者也不是一直都把阶级斗争当成日常生活的。
周作人的文章并不易解。他自云其文“貌似闲适”并因此“往往误人”;钱锺书在给黄裳的一封信中则谓周氏文章有“骨董葛藤酸馅诸病”。所谓“骨董”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日陈旧二曰碎杂;“酸馅”应系来自苏东坡《赠诗僧道通诗》自注“酸馅气”一语，一开始被用来讥嘲僧人诗之酸腐格调，后来又逐渐被移用到对世俗文人、作品的评价之中，成为一般的文艺批评范畴;“葛藤”本是一种植物，也许是因为其外形，钱锺书常用它表达牵扯、纠结、缠绕，不直接、不爽利之意。“骨董”“酸馅”且置而不论，钱锺书的“葛藤”一语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周氏作品并非是那么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
周作人在《喝茶》一开头就交代，他写作该文和徐志摩在平民中学讲“吃茶”有关。关于徐志摩这次演讲的内容，徐为自己的散文集《落叶》所写的序言中曾提到，他曾经想把在平民中学的讲演稿《吃茶》也编入该集，但是因为原稿本来不全，又加上几次搬家的缘故，稿子最后遗失，因此未能如愿。也就是说，连徐志摩自己都未能提供确切的演讲内容，那么周作人就更无从得知了。但是周作人对徐志摩的演讲肯定也不是一无所知——否则恐怕他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了。至于徐志摩讲演的时间，现有的各种材料中也都语焉不详。根据周作人文中所说，徐志摩讲演的是日本的茶道，而当年5月29日徐曾陪印度诗人泰戈尔去日本，7月才从日本离开，那么他在平民中学的演讲大致应该发生在从日本归来后到12月周作人创作《喝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如果说徐志摩关于“吃茶”的讲演引发了周作人写《吃茶》的兴致，听起来也很平常。然而如果了解了在《喝茶》发表之前徐志摩和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旗帜的《语丝》刚刚发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来说可谓一件大事。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崇拜者与访问陪同者，对其难免多有溢美之词。他在这一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发表讲演时，不仅将泰戈尔和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苏格拉底、老子、歌德相提并论，还说泰戈尔“有时竞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对泰戈尔过誉如此，当然很容易招人反感。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曾予以直接批评：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不过鲁迅的这篇文章并非在泰戈尔访华的当时，而是在十年之后的1934年11月19日所写。1924年鲁迅和徐志摩另有冲突：这一年徐志摩从日本回国后，在11月13日译完了波特莱尔的诗《死尸》并为之作序，发表在了12月1日的《语丝》第3期上。徐志摩的这篇序言充分表现了他饱受欧风美雨洗礼略带夸张又满含灵性的才子气。且看其中的几句：
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鲁迅对徐志摩文章的这种风格非常反感，曾在半个月之后出版的《语丝》第5期上发表了《“音乐”？》一文予以冷嘲热讽，刘半农则在翌年3月2日的《语丝》第16期发表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对徐加以调侃戏弄《语絲》本是同人刊物，虽然他们声明语丝社中“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是也明言对“主张上相反的议论”不会“代为传布”。讨论徐志摩和鲁迅、刘半农思想之异同也许还有可转圜处，奈何鲁迅“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考虑到这个背景，作为当时《语丝》实际主持人的周作人在1924年12月29日出版的该刊第7期上发表一篇与徐志摩在平民中学的讲演同题的文章且在开头直接挑明，意味深长。表面看来，周作人在《喝茶》中对徐志摩的讲演多有称赞——譬如说徐志摩讲演时有“精心结构的讲稿”“一定说的很好”，对于茶道艺术“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等等。但很明显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客套与恭维。徐志摩的文章恰恰是不太讲究什么结构的，且看本文前面提到的他为《死尸》写的序以及1924年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讲演的稿子《落叶》即可知道。另外，这一年徐志摩也不过是陪泰戈尔去日本盘桓了月余，对日本茶道肯定也不会比周作人更了解，很难有什么“透彻巧妙的解说”。
周作人的这种恭维之词是“反语”——说话者故意把对象的缺陷的对立面作为其优点来加以称赞，譬如见了侏儒故意夸他伟岸即是一例。如果听者未能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那说话者即可暗暗宣布自己智商的优胜并嘲笑对方的愚笨;听者即便察觉了对方说的是反话，也常常无法张口回击。常年浸淫于文字之中者，不能不明白这种小技巧。
再看下文，周作人的不屑之意愈显。所谓“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很明显是在鄙夷徐志摩曾留学的英国的文化——西方世界最以喜喝红茶闻名者，非英国人莫属，而加方糖与牛奶，也正是英式下午茶的习惯。曾居留英伦数年的徐志摩在文章中难免提及英国茶。例如：
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但是徐志摩记述喝英国茶的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26年——也许徐志摩1924年关于喝茶的演讲中夸赞过英国茶而对日本茶表示过某种程度的不恭，偏巧又被周作人听到了一点风声——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周作人为什么要在《喝茶）冲批评英国茶。
周作人讥嘲的锋芒甚至波及了19世纪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1857-1903，即周作人文中所说的“葛辛”）__一这位作家所热爱的红茶与黄油面包只被周作人看作是充饥之物，那么徐志摩的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来也不会幸免，应该遭到周作人的鄙视了：它们哪里有日本茶的雅致而离于实用的艺术气息呢？接下来周作人批评中国茶时也不忘捎带着刺一下“西洋”——他所谓中国式的喝茶“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就是这个意思。甚至连豆腐也被周作人认为如茶一般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的东西。
喝茶本是相当私人化的事情。喜爱英国茶也罢、日本茶也罢，其实都不能证明喝茶者品位的优劣，周作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之所以贬英崇日，除了徐志摩可能在讲演中轻慢了日本茶道之外，当然也和他们当时分属的不同文化阵营有关。“五四”前后北京教育界内有以原英、美等国留学生构成的“英美派”以及原法国、日本等国留学生构成的“法日派”等。这些派系之间互相对立、缠绕、混杂，其界限虽然并非“刀切断了一样地分明”（郭沫若诗《日出》中语），但确实存在，时时闪现。若论归属，周作人当属法日派，徐志摩则属英美派。当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死尸》引发和鲁迅的冲突，又在平民中学讲演他并不精通的日本茶道后，周作人写《喝茶》对其进行贬抑与讽刺，不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举动吗？
当然，如果完全从文化派系的角度来解释这篇文章是武断的。学缘、地缘并不是文学派别的必然性成分，更亲密的兄弟关系也不是。如果说周作人写《喝茶》是自觉保持与鲁迅同调，还不如说是故意显示与鲁迅的分歧。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老宅欲取当初未带走的书籍物品时，又和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发生了冲突。若说数月之后周作人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撰文支持，令人难以信服。就此再反观《喝茶》一文，能更深入地理解周作人对待徐志摩的方式：鲁迅以尖锐而周作人则有意示以温和。
周作人对徐志摩的批评可以说是太委婉了，委婉到也许连徐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地步：目前尚未发现他回击《喝茶》的文字，倒是有不少称道周作人处。1925年12月18日周作人给徐志摩信，谈到《晨报副刊》上夏斧心的一篇关于接吻的翻译文章中的问题。徐志摩在回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还格外称赞了周作人：
自从作人先生因为主政《语丝》不再为本刊撰文;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我们机会接近他温驯的文体，……我前天偶然翻看上年的副刊，那时的篇幅不仅比现在的着实有分两，有“淘成”并且有生动的光彩。那光彩便是作人先生的幽默与“爱伦内”——正像是镂空西瓜里点上了蜡烛发出来的光彩，亮晶晶，绿滟滟的讨人欢喜。啊！
徐志摩在信中还表达了希望周作人继续向《晨报副刊》投稿的意思。也许是要回应徐志摩的好意，周作人也为《语丝》向徐志摩再次约稿。但是徐志摩在1926年1月26日的回信中并没有答应。他指出，不愿投稿的原因有三：一是《晨报副刊》编务太紧，二是上次在《语丝》发表稿子遭到鲁迅等人的批判，三是自己和《语丝》的文体不一致。
此后周作人和徐志摩之间也没有爆发太激烈的冲突。即便是徐志摩卷入鲁迅、周作人等和陈西滢之间由“女师大风潮”而起的“闲话”风波中的时候，他仍然对周作人的“温和的态度”表示了欣赏。当然他对鲁迅仍然保持着戒备：“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周作人还曾撰文纪念。
虽然周作人的《喝茶》在当事人徐志摩那里并未引起明显的反响，在左翼阵营中却有人看不惯。鲁迅在1933年就曾写过与周作人之作同名的文章《喝茶》。王培元以为，这是鲁迅与其弟的一场“潜对话”，此见不无道理：鲁迅在文章中讽刺的那些“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虽未明指就是周作人，但他确应被归为雅人一类。不过，再考虑到鲁迅文中的“粗人”等词汇，说它也是和徐志摩的一场“潜对话”或继《“音乐”？》之后的“再对话”似亦并不为过。徐志摩除了在《死尸》的序中鄙夷过别人的“皮粗”，在《印度洋上的秋思》中集中显示过自己的“秋心”外，“清福”更是他经常表示歆慕的人生境遇。在1923年9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他就艳羡胡和曹诚英“山中神仙似的清福”;当然，如牧童一般“舒舒服服的选一个阴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他的《梅花三弄》在他心目中也是一种清福。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他曾在北京真光剧场讲演时说泰戈尔想念少年时代在恒河“拍浮”的清福，也曾对泰戈尔在清华学校享了几天清福表示欣慰。
被徐志摩视为“清福”的事物真不少：深夜无人时在西湖的平湖秋月与友人喝茶吃藕粉消磨时光是清福，能够聆听林长民的妙语也是清福。他还将济慈《夜莺歌》（Odetoa nightlSqga]e，现通译为《夜莺颂》）中的Tis not lhrough envy ofthv happy lot译作“我不敢羡慕她的清福”固。不知是否受徐志摩影响，陆小曼甚至连徐志摩的死亡都视作享清福！
由此看来，鲁迅《喝茶》所批评的对象少不了徐志摩。如果再看鲁迅文末将有“细腻锐敏”感觉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相比较，认为这样就能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那“雅人”简直就是指已经逝世的徐志摩无疑了。
如果说鲁迅的《喝茶》讽刺周作人、徐志摩一类的“雅人”尚多含蓄或顾忌，阿英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曾点名批评徐志摩、周作人等的“喝茶”：
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年）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年），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年）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竞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阿英说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就开始“吃茶”，指的就是周作人的《喝茶》一文，因为此文在《语丝》发表之后曾收入《雨天的书》。
阿英之后，唐弢又续作了《吃茶文学论补略》。不过他的用意倒不在于指责任何人，主要谈的是茶的起源以及历代茶文学的掌故而已：“因为这问题很有趣，我也想来谈谈。为什么叫作补呢？那是说，我想谈一点阿英先生所不曾详谈——或者竟是他所鄙弃的滓渣。”
其实阿英的文章中即便是指摘周作人，也已经很温婉了，远非20世纪20年代末“普罗文学”运动时期的疾言厉色可比。到了唐弢那里，甚至开始讲起了趣味。这似乎说明：人生并非只有战斗一途，革命者也不是一直都把阶级斗争当成日常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