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动物农场》中动物们推翻了人类统治的农场，建立了以动物为统治者的“乌托邦式”新农场，新农场的构想与建成的主要动力是动物们的自由意识被激发并被利用。尔后，乌托邦式的新农场嬗变为恶托邦，主要动力是统治阶层对自由的极度无限制追求。通过对农场革命前后动物们对自由的认识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小说中新的政权形式的构建与嬗变的主要动力均来自于他们对自由的追求。
关键词：自由 动力 乌托邦 恶托邦
乌托邦[1]——人类憧憬的美好理想社会、美好家园，而非狭义的“乌有之乡”—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仅从文学领域，便可窥见一斑：《圣经》中的伊甸园；《诗经·硕鼠》（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中的“乐土”，“乐国”、“乐郊”；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理想国》中畅想的“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的理想国；成书于魏晋时期（220年—420年）的《列子·黄帝篇》（今本）中的“国无帅长”、“民无嗜欲”的“华胥氏之国”；陶渊明（约365年—427年）《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的世外桃源；王禹偁（954年—1001年）《君子乡记》中的“礼让尤新，淳和未散，蕴德抱义，畜道戴仁”的君子乡；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年—1535年）在《乌托邦》中描述的“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约翰·班杨（1628年—1688年）《天路历程》中的“至善、至美、至福的天国圣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倡导的“有竞争的自由市场”和与其《道德情操论》提倡的通过“利他”从而实现“利己”的美好精神伦理道德世界；近当代的许多科幻小说，如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中国未来记》、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年—1992年）《永恒的终结》、刘慈欣（1963年—）《三体》，等等，无不是反映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或探索。
《动物农场》[3]（Animal Farm[4]，又译《动物庄园》）是乔治·奥威尔于1943至1945年之间写成的一本政治寓言小說，被当代人誉为“反面乌托邦小说[3]”的经典之作。小说以寓言的方式记录了一个革命政权的萌芽、成长、确立，即从一个“乌托邦”构想到构想实体化再到极权“恶托邦”[5]的历程。促进这些形式实现转换的动力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自由意识的被激发与被利用促成了动物们推翻人类的统治；新的统治阶层将理想中的乌托邦建成实际的恶托邦是源于他们对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极端且无限制地追求。
1.构建乌托邦的动力：对自由的向往
正是因为人类一直以来的“乌托邦”梦想，人类也一直在反思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社会的不足与局限，希望能够摆脱困境，实现梦想。而这梦想中，有一个元素是不容小觑，那就是人类向往的自由，即人们作为个体想无约束地获得利益和幸福的意识和行为，这种向往是促成社会变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1.1自由意识的被激发
人类对于自由渴望，根深蒂固。人走路，二足所步不盈尺，然而人总喜在宽大路上走。因宽大的路，使各种走法皆可能[6]。
《圣经》记载，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时，上帝叮嘱他们不可以吃当中一棵树上的果子，这就是给了他们约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夏娃在蛇的诱导下，感受到了不自由，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当中那棵树——这个禁区就如同鱼刺在梗，得一吐为快。夏娃、亚当向往自由的意识被激发出来，于是吃下了禁果，以满足自己的自由感。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觟fi S？觃ndor）在《自由与爱情》[7]一诗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格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的《民族之歌》[7]也有对匈牙利人自由意识激发的诗句：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正是自由意识的不断被唤醒，人类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得以不断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革命或改革或造反就会产生。
《动物农场》中动物推翻人类统治的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农场的动物们原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自由，但当农场种猪老少校不断地给他们灌输“自由”的概念时，它们意识到确实如此：“生活非常痛苦，劳累不堪，而且非常短暂”，“动物只要过了一岁，就再也享受不到幸福和闲暇了。英格兰的的动物没有一个享受到自由。动物的一生就是苦难和奴役的一生”。在老少校的诠释下，动物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不受自己的控制，没有主宰个体生命与财产的自由，因为不管是什么动物，到头来都难免屠刀的宰割；奶牛产的牛奶、母鸡下的蛋、母马生的马驹全由人类处置。
1.2自由意识的被利用
农场中的动物没有处置自己生产物或劳动成果的自由。而这种不自由，即维护自己衣食住行思的自由，一旦被发现缺失了，动物们就没有了安全感。动物们生产出来的牛奶、鸡蛋之类的全都由农场主处置，“几乎全部都被人类盗窃走了”，“可就是这种悲悲惨惨的日子我们也活不到头。”按照老少校的分析，由于人类对于农场的统治存在，动物们就没有过好日子的可能。而这种好日子的好处就是动物拥有对自己产品处置的自由，对个人生活劳动安排的自由。于是，当动物对自由向往的意识被激发出来之后，以猪为代表的领导层充分利用动物们必须要造反、必须要自由的这种意识。
在充分利用动物们对向往自由的意识后，农场的动物领导层带领动物们开始了革命，动物们结束了人类对农场的统治，开启了动物对统治农场的新局面。
2.乌托邦向恶托邦嬗变的动力：对自由的贪求
动物农场造反成功的标志是农场主被赶跑，农场从“庄园农场”更名为“动物农场”。这意味着他们结束了人类对动物农场的控制。他们以为曾经憧憬的美好自由生活就此开始。但是，在新的农场统治阶层对自由无限制追求的过程中，理想乌托邦变成了恶托邦。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依然是对自由的追求。 2.1动物农场统治阶层贪求政治安全上的自由
统治阶层需要自由。极权统治需要的自由却是无限的。当个体处于以集体、民族、国家等群体组织形式之中时，自由便是相对的[6]。可以通过物理学能量守恒的方式去看待群体中的自由，即自由这一能量的总量是一定的，一方自由变多，另一方的自由就会变少。
一个人或是一个阶层对自由的争取与维护，如果过度，就势必会影响到另一些人或另一些阶层的自由。且一方的自由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想方设法来保有或增大自由的范围。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对自由的贪求首先表现在内部权力的争夺上。雪球和拿破仑争夺统治地位，势均力敌。拿破仑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第一把交椅的，但是他知道雪球的群众基础很好，其拥护者不会马上投向自己的怀抱，所以他行使统治权力的自由度受到威胁。拿破仑争夺内部权利，确保个人执政自由主要的方式是美化自我，丑化对手。拿破仑将雪球的英勇与睿智冠以己名，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增亮头顶的光圈，让自己成为众人仰视的对象。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丑化对手，将雪球塑造成一个阴险、虚伪的奸细与背叛者形象。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对自由的贪求还表现在对被统治阶层思想的控制上。如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改造，以实现统治阶层的自由。如改写历史，修改七诫，摈弃《英格兰牲畜之歌》。同时不断给被统治者制造不安全感以扩张统治自由。统治阶层向动物们宣称人类随时会侵入动物农场、雪球不时在捣乱的紧张氛围，让动物们感觉到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当家做主的自由”會随时被敌人夺取。于是他们绑紧神经，时刻准备战斗以保卫革命成果。
为了确保并扩大执政自由度，统治阶层采用的方式还有制造暴力工具、采用暴力手段。如拿破仑将七只幼犬培养成像狼一样维护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忠实暴力工具。肃清异己分子，当众处决各个有嫌疑的动物，以威慑的方式树立统治者的权威，维护统治者的地位。
统治阶层借此达到了突出外部矛盾弱化内部矛盾的目的，统治的安全感与自由度大大提升。
2.2动物农场统治阶层贪求经济支配上的自由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除了在政治上无限制地扩大统治自由，他们在经济上也是不断且无限制追求支配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自由。以拿破仑为代表的统治者要有更多的自由去支配动物农场的物资，从而满足自己安逸骄奢的生活，那么被统治者的财物自由处置权就会缩小，直到没有；统治者需要不断压榨劳动者以加强资本积累，那么被统治者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就会削减，直到没有。
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参与社会生产过程的人[8]。在《动物农场》里，这些原本属于生产资料的动物们变成了劳动者。在动物统治农场的时候，这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不断被迫加长，“整个春季和夏季，他们每周都劳动六十个小时”；“到了八月，拿破仑宣布他们在星期日下午还要加班劳动”；最后，星期日也被宣布废除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不断被迫加大，“这一年动物们一直像奴隶般地干苦役活”。退休与养老津贴的规定也没有实施，“还没有哪个动物退休靠抚恤金过活”，“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动物真的退过休”。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对劳动者的剥削一点也不含糊，“动物的口粮十二月已经减了一次，次年二月又降低一次”。哪怕是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动物，统治阶层也不放过。如干活非常卖力的、“最忠诚”的“拳击手”在劳动能力丧失之后就被卖去了屠宰场。统治阶层对于被统治的劳动者如此变本加厉地利用和剥削，究其原因，是统治阶层对于自由支配劳动者的欲望日益增强。
这种自由欲望的贪求还表现在农场统治阶层对于生产资料的严格掌控上。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8]。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占用了原人类农场主的住宅和所有生产工具，用来满足他们自由支配经济的欲望。母鸡下的蛋绝大部分不是用来孵小鸡，而是用来出售；酿酒用的大麦是从动物的口粮中抠扣出来的；牛奶也是统治阶层专享的；动物农场交换或出售农场产品后的所得也全部由统治阶层掌控。
动物农场越来越繁荣，但统治阶层的支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膨胀，他们对于自由支配一切经济资源的追求是没有极限的。动物们憧憬的美好乌托邦在这种环境下露出了真面貌——对于被统治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恶托邦。“动物农场的下等动物比这一地区中任何动物干的活儿更多，消耗的口粮更少”，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状态远不及人类管理时的状态。曾经承载了参与推翻人类统治的动物们美好憧憬的“动物农场”恢复了最初人类经营时的名字“庄园农场”，标志着恶托邦已经名正言顺了。
3.恶托邦的未来：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为自由而战的革命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不断增加自己支配革命成果的自由，势必就会导致被统治阶层的自由程度的降低或自由权利的剥夺。我们可以从动物们对退休的憧憬，感受到他们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成功后，他们推翻了人的统治，精神上曾经非常的自由，当家做主的浪漫愿望曾不断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做以前的事，他们一直过着一成不变被奴役的生活。而且他们更加劳累，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取得物质支配的自由。
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对于自由已有概念，长久下去，他们对改变生活状态，获得支配生活的自由愿望就会不断加强。
而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虽然意识到他们对于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贪求已经让被统治阶层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日益缩减，但是统治阶层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贪婪追求。可以想象，当新的“自由的种子”再次在丧失了自由的被统治阶层中慢慢生根发芽时，就会酝酿新的冲突，而且必将掀起新一轮为自由而战的革命。
综上所述，当群体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的自由意识被激发出来后，当前格局的平衡状态就会失去。当处于优势的一方，如统治阶层，获得更多自由时，且仍不断扩张其自由的空间，就会使得劣势一方的自由减少，当这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小说展示的乌托邦构建一幕又将重现。
参考文献
[1]乌托邦[M].商务印书馆，托马斯·莫尔（英）著，1982
[2]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J]，孟二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3]动物农场[M]，乔治·奥威尔（英），傅惟慈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0.5
[4]Animal Farm[M]， Orwell， G.， Penguin， 2000.2
[5]政治的隐藏——《猫城记》《动物庄园》并论[J]，张国港，名作欣赏，2016（2）
[6]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唐君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裴多菲诗选[M]，裴多菲（Petofi Sandor）（匈），张清福等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8]资本论[M]，卡尔·马克思（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作者介绍：张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与管理；聂继德，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与教育）
关键词：自由 动力 乌托邦 恶托邦
乌托邦[1]——人类憧憬的美好理想社会、美好家园，而非狭义的“乌有之乡”—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仅从文学领域，便可窥见一斑：《圣经》中的伊甸园；《诗经·硕鼠》（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中的“乐土”，“乐国”、“乐郊”；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理想国》中畅想的“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的理想国；成书于魏晋时期（220年—420年）的《列子·黄帝篇》（今本）中的“国无帅长”、“民无嗜欲”的“华胥氏之国”；陶渊明（约365年—427年）《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的世外桃源；王禹偁（954年—1001年）《君子乡记》中的“礼让尤新，淳和未散，蕴德抱义，畜道戴仁”的君子乡；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年—1535年）在《乌托邦》中描述的“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约翰·班杨（1628年—1688年）《天路历程》中的“至善、至美、至福的天国圣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倡导的“有竞争的自由市场”和与其《道德情操论》提倡的通过“利他”从而实现“利己”的美好精神伦理道德世界；近当代的许多科幻小说，如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中国未来记》、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年—1992年）《永恒的终结》、刘慈欣（1963年—）《三体》，等等，无不是反映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或探索。
《动物农场》[3]（Animal Farm[4]，又译《动物庄园》）是乔治·奥威尔于1943至1945年之间写成的一本政治寓言小說，被当代人誉为“反面乌托邦小说[3]”的经典之作。小说以寓言的方式记录了一个革命政权的萌芽、成长、确立，即从一个“乌托邦”构想到构想实体化再到极权“恶托邦”[5]的历程。促进这些形式实现转换的动力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自由意识的被激发与被利用促成了动物们推翻人类的统治；新的统治阶层将理想中的乌托邦建成实际的恶托邦是源于他们对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极端且无限制地追求。
1.构建乌托邦的动力：对自由的向往
正是因为人类一直以来的“乌托邦”梦想，人类也一直在反思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社会的不足与局限，希望能够摆脱困境，实现梦想。而这梦想中，有一个元素是不容小觑，那就是人类向往的自由，即人们作为个体想无约束地获得利益和幸福的意识和行为，这种向往是促成社会变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1.1自由意识的被激发
人类对于自由渴望，根深蒂固。人走路，二足所步不盈尺，然而人总喜在宽大路上走。因宽大的路，使各种走法皆可能[6]。
《圣经》记载，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时，上帝叮嘱他们不可以吃当中一棵树上的果子，这就是给了他们约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夏娃在蛇的诱导下，感受到了不自由，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当中那棵树——这个禁区就如同鱼刺在梗，得一吐为快。夏娃、亚当向往自由的意识被激发出来，于是吃下了禁果，以满足自己的自由感。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觟fi S？觃ndor）在《自由与爱情》[7]一诗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格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的《民族之歌》[7]也有对匈牙利人自由意识激发的诗句：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正是自由意识的不断被唤醒，人类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得以不断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革命或改革或造反就会产生。
《动物农场》中动物推翻人类统治的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农场的动物们原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自由，但当农场种猪老少校不断地给他们灌输“自由”的概念时，它们意识到确实如此：“生活非常痛苦，劳累不堪，而且非常短暂”，“动物只要过了一岁，就再也享受不到幸福和闲暇了。英格兰的的动物没有一个享受到自由。动物的一生就是苦难和奴役的一生”。在老少校的诠释下，动物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不受自己的控制，没有主宰个体生命与财产的自由，因为不管是什么动物，到头来都难免屠刀的宰割；奶牛产的牛奶、母鸡下的蛋、母马生的马驹全由人类处置。
1.2自由意识的被利用
农场中的动物没有处置自己生产物或劳动成果的自由。而这种不自由，即维护自己衣食住行思的自由，一旦被发现缺失了，动物们就没有了安全感。动物们生产出来的牛奶、鸡蛋之类的全都由农场主处置，“几乎全部都被人类盗窃走了”，“可就是这种悲悲惨惨的日子我们也活不到头。”按照老少校的分析，由于人类对于农场的统治存在，动物们就没有过好日子的可能。而这种好日子的好处就是动物拥有对自己产品处置的自由，对个人生活劳动安排的自由。于是，当动物对自由向往的意识被激发出来之后，以猪为代表的领导层充分利用动物们必须要造反、必须要自由的这种意识。
在充分利用动物们对向往自由的意识后，农场的动物领导层带领动物们开始了革命，动物们结束了人类对农场的统治，开启了动物对统治农场的新局面。
2.乌托邦向恶托邦嬗变的动力：对自由的贪求
动物农场造反成功的标志是农场主被赶跑，农场从“庄园农场”更名为“动物农场”。这意味着他们结束了人类对动物农场的控制。他们以为曾经憧憬的美好自由生活就此开始。但是，在新的农场统治阶层对自由无限制追求的过程中，理想乌托邦变成了恶托邦。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依然是对自由的追求。 2.1动物农场统治阶层贪求政治安全上的自由
统治阶层需要自由。极权统治需要的自由却是无限的。当个体处于以集体、民族、国家等群体组织形式之中时，自由便是相对的[6]。可以通过物理学能量守恒的方式去看待群体中的自由，即自由这一能量的总量是一定的，一方自由变多，另一方的自由就会变少。
一个人或是一个阶层对自由的争取与维护，如果过度，就势必会影响到另一些人或另一些阶层的自由。且一方的自由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想方设法来保有或增大自由的范围。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对自由的贪求首先表现在内部权力的争夺上。雪球和拿破仑争夺统治地位，势均力敌。拿破仑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第一把交椅的，但是他知道雪球的群众基础很好，其拥护者不会马上投向自己的怀抱，所以他行使统治权力的自由度受到威胁。拿破仑争夺内部权利，确保个人执政自由主要的方式是美化自我，丑化对手。拿破仑将雪球的英勇与睿智冠以己名，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增亮头顶的光圈，让自己成为众人仰视的对象。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丑化对手，将雪球塑造成一个阴险、虚伪的奸细与背叛者形象。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对自由的贪求还表现在对被统治阶层思想的控制上。如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改造，以实现统治阶层的自由。如改写历史，修改七诫，摈弃《英格兰牲畜之歌》。同时不断给被统治者制造不安全感以扩张统治自由。统治阶层向动物们宣称人类随时会侵入动物农场、雪球不时在捣乱的紧张氛围，让动物们感觉到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当家做主的自由”會随时被敌人夺取。于是他们绑紧神经，时刻准备战斗以保卫革命成果。
为了确保并扩大执政自由度，统治阶层采用的方式还有制造暴力工具、采用暴力手段。如拿破仑将七只幼犬培养成像狼一样维护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忠实暴力工具。肃清异己分子，当众处决各个有嫌疑的动物，以威慑的方式树立统治者的权威，维护统治者的地位。
统治阶层借此达到了突出外部矛盾弱化内部矛盾的目的，统治的安全感与自由度大大提升。
2.2动物农场统治阶层贪求经济支配上的自由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除了在政治上无限制地扩大统治自由，他们在经济上也是不断且无限制追求支配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自由。以拿破仑为代表的统治者要有更多的自由去支配动物农场的物资，从而满足自己安逸骄奢的生活，那么被统治者的财物自由处置权就会缩小，直到没有；统治者需要不断压榨劳动者以加强资本积累，那么被统治者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就会削减，直到没有。
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参与社会生产过程的人[8]。在《动物农场》里，这些原本属于生产资料的动物们变成了劳动者。在动物统治农场的时候，这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不断被迫加长，“整个春季和夏季，他们每周都劳动六十个小时”；“到了八月，拿破仑宣布他们在星期日下午还要加班劳动”；最后，星期日也被宣布废除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不断被迫加大，“这一年动物们一直像奴隶般地干苦役活”。退休与养老津贴的规定也没有实施，“还没有哪个动物退休靠抚恤金过活”，“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动物真的退过休”。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对劳动者的剥削一点也不含糊，“动物的口粮十二月已经减了一次，次年二月又降低一次”。哪怕是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动物，统治阶层也不放过。如干活非常卖力的、“最忠诚”的“拳击手”在劳动能力丧失之后就被卖去了屠宰场。统治阶层对于被统治的劳动者如此变本加厉地利用和剥削，究其原因，是统治阶层对于自由支配劳动者的欲望日益增强。
这种自由欲望的贪求还表现在农场统治阶层对于生产资料的严格掌控上。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8]。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占用了原人类农场主的住宅和所有生产工具，用来满足他们自由支配经济的欲望。母鸡下的蛋绝大部分不是用来孵小鸡，而是用来出售；酿酒用的大麦是从动物的口粮中抠扣出来的；牛奶也是统治阶层专享的；动物农场交换或出售农场产品后的所得也全部由统治阶层掌控。
动物农场越来越繁荣，但统治阶层的支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膨胀，他们对于自由支配一切经济资源的追求是没有极限的。动物们憧憬的美好乌托邦在这种环境下露出了真面貌——对于被统治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恶托邦。“动物农场的下等动物比这一地区中任何动物干的活儿更多，消耗的口粮更少”，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状态远不及人类管理时的状态。曾经承载了参与推翻人类统治的动物们美好憧憬的“动物农场”恢复了最初人类经营时的名字“庄园农场”，标志着恶托邦已经名正言顺了。
3.恶托邦的未来：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为自由而战的革命
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不断增加自己支配革命成果的自由，势必就会导致被统治阶层的自由程度的降低或自由权利的剥夺。我们可以从动物们对退休的憧憬，感受到他们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成功后，他们推翻了人的统治，精神上曾经非常的自由，当家做主的浪漫愿望曾不断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做以前的事，他们一直过着一成不变被奴役的生活。而且他们更加劳累，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取得物质支配的自由。
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对于自由已有概念，长久下去，他们对改变生活状态，获得支配生活的自由愿望就会不断加强。
而动物农场的统治阶层虽然意识到他们对于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贪求已经让被统治阶层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日益缩减，但是统治阶层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贪婪追求。可以想象，当新的“自由的种子”再次在丧失了自由的被统治阶层中慢慢生根发芽时，就会酝酿新的冲突，而且必将掀起新一轮为自由而战的革命。
综上所述，当群体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的自由意识被激发出来后，当前格局的平衡状态就会失去。当处于优势的一方，如统治阶层，获得更多自由时，且仍不断扩张其自由的空间，就会使得劣势一方的自由减少，当这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小说展示的乌托邦构建一幕又将重现。
参考文献
[1]乌托邦[M].商务印书馆，托马斯·莫尔（英）著，1982
[2]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J]，孟二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3]动物农场[M]，乔治·奥威尔（英），傅惟慈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0.5
[4]Animal Farm[M]， Orwell， G.， Penguin， 2000.2
[5]政治的隐藏——《猫城记》《动物庄园》并论[J]，张国港，名作欣赏，2016（2）
[6]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唐君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裴多菲诗选[M]，裴多菲（Petofi Sandor）（匈），张清福等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8]资本论[M]，卡尔·马克思（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作者介绍：张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与管理；聂继德，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