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很多个同的话境甲郡可以获取当下与历史的关系。当然，这种可以被呈现的纷繁而又复杂的关系，会因为叙述者的视角差别而发生很大变异。在“考古”的情形中，历史与诗的关系仿佛更为接近，东西方历史的渊源大都深藏于古老的诗中。然而有时，这二者之间的暧昧，又有点近于神话与历史的纠缠，说不清道不明。但如果着眼于现代，则诗与历史在写法上又泾渭分明，诗歌看重诗人的想象力，借重各种修辞，以逞词炫藻为能事;而历史看重史家的才学与识见，借重客观的陈述，以还原现场为旨归。然而当诗歌碰上了历史，需要这二者同步、同台时该如何处理？虽然古人与前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当代诗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仍不免要带上历史的当代性。江弱水先生曾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历史大隐隐于诗”，从诗歌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这一角度着眼来分析诗歌创作，很有启示意义。王东东的诗歌中也有很多处理“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到对“世纪”的宏观想象，小到对某处历史遗迹（如“圆明园”）或某个历史事物（如“巨鼎”）的观察与玄思，或者径由“旧居”来潜心做一番灵魂上的“学问”。然而，王东东的这一类写作并不“逼问历史”，不思忖历史写作的宏大问题，他更多地是将个人打并进文化的情境当中，在所谓“漫游的风景”中回味历史与个人的共鸣性感伤，使自己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从写法上看，王东东的这种写作带有历史的“革命性”，体现出了个人的思想，用他的诗句来说，即是“进入了革命，进入了思想”。
　　王东东在谈论诗歌时曾经指出：“诗歌应该是来自文化深处的福佑。如果一个诗人足够幸运，他也会成为这文化的一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东东对诗歌的渊源性认知，同时也意识到他所认为的“理想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为此，王东东在诗歌中将对历史的处理位移为一种类似对文化的处理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很多人类学学者也多有将历史看作文化的观点，或认为历史变迁就是一个相对连续的文化演进的过程，或认为历史乃是一种断裂、破碎的文化观念。各自都在具体阐发的过程中把诠释的空间发挥到一种极致。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诗歌在以历史为文化的处理上有着更大不同。那就是诗人必须抉择切入历史的角度和叙述的技巧，更多地化繁为筒，以某个点来造访和突显文化顶层的东西，以彰显某个“总体”。就王东东具体的诗歌来看，《世纪》这样的诗篇，其“革命性”和思想性尤其突出，诗歌借助“一个女人”和叙述者身体或性别的置换，切入“二十世纪的斗争”这样一个宏大议题，而在具体的演绎当中，却丝毫不见历史的刀光剑影。其实可以说作者的命意本身并不在此，其更多的是以二者身影的重叠来“判断”一种潜在力量的走向或者局势，并进而以之为“幌物”来发掘其后的一种文化反省——“谁知道，是男性/还是女性，构成了循环无尽的牺牲？/当我用你的女身登楼，眺望下一个来人/如吸血鬼，也热爱吟唱那一节牡丹亭。”王东东曾一致秉持“总体”写作的理念，认为“诗歌至少可以学习哲学的宏大志向。诗人可以和哲学家一样成为总体作者或‘巨型作者’，回到语言的源头。”在《世纪》中，王东东似乎正有这样一种诉求，至少诗中模糊化的人物指称和宗教哲学观点的代入流露出了这一点。张伟栋曾从“语言任务”的角度评价王东东：“正如在《对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哀悼》这首诗中，大海与太阳的意象构成的‘困境’空间，呼唤着‘历史的天使’对起源的回归，对困境的解决也可以在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命题下得到理解和进一步的展开，这一命题进而给出的语言任务也与《世紀》有着一致性：‘在理念中拯救现象（在现象中表露理念）就是展示完成了的，作为实现了的总体性现象：’这种抱负最终也必将落实在语言的创造性书写当中。”或许诗人“革命性”的技巧和思想即关联于此。作为一首充满了寓意和可以深度阅读的诗，我们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作者的抱负在游弋。
　　透过对《世纪》的观瞻，我们已大致可以明了王东东在处理诗歌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颠覆性方式。这其间没有诡谲的故事充斥，而是更多地代之以思想的繁殖、消亡与再生过程。比如：有时欲借助历史的象征物来成为“献祭”，但很快又透过反讽式的描写解构这种“献祭”，以遗忘象征物所隐喻的“历史”;有时欲借助旧居的“灯火”指认自己，但最后又透过某种文化载体的遗失来“消失”自己。这似乎是一种充满了快感的写作，但或许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对待写作的方式。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