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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投被引进中国已有十年，初期仅少数组织涉及，如知名企业联想及创投行业先驱恩派。近几年来，它获得公共政策层面的肯定，相关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特别是，李克强总理 2014 年 10 月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可通过公益创投等方式，为初期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以探索金融推动慈善发展的可行性。这是国家领导首次正式倡议公益创投，也明确了政府的相关政策。此后，公益创投常被提出，认为针对弱势人口的需求，它能凭借金融力量，驱动创新的商业模式，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环保、医疗、教育、扶贫等。
公益创投的热情持续增温，全国各地有意发展社会组织的部门，纷纷成立公益创投基金，举办公益创投大赛。参与级别从最初的市级、区级，发展到街道社区等基层，关切领域从教育、扶贫，扩及文化、旅游，而涉及单位有企业、民政、团委、妇联等系统。譬如，今年四月启动的沈阳公益创投项目，由沈阳市民政局和慈善总会出资支持公益活动。在落实方面，民政局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承办，透过项目之征集、评选、优化等流程，对多个项目予以一年资助，平均金额五万元。
类似活动也发生在镇江等二、三线城市，更发生在村镇街道。譬如，嘉定镇街道公益创投对阳光彩虹社工师事务所推出的“成长伴我行”助学项目，给予资助，拟通过牵手助学、亲子联谊、艺术创作、生涯规划培训等活动，落实对街道低保困难家庭的服务。
审视国内公益创投的相关报道后，笔者却发现，这类组织除挂上“创业投资”的名称外，并未以“投资”思维支持社会组织的能力发展，也欠缺相关的风险管理。反之，组织人员普遍不具投资训练，也欠缺投资心态，故未能从投资角度看问题。换言之，他们仍以政府补助、慈善捐助的心态在资助社会项目，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公益创投的初衷。
公益创投的英文 venture philanthropy，由风险资本 （venture capital，又译创业资本）与慈善 （philanthropy） 合并而成。名称何时出现已不可考，但应与 1997 年《哈佛商业评论》上“德性资本：基金会能从风险资本家学到什么”一文有关。依据该文，社会组织长期陷于效率低、规模小、资金缺、创意少的状态，它们与资助方 ——传统慈善基金会 —— 的关系，应重新被检视。风险资本家之被提出，因其与基金会面临相似挑战：须在众多项目中，挑出最优者资助，透过具体商品或项目来落实某些抽象理念，且对资金来源方 （投资人或捐赠者） 负责。
从为社会组织供资的立场，基金会能从风险资本家学到什么？该文提出几项实践，其中最攸关的是风险管理，而这也是基金会与风险资本家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当基金会对社会组织资助时，面临的风险很少：资助款原没拟再拿回，故不必担心亏钱！风险资本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投资不仅不能亏损，还须获利，才能持续得到投资人支持。但投资组合中仅少数案例会成功，譬如回报超高的 IPO 案，而其他投资可能结果平平，甚至完全失败。倘失败案例太多，创投公司日后将有集资困难，甚至关门之虞。因此，风险资本家为控制风险，针对投资标的发展出许多组织建构机制，如高度参与、绩效评估、出场规划等，更构成创投资本的关键。
这篇经典文章引出公益创投的概念后，迄今为止，它虽没有普遍认同的内涵，但其界定依实践而与时演进，发展出某些重要特质，其中除高度参与被资助之初创组织的建构流程外，还包括给予它们多年期、量身定制的资助，提供战略规划、资源对接等协助。更重要的，这些特质决定谁是公益创投的圈内人，谁是公益创投的圈外人。
与国内公益创投的热情对比，我们不禁要问：公益创投在原产地美国，发展如何？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迄今凤毛麟角，而哈佛大学亚伦·葛瑞思曼教授的研究正为其一。他以结构式访谈方式，调查了美国 28 间知名的慈善基金会及影响力投资基金，写成“公益创投的演进与未来”一文。依据该文，美国公益创投组织的数目与实践，其成长都相当缓慢，以致产生的影响仍相当有限。至于背后原因，究竟是个别捐赠者的偏好问题，促进组织不力的问题，讯息散播不广的问题，抑或行业专家不足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欧洲对公益创投的热情，我们可透过组织数目来理解。欧洲公益创投协会是间区域性的行业组织，每年都对相关组织进行调查，包括数目、活动及回报等。依 2016 年调查，欧洲的公益创投组织约160 家，数字虽比过去成长，但也反映公益创投并不普及的事实。
至于国内公益创投何以普遍未能引进“投资”思维，依笔者看，这与资金来源及参与组织有关。欧美公益创投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除慈善基金会外，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并重的“双底线投资人”为主要供资者，其中包括机构投资人及高净值个人。譬如，美国知名的公益创投“聪明人基金”，其资金全来自民间捐赠者及投资人，2002 年它以两百万美元起家，迄今投资规模已达 1.1 亿美元，而增值中的一部分来自未分配的投资获利。相較之下，国内公益创投之资金主要源于各级政府，这点可由沈阳市项目或嘉定镇街道项目看出，而政府预算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故项目亏钱会造成创投未来集资困难的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
在实践组织方面，如上所言，欧美公益创投组织的数目有限，其中由传统慈善基金会转型者，都涉及艰辛的组织变革历程。此处理由在于，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欠缺投资思维，对申请资助的项目主体，既无法分析管理团队的质量与潜力，也不能评估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更无力引导组织进行能力建构。因此，当传统基金会拟转型为公益创投组织时，常须撤除能力不逮的既有人员，换上另一批投资训练有素者。譬如，由基金会转型公益创投的美国组织 Omidyar Network 及荷兰的 Dob Foundation，都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蜕变，最后才转型成功。
除非国内公益创投的资金真如泉水般源源不绝，否则必须引入投资思维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成功的社会项目是以其规模化运作、社会影响力及财务可持续性来评断，而正因这种项目极少，项目方才须千挑万选，审慎筛检。另外，正因失败项目存在，为维持基金规模，创投组织才在意经济回报，以成功案例的高回报来弥补失败案例的负回报。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全职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金融伦理学、可持续性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
特别是，李克强总理 2014 年 10 月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可通过公益创投等方式，为初期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以探索金融推动慈善发展的可行性。这是国家领导首次正式倡议公益创投，也明确了政府的相关政策。此后，公益创投常被提出，认为针对弱势人口的需求，它能凭借金融力量，驱动创新的商业模式，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环保、医疗、教育、扶贫等。
公益创投的热情持续增温，全国各地有意发展社会组织的部门，纷纷成立公益创投基金，举办公益创投大赛。参与级别从最初的市级、区级，发展到街道社区等基层，关切领域从教育、扶贫，扩及文化、旅游，而涉及单位有企业、民政、团委、妇联等系统。譬如，今年四月启动的沈阳公益创投项目，由沈阳市民政局和慈善总会出资支持公益活动。在落实方面，民政局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承办，透过项目之征集、评选、优化等流程，对多个项目予以一年资助，平均金额五万元。
类似活动也发生在镇江等二、三线城市，更发生在村镇街道。譬如，嘉定镇街道公益创投对阳光彩虹社工师事务所推出的“成长伴我行”助学项目，给予资助，拟通过牵手助学、亲子联谊、艺术创作、生涯规划培训等活动，落实对街道低保困难家庭的服务。
审视国内公益创投的相关报道后，笔者却发现，这类组织除挂上“创业投资”的名称外，并未以“投资”思维支持社会组织的能力发展，也欠缺相关的风险管理。反之，组织人员普遍不具投资训练，也欠缺投资心态，故未能从投资角度看问题。换言之，他们仍以政府补助、慈善捐助的心态在资助社会项目，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公益创投的初衷。
公益创投的英文 venture philanthropy，由风险资本 （venture capital，又译创业资本）与慈善 （philanthropy） 合并而成。名称何时出现已不可考，但应与 1997 年《哈佛商业评论》上“德性资本：基金会能从风险资本家学到什么”一文有关。依据该文，社会组织长期陷于效率低、规模小、资金缺、创意少的状态，它们与资助方 ——传统慈善基金会 —— 的关系，应重新被检视。风险资本家之被提出，因其与基金会面临相似挑战：须在众多项目中，挑出最优者资助，透过具体商品或项目来落实某些抽象理念，且对资金来源方 （投资人或捐赠者） 负责。
从为社会组织供资的立场，基金会能从风险资本家学到什么？该文提出几项实践，其中最攸关的是风险管理，而这也是基金会与风险资本家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当基金会对社会组织资助时，面临的风险很少：资助款原没拟再拿回，故不必担心亏钱！风险资本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投资不仅不能亏损，还须获利，才能持续得到投资人支持。但投资组合中仅少数案例会成功，譬如回报超高的 IPO 案，而其他投资可能结果平平，甚至完全失败。倘失败案例太多，创投公司日后将有集资困难，甚至关门之虞。因此，风险资本家为控制风险，针对投资标的发展出许多组织建构机制，如高度参与、绩效评估、出场规划等，更构成创投资本的关键。
这篇经典文章引出公益创投的概念后，迄今为止，它虽没有普遍认同的内涵，但其界定依实践而与时演进，发展出某些重要特质，其中除高度参与被资助之初创组织的建构流程外，还包括给予它们多年期、量身定制的资助，提供战略规划、资源对接等协助。更重要的，这些特质决定谁是公益创投的圈内人，谁是公益创投的圈外人。
与国内公益创投的热情对比，我们不禁要问：公益创投在原产地美国，发展如何？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迄今凤毛麟角，而哈佛大学亚伦·葛瑞思曼教授的研究正为其一。他以结构式访谈方式，调查了美国 28 间知名的慈善基金会及影响力投资基金，写成“公益创投的演进与未来”一文。依据该文，美国公益创投组织的数目与实践，其成长都相当缓慢，以致产生的影响仍相当有限。至于背后原因，究竟是个别捐赠者的偏好问题，促进组织不力的问题，讯息散播不广的问题，抑或行业专家不足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欧洲对公益创投的热情，我们可透过组织数目来理解。欧洲公益创投协会是间区域性的行业组织，每年都对相关组织进行调查，包括数目、活动及回报等。依 2016 年调查，欧洲的公益创投组织约160 家，数字虽比过去成长，但也反映公益创投并不普及的事实。
至于国内公益创投何以普遍未能引进“投资”思维，依笔者看，这与资金来源及参与组织有关。欧美公益创投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除慈善基金会外，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并重的“双底线投资人”为主要供资者，其中包括机构投资人及高净值个人。譬如，美国知名的公益创投“聪明人基金”，其资金全来自民间捐赠者及投资人，2002 年它以两百万美元起家，迄今投资规模已达 1.1 亿美元，而增值中的一部分来自未分配的投资获利。相較之下，国内公益创投之资金主要源于各级政府，这点可由沈阳市项目或嘉定镇街道项目看出，而政府预算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故项目亏钱会造成创投未来集资困难的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
在实践组织方面，如上所言，欧美公益创投组织的数目有限，其中由传统慈善基金会转型者，都涉及艰辛的组织变革历程。此处理由在于，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欠缺投资思维，对申请资助的项目主体，既无法分析管理团队的质量与潜力，也不能评估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更无力引导组织进行能力建构。因此，当传统基金会拟转型为公益创投组织时，常须撤除能力不逮的既有人员，换上另一批投资训练有素者。譬如，由基金会转型公益创投的美国组织 Omidyar Network 及荷兰的 Dob Foundation，都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蜕变，最后才转型成功。
除非国内公益创投的资金真如泉水般源源不绝，否则必须引入投资思维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成功的社会项目是以其规模化运作、社会影响力及财务可持续性来评断，而正因这种项目极少，项目方才须千挑万选，审慎筛检。另外，正因失败项目存在，为维持基金规模，创投组织才在意经济回报，以成功案例的高回报来弥补失败案例的负回报。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全职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金融伦理学、可持续性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