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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卸任美国国务卿十余年后，奥尔布赖特仍然惹人关注。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她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力主对科索沃动武，因此被称作“战争女人”；她曾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的深夜，亲赴中国驻美大使馆。她的女性特质从未冲淡过“政治人”的浓烈气息- - -卸任后她曾写书解释经常被外界解读的“胸针外交”，那些在台面上下与各国政要“角力”的外交经历，让她精心收藏的胸针又成视点。
6月8日，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为自己的母校维斯理学院与北大合作的女性领导力论坛站台时，人们自然更希望听她谈谈政治话题。
对于怎么看待“中国梦”，奥尔布赖特表示，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人们在社会中应当如何作为的一种号召和激励，确立这个概念，是想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去解决某些消极的问题。“美国也有‘美国梦’，更多是关于多样性的；而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梦’确实为政府的工作提供了路线图。”在此次奥尔布赖特的北大行程中，《瞭望东方周刊》跟随观察，并对她作了采访。
“谁也不能在世界上独大”
个人力量在奥尔布赖特的观念中很重要，她认为，领导者固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普通人也同样会。
“我一生中见过很多不同的人，有各国政府要员，也有南非那些尽全力想办法治疗患有HIV孩子的母亲，他们都在发挥作用。”在奥尔布赖特看来，个人力量的发挥更多地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而这甚至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世界。
面对北京大学与维斯理学院的学生，奥尔布赖特说，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受到五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客观因素，这包括国家现状、地理位置、空间资源、经济文化水平等。这些客观因素有时会发生变化，比如当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的地理范围、地缘邻居和资源数量就发生了变化。
第二是主观因素，即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感觉如何。美国在二战结束后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后来与伊拉克的战争，那段时间，美国人曾感觉非常疲惫。而国家的决策就需要考虑人民的主观意志。
第三是政府构成，在美国，谁是执政党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
第四是预算决策，在美国，不同部门要为获得财政支持而竞争，每年都可以比较，是防御部门还是健康部门，或者是城市规划部门获得了更多的钱。
最后一点就是个人角色。今年，中国有了新的国家主席，他与奥巴马之间的个人关系必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他参与政府部门工作的个体同样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太大，美国既不能忽视，也难以拥抱。
此次来访，对于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不断强调，两国在今天的世界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彼此的差异应该相互理解，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处理方式不尽相同，重要的是双方能为了共同利益而通力合作，解决问题，争取双赢。
“谁也不能在世界上独大，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谁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与其总是比较或在意对方的崛起，不如寻找机会合作。”她说。
而对于中国崛起的前景，奥尔布赖特认为，中国与别国的竞争和合作都将继续存在，而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更加凸显，在于中国能否为自己的和平崛起自证，答案掌握在中国手中。
“如何处理中国当前的国内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回答。”她说，比如城乡差距、环境问题，等等，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会成为国际评判的重要参考。
奥尔布赖特说，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不仅以自我为基础，也应该让别国理解并愿意合作。“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
“我希望改变女人的地位”
奥尔布赖特是女权主义者，很早就投身女权运动。“女权运动要为女性争取的当然是平等，在整个社会中同男性一样的平等，但更主要的，是要争取自主选择权。”
所谓“自主选择权”，奥尔布赖特解释说，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想成为领导者，并非所有的女性都对政治感兴趣，但至少，当她们想的时候，她们有机会，她们可以选择。
“在政坛，女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女性身份。”对此，奥尔布赖特深有体会。“当我是国务卿时，全世界仅有其他13位女性外交部长。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当我提出‘我感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男性代表就说：‘你感觉到- - -你指什么？’当时，芬兰的女外交部长塔里娅·哈洛宁就坐到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论军备控制，那些男性同事们才像突然间懂了一样。”
为什么女政治家常常显得比男性更为强势？奥尔布赖特的解释是，在男性的意识里，很难把女性跟他们划入同一个群体。通常，如果一位女性在男性占多数的群体中提出领导性意见，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性政治家表现出超乎男性的强势态度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感受到了自己是少数，需要突出自己去回应别人。”
刚到联合国工作时，奥尔布赖特就对助手说，她希望邀请其他常驻女性代表赴宴。当时联合国有183个成员国，奥尔布赖特以为应该会有不少女性代表，但到了宴会地点，她发现除了自己只有6位女性代表，她当时就决定组织一个代表会议。“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了，自称为G7会议。”
奥尔布赖特认为，女性更应该相互帮助而不是指责。“我的座右铭是，地狱里有个专门的地方留给不互相帮助的女性。”
除了团结，女性更应该建立信心。“在过去参加的很多会议中，我常常是唯一的女性，有时想说些什么，却会想自己会不会显得很傻，然后就放弃了。但之后常常会有男性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别人还都说很棒。所以我现在教书时，会告诉我的女学生们，大声说出你的观点。” 奥尔布赖特认为，女性在很多事情上有独特见解，在处理个人关系上甚至比男性更出色。所以她们所需要的就是自信，就是自我认同。
“我希望改变女人的地位。在一个国家中，女性在经济和政治上掌权只会让国家变得更好。”奥尔布赖特认为，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半数或以上的女性群体，她们有着与男人不同的智慧，而杰出女性的出现也证明，这个群体可以为把世界变得更好而有所作为。
“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
作为政治家，奥尔布赖特很重视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讲述大政方针，“把复杂的外交政策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
而作为女性，她还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每逢她出场，人们的目光总会首先望向她的衣襟- - -胸针成了她的第二语言。
在与金正日会面时，奥尔布赖特戴上了自己最大的一枚美国国旗胸针。尽管她一贯认为美国是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美国政治家不需要不断地表忠心，但还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改变朝鲜人对于美国的印象。
奥尔布赖特在书中说，普京也很留意她的胸针，并试图解开其中之意。“有时我的选择会反映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升温，比如佩戴那枚金制太空飞船胸针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但更多时候，气氛是紧张的。”
在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就包括核武器问题。美国希望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意见相左。“谈判开始时，俄罗斯外长看到了我为那天特地选戴的一枚形状似箭的胸针，便问：‘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我说：‘是啊，你也看见了，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做得很小，所以你们最好准备谈判。’”
这次来到中国，奥尔布赖特佩戴的是一枚大熊猫的胸针。
除了胸针，她的衣着也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身材矮小、年过古稀，可一袭湖蓝色衣着站在人群中仍显醒目。
“当你进入一个男性的世界时，很多时候你也必须穿戴得像一个男人。”但奥尔布赖特在到联合国上任不久后，就厌倦了男性化的着装，“我开始穿明亮的颜色，就像今天这样。”
已经退休的奥尔布赖特，有三个女儿、六个孙儿作伴。“原来我不懂电脑，现在学得差不多了。”
“我喜欢成为国务卿，我也喜欢教书，我还喜欢经商，别人总会以为我很疯狂，但我只是在做我喜欢做的，是兴趣一直支撑我走下来。”她说。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她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力主对科索沃动武，因此被称作“战争女人”；她曾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的深夜，亲赴中国驻美大使馆。她的女性特质从未冲淡过“政治人”的浓烈气息- - -卸任后她曾写书解释经常被外界解读的“胸针外交”，那些在台面上下与各国政要“角力”的外交经历，让她精心收藏的胸针又成视点。
6月8日，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为自己的母校维斯理学院与北大合作的女性领导力论坛站台时，人们自然更希望听她谈谈政治话题。
对于怎么看待“中国梦”，奥尔布赖特表示，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人们在社会中应当如何作为的一种号召和激励，确立这个概念，是想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去解决某些消极的问题。“美国也有‘美国梦’，更多是关于多样性的；而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梦’确实为政府的工作提供了路线图。”在此次奥尔布赖特的北大行程中，《瞭望东方周刊》跟随观察，并对她作了采访。
“谁也不能在世界上独大”
个人力量在奥尔布赖特的观念中很重要，她认为，领导者固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普通人也同样会。
“我一生中见过很多不同的人，有各国政府要员，也有南非那些尽全力想办法治疗患有HIV孩子的母亲，他们都在发挥作用。”在奥尔布赖特看来，个人力量的发挥更多地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而这甚至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世界。
面对北京大学与维斯理学院的学生，奥尔布赖特说，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受到五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客观因素，这包括国家现状、地理位置、空间资源、经济文化水平等。这些客观因素有时会发生变化，比如当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的地理范围、地缘邻居和资源数量就发生了变化。
第二是主观因素，即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感觉如何。美国在二战结束后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后来与伊拉克的战争，那段时间，美国人曾感觉非常疲惫。而国家的决策就需要考虑人民的主观意志。
第三是政府构成，在美国，谁是执政党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
第四是预算决策，在美国，不同部门要为获得财政支持而竞争，每年都可以比较，是防御部门还是健康部门，或者是城市规划部门获得了更多的钱。
最后一点就是个人角色。今年，中国有了新的国家主席，他与奥巴马之间的个人关系必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他参与政府部门工作的个体同样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太大，美国既不能忽视，也难以拥抱。
此次来访，对于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不断强调，两国在今天的世界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彼此的差异应该相互理解，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处理方式不尽相同，重要的是双方能为了共同利益而通力合作，解决问题，争取双赢。
“谁也不能在世界上独大，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谁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与其总是比较或在意对方的崛起，不如寻找机会合作。”她说。
而对于中国崛起的前景，奥尔布赖特认为，中国与别国的竞争和合作都将继续存在，而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更加凸显，在于中国能否为自己的和平崛起自证，答案掌握在中国手中。
“如何处理中国当前的国内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回答。”她说，比如城乡差距、环境问题，等等，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会成为国际评判的重要参考。
奥尔布赖特说，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不仅以自我为基础，也应该让别国理解并愿意合作。“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
“我希望改变女人的地位”
奥尔布赖特是女权主义者，很早就投身女权运动。“女权运动要为女性争取的当然是平等，在整个社会中同男性一样的平等，但更主要的，是要争取自主选择权。”
所谓“自主选择权”，奥尔布赖特解释说，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想成为领导者，并非所有的女性都对政治感兴趣，但至少，当她们想的时候，她们有机会，她们可以选择。
“在政坛，女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女性身份。”对此，奥尔布赖特深有体会。“当我是国务卿时，全世界仅有其他13位女性外交部长。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当我提出‘我感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男性代表就说：‘你感觉到- - -你指什么？’当时，芬兰的女外交部长塔里娅·哈洛宁就坐到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论军备控制，那些男性同事们才像突然间懂了一样。”
为什么女政治家常常显得比男性更为强势？奥尔布赖特的解释是，在男性的意识里，很难把女性跟他们划入同一个群体。通常，如果一位女性在男性占多数的群体中提出领导性意见，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性政治家表现出超乎男性的强势态度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感受到了自己是少数，需要突出自己去回应别人。”
刚到联合国工作时，奥尔布赖特就对助手说，她希望邀请其他常驻女性代表赴宴。当时联合国有183个成员国，奥尔布赖特以为应该会有不少女性代表，但到了宴会地点，她发现除了自己只有6位女性代表，她当时就决定组织一个代表会议。“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了，自称为G7会议。”
奥尔布赖特认为，女性更应该相互帮助而不是指责。“我的座右铭是，地狱里有个专门的地方留给不互相帮助的女性。”
除了团结，女性更应该建立信心。“在过去参加的很多会议中，我常常是唯一的女性，有时想说些什么，却会想自己会不会显得很傻，然后就放弃了。但之后常常会有男性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别人还都说很棒。所以我现在教书时，会告诉我的女学生们，大声说出你的观点。” 奥尔布赖特认为，女性在很多事情上有独特见解，在处理个人关系上甚至比男性更出色。所以她们所需要的就是自信，就是自我认同。
“我希望改变女人的地位。在一个国家中，女性在经济和政治上掌权只会让国家变得更好。”奥尔布赖特认为，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半数或以上的女性群体，她们有着与男人不同的智慧，而杰出女性的出现也证明，这个群体可以为把世界变得更好而有所作为。
“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
作为政治家，奥尔布赖特很重视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讲述大政方针，“把复杂的外交政策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
而作为女性，她还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每逢她出场，人们的目光总会首先望向她的衣襟- - -胸针成了她的第二语言。
在与金正日会面时，奥尔布赖特戴上了自己最大的一枚美国国旗胸针。尽管她一贯认为美国是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美国政治家不需要不断地表忠心，但还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改变朝鲜人对于美国的印象。
奥尔布赖特在书中说，普京也很留意她的胸针，并试图解开其中之意。“有时我的选择会反映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升温，比如佩戴那枚金制太空飞船胸针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但更多时候，气氛是紧张的。”
在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就包括核武器问题。美国希望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意见相左。“谈判开始时，俄罗斯外长看到了我为那天特地选戴的一枚形状似箭的胸针，便问：‘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我说：‘是啊，你也看见了，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做得很小，所以你们最好准备谈判。’”
这次来到中国，奥尔布赖特佩戴的是一枚大熊猫的胸针。
除了胸针，她的衣着也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身材矮小、年过古稀，可一袭湖蓝色衣着站在人群中仍显醒目。
“当你进入一个男性的世界时，很多时候你也必须穿戴得像一个男人。”但奥尔布赖特在到联合国上任不久后，就厌倦了男性化的着装，“我开始穿明亮的颜色，就像今天这样。”
已经退休的奥尔布赖特，有三个女儿、六个孙儿作伴。“原来我不懂电脑，现在学得差不多了。”
“我喜欢成为国务卿，我也喜欢教书，我还喜欢经商，别人总会以为我很疯狂，但我只是在做我喜欢做的，是兴趣一直支撑我走下来。”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