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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8日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温州金融改革大幕正式开启，迄今为止已经两年了。在此期间，温州金改从开始的热闹到逐渐“冷却”，改革效果似乎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实事求是地看，温州金改还是给当地带来一些切实的变化。例如，据统计，2013年温州新增直接融资规模1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4%，再创历史新高。
此外，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为民间融资的规范作出了重大制度探索。同时，还发布补充制定了融资租赁、票据服务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应急转贷资金、从业人员管理等5个配套子文件。
但是，温州金改过程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在破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真正的改善几乎乏善可陈。
一方面，这是由于其自下而上的改革中，没有得到太多自上而下的政策突破，使得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这几大基本要素的创新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则是经济转型、治理影子银行等大环境，使得温州金改没有足够的缓冲支撑。比如，浙江省金融机构2013年底不良贷款率为1.84%，较年初上升了0.25个百分点。温州2013年底不良贷款率为4.41%，较年初上升0.66个百分点，这就使得新增贷款大幅下降。
如果要深入剖析背后的原因，首先就离不开温州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矛盾，因为地方金融发展，离不开区域实体经济的制约。
据《2013年温州蓝皮书》分析，近年来温州实体经济渐显内卷化特征，制造业和商贸业的结构调整缓慢，多数行业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弱，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的工业企业不到50家，2012年全市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额和效益考核得分，均居全省后位。
另有统计显示，近十年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的对外累计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企业外移流失现象突出。
应该说，产业结构矛盾严重侵蚀了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温州第二产业内部的优化提升不足，还是第三产业的高端业态发展缓慢，都造成了生产率难以提高，进而造成金融反哺经济的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都不是通过简单的金融改革措施能够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其次，温州金改的原动力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困境，减少企业家“跑路”，但后来却又逐渐变成“大而全”的方案，这使得金改思路与定位出现某些内在矛盾性。
一则，金改涉及的不同主体，其利益诉求也存在差异。大致来看，作为资金供给者的民间资本、作为需求者的中小企业、金融中介之间，关注金改的重点有所差异。
民间资本更关注如何进入金融业，获得更高额的利润，或者更加隐秘地进行投资或投机，而不是走向公开透明的约束；中小企业感兴趣的是融资成本的下降，而在利率双轨制的环境下，也难以遏制不涉足金融投资的冲动；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组织虽然跟着一起热闹，但缺乏承担风险的机制和动力，而地方准金融机构受制于整体监管环境，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从这点看，对于三者来说，地方金改更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利益分配，都在追求做大“蛋糕”，但在此过程中，却没有更明确的思路和机制。
二则，温州金融的目标是服务地方，还是作为全国改革的试验田？二者也有区别。如果只是为了支持地方经济与企业发展，短期来看，市场化改革起到的作用其实有限，行政性的干预更加有效。我们已经从某些报道，看到了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心理。如果是后者，那么某些重大的制度突破，在一开始只能起到形式和示范效应，对于地方的真实影响，则是“远水不解近渴”。
无论如何，从温州金改开始谈起，对于国内各地方形形色色的“金改”和“金融中心”建设，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发展不适应经济社会，不论是超越还是滞后，都可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造成一些阻碍，甚至产生“挤出效应”。
例如，在中西部地区，如果三次产业结构存在问题，那么过分强调金融的话，反而会更加扭曲经济基础，所以应该重视以金融来促进经济优化。
另外，短期内，硬环境似乎比软环境重要，可长期看则是软环境比硬环境重要。从长远看，地方金融需要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灵活的政策机制、信用环境与人才。
而且，地方金改必须围绕自身瓶颈和短板，突出符合地方经济社会特点的金融服务功能。同时，精心构造的产业政策有助于地方金融体系的形成与维持，不过也不能过于迷信其作用，更多应由市场来决定区域金融的发展方向。
衡量地方金融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点。
其一，经济与产业结构能否走向升级和优化，这往往不是金融业所能决定的，而在于整体政策环境与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其二，对于地方来说，金改主要是为了在微观层面上，强调满足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使多数主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成果，从这个层面而言，要注意在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利益平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实事求是地看，温州金改还是给当地带来一些切实的变化。例如，据统计，2013年温州新增直接融资规模1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4%，再创历史新高。
此外，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为民间融资的规范作出了重大制度探索。同时，还发布补充制定了融资租赁、票据服务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应急转贷资金、从业人员管理等5个配套子文件。
但是，温州金改过程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在破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真正的改善几乎乏善可陈。
一方面，这是由于其自下而上的改革中，没有得到太多自上而下的政策突破，使得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这几大基本要素的创新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则是经济转型、治理影子银行等大环境，使得温州金改没有足够的缓冲支撑。比如，浙江省金融机构2013年底不良贷款率为1.84%，较年初上升了0.25个百分点。温州2013年底不良贷款率为4.41%，较年初上升0.66个百分点，这就使得新增贷款大幅下降。
如果要深入剖析背后的原因，首先就离不开温州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矛盾，因为地方金融发展，离不开区域实体经济的制约。
据《2013年温州蓝皮书》分析，近年来温州实体经济渐显内卷化特征，制造业和商贸业的结构调整缓慢，多数行业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弱，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的工业企业不到50家，2012年全市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额和效益考核得分，均居全省后位。
另有统计显示，近十年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的对外累计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企业外移流失现象突出。
应该说，产业结构矛盾严重侵蚀了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温州第二产业内部的优化提升不足，还是第三产业的高端业态发展缓慢，都造成了生产率难以提高，进而造成金融反哺经济的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都不是通过简单的金融改革措施能够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其次，温州金改的原动力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困境，减少企业家“跑路”，但后来却又逐渐变成“大而全”的方案，这使得金改思路与定位出现某些内在矛盾性。
一则，金改涉及的不同主体，其利益诉求也存在差异。大致来看，作为资金供给者的民间资本、作为需求者的中小企业、金融中介之间，关注金改的重点有所差异。
民间资本更关注如何进入金融业，获得更高额的利润，或者更加隐秘地进行投资或投机，而不是走向公开透明的约束；中小企业感兴趣的是融资成本的下降，而在利率双轨制的环境下，也难以遏制不涉足金融投资的冲动；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组织虽然跟着一起热闹，但缺乏承担风险的机制和动力，而地方准金融机构受制于整体监管环境，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从这点看，对于三者来说，地方金改更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利益分配，都在追求做大“蛋糕”，但在此过程中，却没有更明确的思路和机制。
二则，温州金融的目标是服务地方，还是作为全国改革的试验田？二者也有区别。如果只是为了支持地方经济与企业发展，短期来看，市场化改革起到的作用其实有限，行政性的干预更加有效。我们已经从某些报道，看到了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心理。如果是后者，那么某些重大的制度突破，在一开始只能起到形式和示范效应，对于地方的真实影响，则是“远水不解近渴”。
无论如何，从温州金改开始谈起，对于国内各地方形形色色的“金改”和“金融中心”建设，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发展不适应经济社会，不论是超越还是滞后，都可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造成一些阻碍，甚至产生“挤出效应”。
例如，在中西部地区，如果三次产业结构存在问题，那么过分强调金融的话，反而会更加扭曲经济基础，所以应该重视以金融来促进经济优化。
另外，短期内，硬环境似乎比软环境重要，可长期看则是软环境比硬环境重要。从长远看，地方金融需要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灵活的政策机制、信用环境与人才。
而且，地方金改必须围绕自身瓶颈和短板，突出符合地方经济社会特点的金融服务功能。同时，精心构造的产业政策有助于地方金融体系的形成与维持，不过也不能过于迷信其作用，更多应由市场来决定区域金融的发展方向。
衡量地方金融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点。
其一，经济与产业结构能否走向升级和优化，这往往不是金融业所能决定的，而在于整体政策环境与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其二，对于地方来说，金改主要是为了在微观层面上，强调满足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使多数主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成果，从这个层面而言，要注意在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利益平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