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学术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书法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从书法学术史、思想史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观照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学科关系。作者通过对章太炎、容庚、商承祚等人的个案分析指出，文字学与书法研究分享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书法学者也为推动文字学自身的进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从学科建设角度对两者学科关系的探讨还并非十分自觉，这也为未来的书法研究留下了许多有待展开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学术史 思想史 文字学 书法研究 学科关联
在“西风东渐”的整个二十世纪，文字学从一门传统学术中的“小学”转向一个现代学科门类，经历了几代学人的构建。在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上，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虽然颇为间接，文字学者也并未加入八十年代以来“书法学学科建设”的阵营，但其贡献仍然不可不提。一方面，许多文字学者本身即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他们的艺术修养，成为释读、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学术资源；另一方面，他们注重书法、篆刻与文字学的内在联系，书法反过来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这些文字学研究成果初非为书法学科建设所积累，但在广义上体现了书法篆刻家的某些学术贡献，也应该被视作是书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通小学”与“资篆刻”之分途
文字学和书法都以汉字为对象或载体，然而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关系却并不总是齐头并进的。论及这种关系，也许我们首先要提及章太炎。作为一位反对今文经学之妄言“微言大义”，推崇“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1】 的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对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争论”的举动不以为然，因而对于康有为之倡北碑、反帖学的举动也颇为不满。自称“不习金石刻画”的章太炎在书法学术史上虽然不像康有为那样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作为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章太炎的书学思想与其古文经学观一脉相承，在此似也应略作解析。虽然论学很少直接谈及书法，但从其本人二十年代开始接连发表在《国学丛刊》、《制言》等刊物上有关论《散氏盘》、《三体石经》、碑版法帖之别以及钟鼎彝器款识的著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于书法的兴趣，以及他对于书法判断的标准，那就是宗法以晋帖等为代表的书法中的“古学”，而这正是康有为所贬斥的。
在遗著《马公愚印谱序》（图一）中，章太炎这样明确宣称：“夫艺术者，患其不能新，亦患其不能故也。清世作篆者数家，人有其美。及以杂之秦汉遗刻，则截不可以假。岂非骛于矜已，而朴拙之势少与。今之笔非古之笔矣。丹墨又不相类矣。独刀削与古今无异。奋志为朴，宜非难也。” 【2】其晚年所著《论碑版法帖》，更不啻为一篇碑学盛行之时代中倡导帖学的檄文。这一切即便不是直接针对“尊碑”的康南海，至少也都与讲求新学的康有为格格不入，只是这种声音在晚清以降碑学运动的大潮下被淹没了：
然而规摹碑版，非倜傥有识之士心知其意者，则视摹法帖为尤难。其必以浅深辨坚鋊，以丹墨校肥瘦，以横卓通运用，然后可与昔人竞力耳。世之论碑版者，征存缺于一字之内，分明暗于数书之间，非不能详审，而大体不存焉。故差足以辨真伪，而不足以别妍蚩。自大兴翁氏专求形似，体貌愈真，精彩愈远，笔无己出，见诮诸城。后之习者，笔益蹇省，乃至模写泐痕，增之字内。一划分为数起，一磔殊为数段，犹复上诬秦相，下诋右军，则终为事法帖者所诮已。【3】
早在世纪初，章太炎即有把钟鼎金文（更何况是始终为他所排斥的甲骨）研究从“小学”中剔出而归之于艺术的设想，只是这种想法与他对现代学术制度的排斥一样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在《章太炎国学演讲录》中，曾有一个关于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论断：“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4】 这种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章太炎向来对罗振玉其人其学的反感不得而知，但至少在章太炎这样古文经学倡导者的心目中，“治艺术”与“通小学”的方法之别从中可见一斑。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对于一位纯粹的文字学学者，我们或许可以把不精通“音”和“义”看作某种缺失，并且这种缺失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现代学术制度整体的负面后果；然而对于书法和篆刻研究来说，这种缺失相对而言就变成次要的“第二义”了。
章太炎的研究实践也的确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在甲骨文学科化的过程中，可能最严厉的批评就莫过于来自他的发难。精通小学的章太炎对于清代同、光以降文字学中“持钟鼎以疑说文”的风气已然颇为不满，对此斥之为“其失不止偏闰夺正而已。尝谓钟鼎款识，不得入小学；若与法帖图象，并列艺苑，斯为得耳。‘四库书’列入艺术一类，甚见精卓。其可勉强归入小学类者，惟有研究汉碑之术，如洪氏《隶释》、《隶续》之类而已。文字之学，宜该形声意散着。专讲《说文》，尚嫌取形遗声；又何况邈不可知之钟鼎款识哉！”【5】 至于根本“不见于经史”、甚至镌刻于“速朽之物”的甲骨文，章太炎更是不以为然。【6】 就连对于日本学者的文字学研究，曾经寓居日本的章太炎也是不屑一顾的。章太炎说：
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见外交，不求其实。窕名况乎域中，更相宠神，日绳其美，甚无谓也！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身在大学，为四方表仪，……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领学校者，胡可以忽之不忌哉？【7】
其实远的不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中国与日本汉学家的对话可谓贯穿始终，梁启超与鲁迅之外，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政见、领域各异的早期学人都不乏与日本汉学家的接触、交往甚至合作，即便是这封章太炎给宿敌罗振玉的书信中所表现出对于“东人汉学”的鄙夷，也可从侧面见出日本汉学本世纪之初即已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引起反响的基本事实。这里章太炎的说法虽然不乏真实的情形，但显然有些过于意气用事了，他对于林泰辅、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的评价，也出于自家对甲骨文的偏见而有失偏颇。平心而论，日本的中国研究即便不如罗振玉评内藤湖南的收藏时所说的那样“诧为平生所未见及”，【8】单纯就数量和在某些领域中所达到的深度而论也令人不可小觑。 因此可以说，尽管对于《说文》深有研究并且兼通音韵和训诂，但这仍然未能消弭章太炎在艺术感觉与作品之间的巨大隔阂。在易于武断地把一些与自己学说主张不合的新出土金石碑版斥之为伪作这一点上，章太炎实际上与其在学术和书法上都颇有些看不上的康有为如出一辙。在一封晚年与马宗霍的通信遗作中，章太炎还不忘把彼时刚刚出土不久的《袁安碑》和《袁敞碑》斥之为近人作伪：
前数岁雒阳碑估以袁敞断碑来，字皆小篆，肥俗特甚，余不能信。问之，云罗振玉所发得也。去岁秋，又有以袁安碑来者，亦云振玉之徒关百益所得。篆法与敞碑相似，斯乃近人效赵之谦书者所为。虽间摹三公山碑少室石阙笔势，而俗媚在骨。视汉篆严栗方重者，何啻霄壤。一望决其伪也。【9】
把不可多见的汉代篆书看成是赵之谦书风，以至做出“俗媚在骨”的判断，固然与章太炎本人对于艺术风格的鉴赏能力有关，但他之把“法帖图象”从“小学”中剥离出来而单辟为艺术门类，以及晚年在《制言》发表的多篇书法类文章来看，似乎表明章太炎其实对于这种作为艺术的书法篆刻还是颇有些兴趣的。只是章太炎过于“疑古”的艺术眼光和判断水准似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对于艺术这种“专家之学”，还是另有一套评价之标准的。更何况，出于对现代学术体制的拒斥，章太炎对一种现代性的艺术研究自始至终都有些格格不入。（图二）
因此在二十世纪伊始，中国文字学研究作为“小学”的延续，仍然与艺术研究划分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尽管章太炎本人以及门人黄侃等并不缺乏书法（尤其是篆书）的实践，但是在书法研究方面，特别是打通其文字学研究与书法之间的通途这一点上，章、黄等先驱者并没有进行自觉的实践。相反，出于对东汉《说文》的信服，他对许多新出土的更早时期书迹的真伪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研究者甚至书法家并不会轻易得出的结论。然而，章太炎在二十世纪文字学史上的出现，对于此后书法研究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姑且搁置章太炎的说法是否有轻忽艺术特别是篆刻之嫌，他之强调“小学研究”与“艺术研究”之着眼点的不同的做法，至少也为身后打通书法的文字学的研究者的出场做出了铺垫。
二、从“章黄之学”到“罗王之学”
与章太炎、黄侃论学以《说文》为宗不同，罗振玉、王国维的文字学研究，以上追三代古文、文献与实物并重等特点形成二十世纪文字学学术史上另一种鲜明的学术品格。并且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说文》在当时就是一部带有某种规范性质的字书，而非专为书法创作或书法研究而编制，《说文》中所收录的秦小篆只是一种著录的字体，而不带有表现性的艺术风格特征；而罗、王及其后学之研究对象—金文、钟鼎、碑刻乃至甲骨，最初都并非规范化的字体因而可以直接进入艺术欣赏与接受的范畴，从而更容易在当时模糊的学科界限与分工中同书法研究发生直接的联系。因此接下来在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相关的领域中，“罗王之学”之取代“章黄之学”成为主流，并在这一阵营中诞生出容庚、商承祚等作为书法家的文字学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同时问道于罗振玉的容庚（图三）与商承祚（图四），是二十世纪中在书法篆刻和文字学研究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文字学者，也是章太炎之后，在书法领域影响至为深远的文字学代表人物。应该说，二十世纪文字学的主流从章黄之重《说文》，过渡到罗、王、容、商的关注领域，并且此后在一段时间内都堪称显学，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后者的研究对象契合了十九、二十世纪的最新考古发现—殷墟甲骨、钟鼎彝器乃至后来的简帛等，而对于这些被自己宣称为“一望知其伪”的“新材料”，章太炎显然是有些掉以轻心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照，容、商两位又同样接受了现代西式教育并任教于高校，并且二人离开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分别任教的都是美国传教士兴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这就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处在与国际现代学术对话的语境中，也不免与始终拒绝现代学院教育的前辈章太炎有所差异。
尤其为我们所关切的是，容庚、商承祚两位学者都与书法篆刻有着不解之缘，他们都有篆书、篆刻创作实践，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书法篆刻转入金石学、文字学研究，因篆书、篆刻创作而产生了金石文字研究之需要。作为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书法家，二人的文字学研究对书法与文字学的学科互动有积极的意义，但也留下了许多未曾触及的空白。由于笔者另有专文综述容庚、商承祚的文字学研究成就，因而本文更着重于讨论其未及之处，特别是在书法研究方面尚有待于后人展开的议题。【10】
总体来看，容庚、商承祚所从事的这种所谓“罗王之学”，从根本上来说还只是一种“古文字研究”，而非“文字学”的全部内容。至少在研究方法和属性方面，其探索远远不如其他学科那样自觉。对此，反而同样作为罗王之学后学的唐兰是有所意识的。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唐兰说：
近年来，考古学，古史学，语言音韵学等学科，均有显著的进步。这些学科和文字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文字的解释，渐渐成为时尚。但古文字研究方面，若干年中，并没有显著的进展。专门的研究者除采用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成说外，只有坐待着一两字的意外发见。有一位学者曾屡次告诉我，“认识古文字，用不到半年功夫，但除此以外，无事可做。”这是此中的真实情形。……所以， 我不得不把这本书赶紧写出来，以期建立起是非的标准，并开辟出研究这一学科的新途径。【11】
从现代学科的生成机制看，唐兰的认识不可谓不公允。大凡现代学科之独立，至少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字学之研究古文字，即以上古、先秦文字为主体，而以《说文》成书的汉代为下限的甲骨、钟鼎及秦汉契刻、墨迹文字，大致是清晰的。虽然“古文字研究”只是“文字学”的一个领域，但却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在二十世纪取得最突出的成绩的领域。一如陈梦家在《中国文字学》（1943年西南联大讲义）中所区分的“古代文字学”与“近代文字学”，前者“是古器铭学的概论，时代包括商、周、六国、秦，材料包括甲骨、铜器、陶器、石器、印玺、货币、木简等”，而后者则指向“汉以后字体的变异，各时各地俗字的发生，碑刻文字，异族的汉字化，汉字改革”。【12】与先秦、秦汉古文字研究相比，在“汉以后字体的变异”这一点上，作为书法家的容庚、商承祚本应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本身也是书法学者的分内之事，但或许是因为二人不擅草书的缘故，终究也没有做出深入的研究。 而从研究方法来看，许慎基于秦系文字所奠定的“六书”至清代小学中的字书研究，应该说还只是传统的经验，而与一门现代学科所要求的方法的科学性相去甚远。尽管从许慎到孙诒让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材料不可谓没有补充，方法不可谓没有推进，但或是根据新见金文材料对《说文》中未见之古文、籀文进行扩充，或是根据新出土器物铭文来追踪文字演变的轨迹，从而发展《说文》中之为静态文字观的“字例之条”即“六书”研究体例，【13】都还是在传统范式之内进行的，属于一种量变或者微调，而非达到如唐兰所说的“科学”的设想：
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或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肩的责任。……但是从赵宋时就研究钟鼎彝器文字，一直到近代，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说不少，而古文字学却始终不能被称为一种科学。因为他们脱不了鉴赏古玩的习气—古文字的可贵，只是古—这里的方法，是神秘的，主观的，可以任意推想而不需要客观的标准。【14】
由于文字学研究传统的巨大滞后性，以及新出土文献材料的层出不穷，使得二十世纪文字学者在尚无暇顾及到这种方法、系统和理论建设时便已自顾不暇，因此容、商等人作为现代学者，对于文字学学科建设这一元问题的反思是有不及之处的。这体现在，尽管容、商也长期任教于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但与唐兰相比，他们还是较少关注文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代学术制度中的位置。其实不仅仅是文字学，包括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很多传统学科在“中文系”的现实语境中的出现是否合理，学科设置是否合乎逻辑，乃至作为学科的书法在这种学术制度中如何调适等问题，容、商等人也似乎没有专文予以追究。反而是留美的陈梦家率先注意到了这种缺失：
我最近看到十二年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草案），规定了研究古代的历史、科学史、艺术、语言和考古学的任务，而独缺“文字学”这一门。在我们科学研究机构中，有研究古代汉语史的，有研究汉语语法（即文法）的，而却没有研究古代文字的。……我们研究方言可以利用近代的语音学方法来分析，而研究古代语法和文法却不能不看懂古文字。汉语、汉文、汉文法及训诂四者是不可相离的，我觉得古文字的研究，应该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15】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容庚、商承祚对此丝毫没有觉察。例如，二人所治之学虽以古代文字为主，但对于近代文字学也并非避而不谈。与沈尹默类似，他们都提出了罗振玉和王国维未及关注的汉字简化的问题，这应该看作身兼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二职的容、商之现实关怀和应用研究的一面。只是他们仅限于此，而对作为基础研究的书法字体演进史本身着墨不多。再从著述体例来看，容庚（1931-1932年燕京大学讲义）以及后来陈梦家（1943年西南联大讲义，未完成）、唐兰（1949年开明书店出版）等人的著述名称，都已经从传统的“文字学”悄然变成了“中国文字学”。在古老的作为小学的文字学之前缀之以国别，虽看似偶然，但也反映出作者受到时代风气，如“中国哲学”“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其背后则是以古文字之学与当时学术界的其他学科甚至国外相关领域之对话的潜在诉求，只是这种诉求也还并不是十分自觉的。
此外，尽管这些冠之以国别的著作大多经不起金岳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所提出的“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那样严格的追问，但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学科现代化运动的大时代中恐怕绝非偶然。事实上，罗王之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与国际汉学（在当时主要是法国和日本）对话的条件，甚至还带有某种优越感，那么容、商等年轻一代在传教士开办的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期间与福开森等美国汉学家、文物收藏家的接触至少应该更为便利和频繁。（图五）然而，具备国际视野和对话能力是一回事，从理论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清理、反思这种国际学术语境中的“中国文字学”又是另一回事。对学术史研究来说，提及前人业已具备的这种意识和视野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由文字学过渡到自觉的书法研究，并反过来借助书法研究推动文字学的现代转型，注定不是晚清、民国短短两代学人所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
因此总的说来，作为新一代的研究者，容、商的视野超过作为前辈的罗、王，并且具备了比乃师更加优越的现代学术资源与条件，使得他们在推动文字学具备书法研究的视野，以及在书法研究中增加文字学这一维度这两方面做出了学术史上重要的推进。但限于时局，这些工作在容、商那里仅是一个开端，还需要今天学术史研究者的“再清理”。对于在高校中文系任教的二人来说，书法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业。虽然“罗王之学”与书法研究共享了许多材料，但毕竟并没有参与到自觉、系统地建设现代书法学科的进程中来，因而终究没有能够将他们的文字学视野融入一部书法史的写作与书法学科建设之中去。
三、“文字学”与“书法史”的互动
毫无疑问，不管是“章黄之学”还是“罗王之学”的阵营中，几代学者在文字与书法交叉领域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意识到并反思他们在研究中限于时代所未能展开的议题，从而为日后的书法研究的发展寻找可能性，也是我们这番对书法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字学进行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要看到，即便是容庚、商承祚这样的书法大家，其所继承的“罗王之学”在文字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局限。而这些局限这在给今后的文字学研究留下了诸多空间的同时，也未尝不对后来书法学研究的发展构成必要的启示。
这首先体现在“通论”这种著述体例自身的局限性方面。例如，在容庚《中国文字学》讲义正文中，最具特色的还是“形”部的论述。其中讨论的中国字体演变历程，可以说就是容庚的《中国书法史》。作为书法篆刻家的容庚，在从先秦秦汉金文、玺印、简牍，以及《三体石经》、《天发神谶碑》等碑刻中累积史料，并总结中国文字的演变规律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在下篇“义”部中，容庚也并没有使用西方的语言学、解释学等方法，而是本于“六书”，结合书法篆刻史料而加以阐释。但是这种尝试相对于当时的沙孟海、胡小石、祝嘉等人，似乎还并没有对推动书法史写作做出范式性的贡献。 其实“通论”之利弊，清人章学诚在《释通》一文中早已有过全面的论述。他说：“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题目。”在解释其“弊”时，章学诚进一步补充道：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题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词，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16】
尽管章学诚这里所列举的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而没有涉及后来西方学术对通论研究之“现代性”的诸多规定，如科学方法论、学科体系与定位、知识的系统化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导入等，但他对通史利、弊之观察，仍可谓大致公允。当然，容庚所著只是一部平实的讲课稿，这种通论式体例的意义，正在于把作者在书法篆刻领域中的实践经验和对古文字的见解，巧妙地融合进带有现代学术之体系色彩的讲义中。问题在于，仅仅做到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和书法史的写作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它囿于文字本身提出“形”、“义”等本体性的问题，但极少对这些材料在释读之后所有可能产生的思想性问题进行阐释和发挥。这是容、商二人在今天仅仅被视作是文字学者，而不是历史、考古、哲学家的原因，也是现代学术分工制度在建立伊始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面后果。这不禁在很大程度上使容、商的研究变成一种人迹罕至的“专家之学”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从文字出发而通向史学、哲学、考古学、思想史等其他领域，进而与整个当代学术相对话的契机（图六）。
反观今日堪称显学的简帛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的研究梯队和学术规模，绝不仅仅是因为简帛文字本身的字形或书法风格，而是由于这些出土文献的思想性价值，才使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例如“上博简”和“郭店简”。不仅其楚系文字特有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为当代书法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及字体演进线索，更对以往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被视作空白的“子思至孟子”之间的一段历史提供了许多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材料，从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时候，对于其中某一个字的释读的同时会牵涉到重大的思想史问题，仅仅从字形来辨识是不够的，这就有赖于书法学者、文字学家和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的通力合作，而不是文字学家凭借自身的知识范围就可以解决的。（图七）
要之，对于整个学术研究来说，“文字释读”这种基础性、文献性的工作，应该说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随着许多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在尘封千余年、几千年后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研究的要求来看，如果说研究这些材料却不能通晓文字学这样“小学”已经成为研究者的短板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治传统文字学乃至书法史的学者如果缺乏运思的能力以及思想史、哲学史的相关学术训练，即便是在文字的考释方面，很多时候也会显得捉襟见肘。
最后，作为文字学家与书法学者的容庚和商承祚，似乎都对出土文献中纯理论、纯哲学式的问题不太感兴趣，与考古学界的互动也远不如李济、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政烺等人那样积极。以商承祚的甲骨文研究为例，他并没有条件像河南人董作宾那样多次造访安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支持下带领考古队亲自参与小屯村遗址的发掘，并与李济在“优先研究权”方面达成“董研究契刻文字，而我（指李济—引者注）负责所有其他遗物”的谅解备忘录。【17】 除抗战爆发随金陵大学内迁途中经过长沙时得见诸家藏器并描摹著成《长沙古物闻见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9年）之外，商承祚只是一位在博物馆甚至琉璃厂古玩铺里根据已有材料进行书斋式研究的学者，虽有实地考察，但少考古发掘。即便新中国成立后对楚文化研究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他也始终保持了“罗王之学”基于文献和实物研究的本色。
其实，容庚与商承祚并非不具有相当程度的考古学知识和理论素养，容庚更是曾于1934年9月1日与刘节、徐中舒、唐兰、魏建功等人在燕京大学组织成立“考古学社”（其前身为金石学社）。但他们终未更深介入考古学的背后，固然有两位学者未能亲眼见证身后“郭店简”、“上博简”这些本身思想性、理论性极强的文献之重见天日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则要回到两位学人作为书法和篆刻家，通过研究古文字而落实于书法篆刻创作的初衷和归宿—至少容庚、商承祚在书法篆刻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许多与他们同辈的文字学家还是今天许多活跃在出土文献研究一线的文字学者们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只是在今天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即便是对于书法研究，特别是先秦、秦汉等早期书法史研究的学术训练来说，如果缺乏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将成为制约书法领域研究成果进入整个人文学科的一个瓶颈。近年来，“美术考古学”学科的大举建设已经在学术界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已经能够为书法研究的发展形成有益的启示，“书法考古学”的研究与建立似乎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书法学者的加入大大充实了当代文字学领域的研究力量。这是因为除了在释读文字方面先天的优势外，书法研究还能从某些特定的角度为文字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书法史学者在甲骨、钟鼎、简帛的释读、复原等传统文字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在碑别字研究、书体演化研究、草书体形成研究等古文字学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中进行了许多独到的探索。【18】 并且在近年来出版的先秦、秦汉书法史研究著作中，文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发现也已经加入了书法史写作的序列。从对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予以必要的助力，到将这些研究进展体现在书法史的写作之中，似乎是八十年代以来新一代书法研究者与文字学碰撞的必然走向。或许这些重要的成果目前还仅在书法界产生影响，而没有为文字学界所及时关注，但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正能说明在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上，书法研究与文字学的真正互动还仅是一个起点，其交叉研究在未来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结语
罗杰·豪舍尔在评价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研究时写道：“（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了解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向群体的历史整体、文明或文化的广泛延伸，个体的自我便包含在它们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产物。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观念史家的任务，就是努力置身于其外，使它们成为反思和系统研究的对象，由此把它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使它们能够得到公开的批判和评价。”【19】应该说，这一判断同样也适用于书法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因而本文基于书法学术史、思想史对晚清民国两代文字学者的关注，就注定不是集中于其对某个古文字考释的具体成果，而是发现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研究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潜在贡献及其局限性，并在这个进程中看到书法篆刻与文字学转型之间密不可分的学科关联和未来走向。这种学科关联本身，也正构成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学术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书法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从书法学术史、思想史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观照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学科关系。作者通过对章太炎、容庚、商承祚等人的个案分析指出，文字学与书法研究分享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书法学者也为推动文字学自身的进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从学科建设角度对两者学科关系的探讨还并非十分自觉，这也为未来的书法研究留下了许多有待展开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学术史 思想史 文字学 书法研究 学科关联
在“西风东渐”的整个二十世纪，文字学从一门传统学术中的“小学”转向一个现代学科门类，经历了几代学人的构建。在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上，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虽然颇为间接，文字学者也并未加入八十年代以来“书法学学科建设”的阵营，但其贡献仍然不可不提。一方面，许多文字学者本身即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他们的艺术修养，成为释读、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学术资源；另一方面，他们注重书法、篆刻与文字学的内在联系，书法反过来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这些文字学研究成果初非为书法学科建设所积累，但在广义上体现了书法篆刻家的某些学术贡献，也应该被视作是书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通小学”与“资篆刻”之分途
文字学和书法都以汉字为对象或载体，然而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关系却并不总是齐头并进的。论及这种关系，也许我们首先要提及章太炎。作为一位反对今文经学之妄言“微言大义”，推崇“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1】 的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对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争论”的举动不以为然，因而对于康有为之倡北碑、反帖学的举动也颇为不满。自称“不习金石刻画”的章太炎在书法学术史上虽然不像康有为那样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作为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章太炎的书学思想与其古文经学观一脉相承，在此似也应略作解析。虽然论学很少直接谈及书法，但从其本人二十年代开始接连发表在《国学丛刊》、《制言》等刊物上有关论《散氏盘》、《三体石经》、碑版法帖之别以及钟鼎彝器款识的著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于书法的兴趣，以及他对于书法判断的标准，那就是宗法以晋帖等为代表的书法中的“古学”，而这正是康有为所贬斥的。
在遗著《马公愚印谱序》（图一）中，章太炎这样明确宣称：“夫艺术者，患其不能新，亦患其不能故也。清世作篆者数家，人有其美。及以杂之秦汉遗刻，则截不可以假。岂非骛于矜已，而朴拙之势少与。今之笔非古之笔矣。丹墨又不相类矣。独刀削与古今无异。奋志为朴，宜非难也。” 【2】其晚年所著《论碑版法帖》，更不啻为一篇碑学盛行之时代中倡导帖学的檄文。这一切即便不是直接针对“尊碑”的康南海，至少也都与讲求新学的康有为格格不入，只是这种声音在晚清以降碑学运动的大潮下被淹没了：
然而规摹碑版，非倜傥有识之士心知其意者，则视摹法帖为尤难。其必以浅深辨坚鋊，以丹墨校肥瘦，以横卓通运用，然后可与昔人竞力耳。世之论碑版者，征存缺于一字之内，分明暗于数书之间，非不能详审，而大体不存焉。故差足以辨真伪，而不足以别妍蚩。自大兴翁氏专求形似，体貌愈真，精彩愈远，笔无己出，见诮诸城。后之习者，笔益蹇省，乃至模写泐痕，增之字内。一划分为数起，一磔殊为数段，犹复上诬秦相，下诋右军，则终为事法帖者所诮已。【3】
早在世纪初，章太炎即有把钟鼎金文（更何况是始终为他所排斥的甲骨）研究从“小学”中剔出而归之于艺术的设想，只是这种想法与他对现代学术制度的排斥一样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在《章太炎国学演讲录》中，曾有一个关于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论断：“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4】 这种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章太炎向来对罗振玉其人其学的反感不得而知，但至少在章太炎这样古文经学倡导者的心目中，“治艺术”与“通小学”的方法之别从中可见一斑。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对于一位纯粹的文字学学者，我们或许可以把不精通“音”和“义”看作某种缺失，并且这种缺失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现代学术制度整体的负面后果；然而对于书法和篆刻研究来说，这种缺失相对而言就变成次要的“第二义”了。
章太炎的研究实践也的确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在甲骨文学科化的过程中，可能最严厉的批评就莫过于来自他的发难。精通小学的章太炎对于清代同、光以降文字学中“持钟鼎以疑说文”的风气已然颇为不满，对此斥之为“其失不止偏闰夺正而已。尝谓钟鼎款识，不得入小学；若与法帖图象，并列艺苑，斯为得耳。‘四库书’列入艺术一类，甚见精卓。其可勉强归入小学类者，惟有研究汉碑之术，如洪氏《隶释》、《隶续》之类而已。文字之学，宜该形声意散着。专讲《说文》，尚嫌取形遗声；又何况邈不可知之钟鼎款识哉！”【5】 至于根本“不见于经史”、甚至镌刻于“速朽之物”的甲骨文，章太炎更是不以为然。【6】 就连对于日本学者的文字学研究，曾经寓居日本的章太炎也是不屑一顾的。章太炎说：
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见外交，不求其实。窕名况乎域中，更相宠神，日绳其美，甚无谓也！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身在大学，为四方表仪，……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领学校者，胡可以忽之不忌哉？【7】
其实远的不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中国与日本汉学家的对话可谓贯穿始终，梁启超与鲁迅之外，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政见、领域各异的早期学人都不乏与日本汉学家的接触、交往甚至合作，即便是这封章太炎给宿敌罗振玉的书信中所表现出对于“东人汉学”的鄙夷，也可从侧面见出日本汉学本世纪之初即已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引起反响的基本事实。这里章太炎的说法虽然不乏真实的情形，但显然有些过于意气用事了，他对于林泰辅、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的评价，也出于自家对甲骨文的偏见而有失偏颇。平心而论，日本的中国研究即便不如罗振玉评内藤湖南的收藏时所说的那样“诧为平生所未见及”，【8】单纯就数量和在某些领域中所达到的深度而论也令人不可小觑。 因此可以说，尽管对于《说文》深有研究并且兼通音韵和训诂，但这仍然未能消弭章太炎在艺术感觉与作品之间的巨大隔阂。在易于武断地把一些与自己学说主张不合的新出土金石碑版斥之为伪作这一点上，章太炎实际上与其在学术和书法上都颇有些看不上的康有为如出一辙。在一封晚年与马宗霍的通信遗作中，章太炎还不忘把彼时刚刚出土不久的《袁安碑》和《袁敞碑》斥之为近人作伪：
前数岁雒阳碑估以袁敞断碑来，字皆小篆，肥俗特甚，余不能信。问之，云罗振玉所发得也。去岁秋，又有以袁安碑来者，亦云振玉之徒关百益所得。篆法与敞碑相似，斯乃近人效赵之谦书者所为。虽间摹三公山碑少室石阙笔势，而俗媚在骨。视汉篆严栗方重者，何啻霄壤。一望决其伪也。【9】
把不可多见的汉代篆书看成是赵之谦书风，以至做出“俗媚在骨”的判断，固然与章太炎本人对于艺术风格的鉴赏能力有关，但他之把“法帖图象”从“小学”中剥离出来而单辟为艺术门类，以及晚年在《制言》发表的多篇书法类文章来看，似乎表明章太炎其实对于这种作为艺术的书法篆刻还是颇有些兴趣的。只是章太炎过于“疑古”的艺术眼光和判断水准似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对于艺术这种“专家之学”，还是另有一套评价之标准的。更何况，出于对现代学术体制的拒斥，章太炎对一种现代性的艺术研究自始至终都有些格格不入。（图二）
因此在二十世纪伊始，中国文字学研究作为“小学”的延续，仍然与艺术研究划分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尽管章太炎本人以及门人黄侃等并不缺乏书法（尤其是篆书）的实践，但是在书法研究方面，特别是打通其文字学研究与书法之间的通途这一点上，章、黄等先驱者并没有进行自觉的实践。相反，出于对东汉《说文》的信服，他对许多新出土的更早时期书迹的真伪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研究者甚至书法家并不会轻易得出的结论。然而，章太炎在二十世纪文字学史上的出现，对于此后书法研究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姑且搁置章太炎的说法是否有轻忽艺术特别是篆刻之嫌，他之强调“小学研究”与“艺术研究”之着眼点的不同的做法，至少也为身后打通书法的文字学的研究者的出场做出了铺垫。
二、从“章黄之学”到“罗王之学”
与章太炎、黄侃论学以《说文》为宗不同，罗振玉、王国维的文字学研究，以上追三代古文、文献与实物并重等特点形成二十世纪文字学学术史上另一种鲜明的学术品格。并且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说文》在当时就是一部带有某种规范性质的字书，而非专为书法创作或书法研究而编制，《说文》中所收录的秦小篆只是一种著录的字体，而不带有表现性的艺术风格特征；而罗、王及其后学之研究对象—金文、钟鼎、碑刻乃至甲骨，最初都并非规范化的字体因而可以直接进入艺术欣赏与接受的范畴，从而更容易在当时模糊的学科界限与分工中同书法研究发生直接的联系。因此接下来在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相关的领域中，“罗王之学”之取代“章黄之学”成为主流，并在这一阵营中诞生出容庚、商承祚等作为书法家的文字学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同时问道于罗振玉的容庚（图三）与商承祚（图四），是二十世纪中在书法篆刻和文字学研究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文字学者，也是章太炎之后，在书法领域影响至为深远的文字学代表人物。应该说，二十世纪文字学的主流从章黄之重《说文》，过渡到罗、王、容、商的关注领域，并且此后在一段时间内都堪称显学，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后者的研究对象契合了十九、二十世纪的最新考古发现—殷墟甲骨、钟鼎彝器乃至后来的简帛等，而对于这些被自己宣称为“一望知其伪”的“新材料”，章太炎显然是有些掉以轻心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照，容、商两位又同样接受了现代西式教育并任教于高校，并且二人离开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分别任教的都是美国传教士兴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这就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处在与国际现代学术对话的语境中，也不免与始终拒绝现代学院教育的前辈章太炎有所差异。
尤其为我们所关切的是，容庚、商承祚两位学者都与书法篆刻有着不解之缘，他们都有篆书、篆刻创作实践，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书法篆刻转入金石学、文字学研究，因篆书、篆刻创作而产生了金石文字研究之需要。作为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书法家，二人的文字学研究对书法与文字学的学科互动有积极的意义，但也留下了许多未曾触及的空白。由于笔者另有专文综述容庚、商承祚的文字学研究成就，因而本文更着重于讨论其未及之处，特别是在书法研究方面尚有待于后人展开的议题。【10】
总体来看，容庚、商承祚所从事的这种所谓“罗王之学”，从根本上来说还只是一种“古文字研究”，而非“文字学”的全部内容。至少在研究方法和属性方面，其探索远远不如其他学科那样自觉。对此，反而同样作为罗王之学后学的唐兰是有所意识的。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唐兰说：
近年来，考古学，古史学，语言音韵学等学科，均有显著的进步。这些学科和文字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文字的解释，渐渐成为时尚。但古文字研究方面，若干年中，并没有显著的进展。专门的研究者除采用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成说外，只有坐待着一两字的意外发见。有一位学者曾屡次告诉我，“认识古文字，用不到半年功夫，但除此以外，无事可做。”这是此中的真实情形。……所以， 我不得不把这本书赶紧写出来，以期建立起是非的标准，并开辟出研究这一学科的新途径。【11】
从现代学科的生成机制看，唐兰的认识不可谓不公允。大凡现代学科之独立，至少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字学之研究古文字，即以上古、先秦文字为主体，而以《说文》成书的汉代为下限的甲骨、钟鼎及秦汉契刻、墨迹文字，大致是清晰的。虽然“古文字研究”只是“文字学”的一个领域，但却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在二十世纪取得最突出的成绩的领域。一如陈梦家在《中国文字学》（1943年西南联大讲义）中所区分的“古代文字学”与“近代文字学”，前者“是古器铭学的概论，时代包括商、周、六国、秦，材料包括甲骨、铜器、陶器、石器、印玺、货币、木简等”，而后者则指向“汉以后字体的变异，各时各地俗字的发生，碑刻文字，异族的汉字化，汉字改革”。【12】与先秦、秦汉古文字研究相比，在“汉以后字体的变异”这一点上，作为书法家的容庚、商承祚本应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本身也是书法学者的分内之事，但或许是因为二人不擅草书的缘故，终究也没有做出深入的研究。 而从研究方法来看，许慎基于秦系文字所奠定的“六书”至清代小学中的字书研究，应该说还只是传统的经验，而与一门现代学科所要求的方法的科学性相去甚远。尽管从许慎到孙诒让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材料不可谓没有补充，方法不可谓没有推进，但或是根据新见金文材料对《说文》中未见之古文、籀文进行扩充，或是根据新出土器物铭文来追踪文字演变的轨迹，从而发展《说文》中之为静态文字观的“字例之条”即“六书”研究体例，【13】都还是在传统范式之内进行的，属于一种量变或者微调，而非达到如唐兰所说的“科学”的设想：
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或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肩的责任。……但是从赵宋时就研究钟鼎彝器文字，一直到近代，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说不少，而古文字学却始终不能被称为一种科学。因为他们脱不了鉴赏古玩的习气—古文字的可贵，只是古—这里的方法，是神秘的，主观的，可以任意推想而不需要客观的标准。【14】
由于文字学研究传统的巨大滞后性，以及新出土文献材料的层出不穷，使得二十世纪文字学者在尚无暇顾及到这种方法、系统和理论建设时便已自顾不暇，因此容、商等人作为现代学者，对于文字学学科建设这一元问题的反思是有不及之处的。这体现在，尽管容、商也长期任教于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但与唐兰相比，他们还是较少关注文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代学术制度中的位置。其实不仅仅是文字学，包括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很多传统学科在“中文系”的现实语境中的出现是否合理，学科设置是否合乎逻辑，乃至作为学科的书法在这种学术制度中如何调适等问题，容、商等人也似乎没有专文予以追究。反而是留美的陈梦家率先注意到了这种缺失：
我最近看到十二年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草案），规定了研究古代的历史、科学史、艺术、语言和考古学的任务，而独缺“文字学”这一门。在我们科学研究机构中，有研究古代汉语史的，有研究汉语语法（即文法）的，而却没有研究古代文字的。……我们研究方言可以利用近代的语音学方法来分析，而研究古代语法和文法却不能不看懂古文字。汉语、汉文、汉文法及训诂四者是不可相离的，我觉得古文字的研究，应该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15】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容庚、商承祚对此丝毫没有觉察。例如，二人所治之学虽以古代文字为主，但对于近代文字学也并非避而不谈。与沈尹默类似，他们都提出了罗振玉和王国维未及关注的汉字简化的问题，这应该看作身兼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二职的容、商之现实关怀和应用研究的一面。只是他们仅限于此，而对作为基础研究的书法字体演进史本身着墨不多。再从著述体例来看，容庚（1931-1932年燕京大学讲义）以及后来陈梦家（1943年西南联大讲义，未完成）、唐兰（1949年开明书店出版）等人的著述名称，都已经从传统的“文字学”悄然变成了“中国文字学”。在古老的作为小学的文字学之前缀之以国别，虽看似偶然，但也反映出作者受到时代风气，如“中国哲学”“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其背后则是以古文字之学与当时学术界的其他学科甚至国外相关领域之对话的潜在诉求，只是这种诉求也还并不是十分自觉的。
此外，尽管这些冠之以国别的著作大多经不起金岳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所提出的“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那样严格的追问，但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学科现代化运动的大时代中恐怕绝非偶然。事实上，罗王之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与国际汉学（在当时主要是法国和日本）对话的条件，甚至还带有某种优越感，那么容、商等年轻一代在传教士开办的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期间与福开森等美国汉学家、文物收藏家的接触至少应该更为便利和频繁。（图五）然而，具备国际视野和对话能力是一回事，从理论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清理、反思这种国际学术语境中的“中国文字学”又是另一回事。对学术史研究来说，提及前人业已具备的这种意识和视野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由文字学过渡到自觉的书法研究，并反过来借助书法研究推动文字学的现代转型，注定不是晚清、民国短短两代学人所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
因此总的说来，作为新一代的研究者，容、商的视野超过作为前辈的罗、王，并且具备了比乃师更加优越的现代学术资源与条件，使得他们在推动文字学具备书法研究的视野，以及在书法研究中增加文字学这一维度这两方面做出了学术史上重要的推进。但限于时局，这些工作在容、商那里仅是一个开端，还需要今天学术史研究者的“再清理”。对于在高校中文系任教的二人来说，书法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业。虽然“罗王之学”与书法研究共享了许多材料，但毕竟并没有参与到自觉、系统地建设现代书法学科的进程中来，因而终究没有能够将他们的文字学视野融入一部书法史的写作与书法学科建设之中去。
三、“文字学”与“书法史”的互动
毫无疑问，不管是“章黄之学”还是“罗王之学”的阵营中，几代学者在文字与书法交叉领域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意识到并反思他们在研究中限于时代所未能展开的议题，从而为日后的书法研究的发展寻找可能性，也是我们这番对书法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字学进行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要看到，即便是容庚、商承祚这样的书法大家，其所继承的“罗王之学”在文字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局限。而这些局限这在给今后的文字学研究留下了诸多空间的同时，也未尝不对后来书法学研究的发展构成必要的启示。
这首先体现在“通论”这种著述体例自身的局限性方面。例如，在容庚《中国文字学》讲义正文中，最具特色的还是“形”部的论述。其中讨论的中国字体演变历程，可以说就是容庚的《中国书法史》。作为书法篆刻家的容庚，在从先秦秦汉金文、玺印、简牍，以及《三体石经》、《天发神谶碑》等碑刻中累积史料，并总结中国文字的演变规律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在下篇“义”部中，容庚也并没有使用西方的语言学、解释学等方法，而是本于“六书”，结合书法篆刻史料而加以阐释。但是这种尝试相对于当时的沙孟海、胡小石、祝嘉等人，似乎还并没有对推动书法史写作做出范式性的贡献。 其实“通论”之利弊，清人章学诚在《释通》一文中早已有过全面的论述。他说：“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题目。”在解释其“弊”时，章学诚进一步补充道：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题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词，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16】
尽管章学诚这里所列举的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而没有涉及后来西方学术对通论研究之“现代性”的诸多规定，如科学方法论、学科体系与定位、知识的系统化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导入等，但他对通史利、弊之观察，仍可谓大致公允。当然，容庚所著只是一部平实的讲课稿，这种通论式体例的意义，正在于把作者在书法篆刻领域中的实践经验和对古文字的见解，巧妙地融合进带有现代学术之体系色彩的讲义中。问题在于，仅仅做到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和书法史的写作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它囿于文字本身提出“形”、“义”等本体性的问题，但极少对这些材料在释读之后所有可能产生的思想性问题进行阐释和发挥。这是容、商二人在今天仅仅被视作是文字学者，而不是历史、考古、哲学家的原因，也是现代学术分工制度在建立伊始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面后果。这不禁在很大程度上使容、商的研究变成一种人迹罕至的“专家之学”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从文字出发而通向史学、哲学、考古学、思想史等其他领域，进而与整个当代学术相对话的契机（图六）。
反观今日堪称显学的简帛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的研究梯队和学术规模，绝不仅仅是因为简帛文字本身的字形或书法风格，而是由于这些出土文献的思想性价值，才使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例如“上博简”和“郭店简”。不仅其楚系文字特有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为当代书法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及字体演进线索，更对以往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被视作空白的“子思至孟子”之间的一段历史提供了许多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材料，从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时候，对于其中某一个字的释读的同时会牵涉到重大的思想史问题，仅仅从字形来辨识是不够的，这就有赖于书法学者、文字学家和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的通力合作，而不是文字学家凭借自身的知识范围就可以解决的。（图七）
要之，对于整个学术研究来说，“文字释读”这种基础性、文献性的工作，应该说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随着许多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在尘封千余年、几千年后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研究的要求来看，如果说研究这些材料却不能通晓文字学这样“小学”已经成为研究者的短板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治传统文字学乃至书法史的学者如果缺乏运思的能力以及思想史、哲学史的相关学术训练，即便是在文字的考释方面，很多时候也会显得捉襟见肘。
最后，作为文字学家与书法学者的容庚和商承祚，似乎都对出土文献中纯理论、纯哲学式的问题不太感兴趣，与考古学界的互动也远不如李济、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政烺等人那样积极。以商承祚的甲骨文研究为例，他并没有条件像河南人董作宾那样多次造访安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支持下带领考古队亲自参与小屯村遗址的发掘，并与李济在“优先研究权”方面达成“董研究契刻文字，而我（指李济—引者注）负责所有其他遗物”的谅解备忘录。【17】 除抗战爆发随金陵大学内迁途中经过长沙时得见诸家藏器并描摹著成《长沙古物闻见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9年）之外，商承祚只是一位在博物馆甚至琉璃厂古玩铺里根据已有材料进行书斋式研究的学者，虽有实地考察，但少考古发掘。即便新中国成立后对楚文化研究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他也始终保持了“罗王之学”基于文献和实物研究的本色。
其实，容庚与商承祚并非不具有相当程度的考古学知识和理论素养，容庚更是曾于1934年9月1日与刘节、徐中舒、唐兰、魏建功等人在燕京大学组织成立“考古学社”（其前身为金石学社）。但他们终未更深介入考古学的背后，固然有两位学者未能亲眼见证身后“郭店简”、“上博简”这些本身思想性、理论性极强的文献之重见天日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则要回到两位学人作为书法和篆刻家，通过研究古文字而落实于书法篆刻创作的初衷和归宿—至少容庚、商承祚在书法篆刻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许多与他们同辈的文字学家还是今天许多活跃在出土文献研究一线的文字学者们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只是在今天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即便是对于书法研究，特别是先秦、秦汉等早期书法史研究的学术训练来说，如果缺乏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将成为制约书法领域研究成果进入整个人文学科的一个瓶颈。近年来，“美术考古学”学科的大举建设已经在学术界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已经能够为书法研究的发展形成有益的启示，“书法考古学”的研究与建立似乎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书法学者的加入大大充实了当代文字学领域的研究力量。这是因为除了在释读文字方面先天的优势外，书法研究还能从某些特定的角度为文字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书法史学者在甲骨、钟鼎、简帛的释读、复原等传统文字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在碑别字研究、书体演化研究、草书体形成研究等古文字学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中进行了许多独到的探索。【18】 并且在近年来出版的先秦、秦汉书法史研究著作中，文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发现也已经加入了书法史写作的序列。从对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予以必要的助力，到将这些研究进展体现在书法史的写作之中，似乎是八十年代以来新一代书法研究者与文字学碰撞的必然走向。或许这些重要的成果目前还仅在书法界产生影响，而没有为文字学界所及时关注，但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正能说明在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上，书法研究与文字学的真正互动还仅是一个起点，其交叉研究在未来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结语
罗杰·豪舍尔在评价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研究时写道：“（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了解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向群体的历史整体、文明或文化的广泛延伸，个体的自我便包含在它们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产物。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观念史家的任务，就是努力置身于其外，使它们成为反思和系统研究的对象，由此把它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使它们能够得到公开的批判和评价。”【19】应该说，这一判断同样也适用于书法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因而本文基于书法学术史、思想史对晚清民国两代文字学者的关注，就注定不是集中于其对某个古文字考释的具体成果，而是发现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研究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潜在贡献及其局限性，并在这个进程中看到书法篆刻与文字学转型之间密不可分的学科关联和未来走向。这种学科关联本身，也正构成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