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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利润动机，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高兹又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其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连的，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造成一切异化，尤其是人的异化，故他也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进行批判。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两者进行改造的设想，即建设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进行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高兹；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劳动分工；自由自决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8-03
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酿成生态危机
高兹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的劳动和生产等行为都是遵循着一种“够了就好”的基本原则，人们能够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适量的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自由地决定其各种需求和工作程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1]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大不相同，人们的生产行为从满足自己的消费转为迎合市场，人们开始学会计算与核算，经济理性就发端于此。
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利润、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增值的最大化，而这种增值往往需要消费和需求也达到最大化，想要达到这种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注重怎样使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而不是重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与自然的相互平衡、生产活动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力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以及努力使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事情。”[2] 高兹还提醒我们，尽管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进行环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图，他们只是转换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大化，使其资本变相增值，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综上，在高兹看来，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其基础是计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计算；其原则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的统一。所以，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提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选择就是建立先进的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就限定其目标为限制经济合理性，并且使经济合理性从属于更高合理性。”[3] 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兹看来就是生态合理性。
高兹认为，“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来取得尽可能好的生產方式和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1] 其动机是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张劳动是人与自然得以实现和谐的桥梁；其反对非理性而没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传统观念；其要求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生活，在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态理性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兹认为要实现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就要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就要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整体变革，“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到消费再到物质循环，包括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并要在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方面进行生态重建。”[3]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一方面要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使生态效益最大化，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中进行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故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人们的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与资本主义存在很大不同，牵涉到了范式的转换，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因此，高兹主张人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在阐述生态重建的同时也说明了其与环境主义和“非工业”乌托邦的区别。
高兹认为，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在他看来，环境主义只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环境保护的要求，“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施加束缚和压制。但这些束缚和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不起任何作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使其经济理性的作用领域进一步扩张。”[4] 环境主义与生态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变前者的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的扩大，它要实现环境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
高兹还阐述了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也不同于绿党的“非工业”的乌托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它认为社会体制应该单一化、简单化，它设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全盘抛弃工业技术、功能专业化、劳动再分化和商品交换的，只需要少数人组成小团体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自己生存的稳定秩序。而生态重建相对于“非工业”的乌托邦的反对工业文明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一种范式转换，而且生态重建不否定技术，而是希望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服务。显然，“非工业”的乌托邦与生态重建存在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
高兹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弊端——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在他看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最大多数的手工劳动正在被消除，劳动在不断被技术化和自动化的同时逐渐走向消亡。高兹认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不仅劳动发生异化，更值得重视的是劳动者也处于异化状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是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人工作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工人被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的科技工作者“在设定生产程序时，其实就是变相帮助统治者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工作者对体力工人进行领导和控制……事实上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形成”[5] 。其二，由于某些工作任务被机器所取代，劳动生产原本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行为，却由于科技发展变成了一种受外界支配的行为。工人发现自己的劳动失去意义，劳动热情退去，劳动受到压抑。并且，“在一些发达工业中，技术工人别无选择地被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所束缚，他们只能遵从于那些机器的指令，进行着没有自主性的劳作，即使机器是在他们的监视或者指导之下进行运转的。脑力劳动者在失业、挫败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体会到他们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更加严重的异化”[2]。其三，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个或几个部件，原来的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变成由几个相距甚远的多个生产单位组成，造成生产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使工人进一步分化，使工人自治自决成为泡影。
因此，高兹重视马克思的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赞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变成了畸形物”，把工人“变为一个局部的工人”，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的观点[6] 。而且，高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已经妥协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其一，工人的劳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为他们是对社会行动没有力量的阶级，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所以更加意识不到需要这样做。其二，劳动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观上的行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等等场合地点，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早已被设置的行动，它要从属于机械的运作而进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处发挥。”[7]可见，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经济理性而强行压迫给劳动者的，人的劳动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即科学技术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动性丧失了，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劳动的真正意义被抹去，人们在这种压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变得异化。
四、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劳动自主性，造成其本身及劳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又摧毁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其失去革命战斗力。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驱赶出生产部门，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失业者，他们的生活处于雇佣状态，没有稳定的工作场所，劳动变得随机和间断，长此以往，这些雇佣者的劳动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使其原有的阶级意识淡化，但又没有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同化，他们长期没有主导性的阶级意识，这样，他们逐渐成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他们又衍变为“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同时，高兹指出：“社会分工下产生的非阶级不应被理解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而是应该指被用来排除经济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实现个人自主活动的阶级。”[8] 在高兹看来，“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分工的否定，并认为它将成为工人进行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
高兹认为，工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劳工战略来实现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场所应该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因为只有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专政、被其统治和分化，只有在那里，工人才会作为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自决的集体而存在。不仅如此，高兹强调要重视工会作用，工会应该掌控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维护工人的工资要求、劳动条件要求等等，使工人可以对企业甚至社会做出决定，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分工、收入等方面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样，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逐步地参与到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工人的自由自决也顺应得到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
高兹希望未来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能够靠劳工战略來实现，而且他指出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应该以如下工作为前提：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面对劳动岗位紧缺的现状，高兹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减少掉的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而让他们去雇佣被驱赶出去的工人，职业精英以廉价即可获得较好的劳动力，被驱赶的工人也可以获得被雇佣和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二是将现有的劳动时间缩短，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这样，尽管劳动岗位少了，但也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不仅如此，高兹还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工人将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个时期，任何人可以在同样的企业多多少少地劳动标准的二十四小时，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个非全时工作，例如，春天从事建筑业，而到夏末从事农业，也就是说，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和从事不同职业。”[9]
综上，高兹设想“非工人的非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主张以劳动场所为争取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开始，强调公平分配劳动岗位和人们自由安排劳动时间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克服人及劳动异化的目的，建立工人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五、简评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高兹的生态理性的论述体相对于一些单纯从生态危机表面进行分析的研究，是从生态危机的深处寻求根源。并且他详细阐述了生态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和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阐明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见地深刻，具有说服力。他的生态理性的论述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理性旋涡，进入和正义、自由和人性相联系的生态理性，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含义。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点。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问题时过度强调人的异化，只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开始依赖于机器，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其用来控制人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内容的手段，过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层日益细致之间的矛盾，夸大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等级制关系，而没有较好地处理好劳动分工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正视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太多单纯以人为出发点，偏重从人本主义和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批判问题，而没有把人放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因此，他得出的种种结论也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参考文献：
[1]吴宁.高兹的资本主义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7)：77-79 .
[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5-140 .
[3]刘凤玲.人类面对生态危机的出路[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3):86.
[4]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1994:94-95.
[5]Andre Gorz.Critique of the Labor Division.London.1978:17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400.
[7]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London：Pluto Press，1982:67.
[8]Andre Gorz，Farewall to Working Clas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2:75.
[9]陆俊.论高兹的“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J].理论纵横，1996，(3):35.
[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高兹；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劳动分工；自由自决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8-03
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酿成生态危机
高兹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的劳动和生产等行为都是遵循着一种“够了就好”的基本原则，人们能够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适量的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自由地决定其各种需求和工作程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1]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大不相同，人们的生产行为从满足自己的消费转为迎合市场，人们开始学会计算与核算，经济理性就发端于此。
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利润、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增值的最大化，而这种增值往往需要消费和需求也达到最大化，想要达到这种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注重怎样使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而不是重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与自然的相互平衡、生产活动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力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以及努力使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事情。”[2] 高兹还提醒我们，尽管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进行环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图，他们只是转换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大化，使其资本变相增值，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综上，在高兹看来，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其基础是计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计算；其原则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的统一。所以，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提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选择就是建立先进的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就限定其目标为限制经济合理性，并且使经济合理性从属于更高合理性。”[3] 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兹看来就是生态合理性。
高兹认为，“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来取得尽可能好的生產方式和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1] 其动机是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张劳动是人与自然得以实现和谐的桥梁；其反对非理性而没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传统观念；其要求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生活，在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态理性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兹认为要实现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就要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就要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整体变革，“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到消费再到物质循环，包括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并要在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方面进行生态重建。”[3]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一方面要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使生态效益最大化，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中进行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故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人们的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与资本主义存在很大不同，牵涉到了范式的转换，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因此，高兹主张人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在阐述生态重建的同时也说明了其与环境主义和“非工业”乌托邦的区别。
高兹认为，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在他看来，环境主义只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环境保护的要求，“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施加束缚和压制。但这些束缚和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不起任何作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使其经济理性的作用领域进一步扩张。”[4] 环境主义与生态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变前者的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的扩大，它要实现环境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
高兹还阐述了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也不同于绿党的“非工业”的乌托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它认为社会体制应该单一化、简单化，它设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全盘抛弃工业技术、功能专业化、劳动再分化和商品交换的，只需要少数人组成小团体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自己生存的稳定秩序。而生态重建相对于“非工业”的乌托邦的反对工业文明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一种范式转换，而且生态重建不否定技术，而是希望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服务。显然，“非工业”的乌托邦与生态重建存在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
高兹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弊端——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在他看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最大多数的手工劳动正在被消除，劳动在不断被技术化和自动化的同时逐渐走向消亡。高兹认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不仅劳动发生异化，更值得重视的是劳动者也处于异化状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是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人工作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工人被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的科技工作者“在设定生产程序时，其实就是变相帮助统治者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工作者对体力工人进行领导和控制……事实上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形成”[5] 。其二，由于某些工作任务被机器所取代，劳动生产原本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行为，却由于科技发展变成了一种受外界支配的行为。工人发现自己的劳动失去意义，劳动热情退去，劳动受到压抑。并且，“在一些发达工业中，技术工人别无选择地被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所束缚，他们只能遵从于那些机器的指令，进行着没有自主性的劳作，即使机器是在他们的监视或者指导之下进行运转的。脑力劳动者在失业、挫败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体会到他们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更加严重的异化”[2]。其三，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个或几个部件，原来的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变成由几个相距甚远的多个生产单位组成，造成生产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使工人进一步分化，使工人自治自决成为泡影。
因此，高兹重视马克思的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赞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变成了畸形物”，把工人“变为一个局部的工人”，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的观点[6] 。而且，高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已经妥协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其一，工人的劳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为他们是对社会行动没有力量的阶级，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所以更加意识不到需要这样做。其二，劳动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观上的行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等等场合地点，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早已被设置的行动，它要从属于机械的运作而进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处发挥。”[7]可见，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经济理性而强行压迫给劳动者的，人的劳动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即科学技术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动性丧失了，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劳动的真正意义被抹去，人们在这种压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变得异化。
四、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劳动自主性，造成其本身及劳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又摧毁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其失去革命战斗力。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驱赶出生产部门，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失业者，他们的生活处于雇佣状态，没有稳定的工作场所，劳动变得随机和间断，长此以往，这些雇佣者的劳动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使其原有的阶级意识淡化，但又没有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同化，他们长期没有主导性的阶级意识，这样，他们逐渐成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他们又衍变为“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同时，高兹指出：“社会分工下产生的非阶级不应被理解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而是应该指被用来排除经济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实现个人自主活动的阶级。”[8] 在高兹看来，“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分工的否定，并认为它将成为工人进行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
高兹认为，工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劳工战略来实现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场所应该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因为只有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专政、被其统治和分化，只有在那里，工人才会作为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自决的集体而存在。不仅如此，高兹强调要重视工会作用，工会应该掌控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维护工人的工资要求、劳动条件要求等等，使工人可以对企业甚至社会做出决定，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分工、收入等方面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样，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逐步地参与到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工人的自由自决也顺应得到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
高兹希望未来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能够靠劳工战略來实现，而且他指出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应该以如下工作为前提：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面对劳动岗位紧缺的现状，高兹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减少掉的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而让他们去雇佣被驱赶出去的工人，职业精英以廉价即可获得较好的劳动力，被驱赶的工人也可以获得被雇佣和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二是将现有的劳动时间缩短，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这样，尽管劳动岗位少了，但也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不仅如此，高兹还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工人将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个时期，任何人可以在同样的企业多多少少地劳动标准的二十四小时，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个非全时工作，例如，春天从事建筑业，而到夏末从事农业，也就是说，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和从事不同职业。”[9]
综上，高兹设想“非工人的非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主张以劳动场所为争取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开始，强调公平分配劳动岗位和人们自由安排劳动时间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克服人及劳动异化的目的，建立工人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五、简评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高兹的生态理性的论述体相对于一些单纯从生态危机表面进行分析的研究，是从生态危机的深处寻求根源。并且他详细阐述了生态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和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阐明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见地深刻，具有说服力。他的生态理性的论述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理性旋涡，进入和正义、自由和人性相联系的生态理性，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含义。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点。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问题时过度强调人的异化，只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开始依赖于机器，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其用来控制人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内容的手段，过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层日益细致之间的矛盾，夸大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等级制关系，而没有较好地处理好劳动分工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正视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太多单纯以人为出发点，偏重从人本主义和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批判问题，而没有把人放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因此，他得出的种种结论也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参考文献：
[1]吴宁.高兹的资本主义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7)：77-79 .
[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5-140 .
[3]刘凤玲.人类面对生态危机的出路[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3):86.
[4]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1994:94-95.
[5]Andre Gorz.Critique of the Labor Division.London.1978:17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400.
[7]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London：Pluto Press，1982:67.
[8]Andre Gorz，Farewall to Working Clas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2:75.
[9]陆俊.论高兹的“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J].理论纵横，1996，(3):35.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