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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对中国的电视业有个称谓，叫“福利电视”。就是在电视发射功率覆盖范围内，人们只要有台电视机，不论彩色、黑白，或大、或小，仅靠自带天线即可收看，不需要办任何手续，更不要付什么费用。
而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电视观众看电视，都是要“付费”的，包括向有线电视网付一次性的初装费、每个月的收视费，实施数字技术传输的还要花钱买机顶盒等。这就是发达国家早就实行的“付费电视”。
那么，中国是怎么和什么时候开始由“福利电视”向“付费电视”转变的呢?这要从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说起。
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是1958年开办，也是中国电视业的诞生。从那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电视全靠无线发射，覆盖范围很有限，电视节目和收看的人也很少。
中国电视业的真正发展，是1982年国家广播电视部的成立，并提出“四级办广播电视”以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省(区、市)、大多数地(州、市)和部分县(旗)，都办起了电视台，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超过了80％。应该说，中国电视的迅速发展，对宣传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提高各族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对满足各族人民文化生活需求，对促进国家信息通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但发展中的一些盲目性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了。主要是电视节目特别是首播节目少、节目内容比较单调、一些频道信号不够稳定、不够清晰等，人民群众的意见也逐渐多了起来。
对此，电视业内不少人也很着急，特别是由于投入不足制约节目制作能力和质量的提高，深感紧迫。一些人由此就想到发达国家早就实行的“付费电视”体制的做法和经验。但当时大多数人每想到此就觉得中国的“福利电视”体制很难改变，也就不敢多想了。
正在这时，邓小平南方谈话下发了，紧接着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这就使中国电视人的思路开阔了很多，胆子也大了很多。重点提出的，一是引进“付费电视”的体制、机制，以筹集资金增加电视节目制作能力，提高节目质量；二是铺设光缆，发展有线电视，既扩大电视传输能力，又提高节目传输质量。
中国电视人的思想解放了，敢讲话了，但大多数人仍认为，即使向打破“福利电视”、开启“付费电视”迈出很小一步，也绝非易事，特别是有谁愿意并能够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论影响、论资历和实力，人们自然就将目光集中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有不少人表现出一些跃跃欲试的冲动。记得到1993年底，央视一些同志就提出增加新频道，数字压缩上卫星，通过解码器进入地方有线电视台，付费收看的思路。1994年春节后，台领导就将这个意见反映到广电部领导那里。
此事实际上已经议论一两年了，部领导班子中也没听到有不同意见。但如何定，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大家还只是在看、在等。可到了1994年3月下旬，中央决定已到年龄的艾知生部长退下来，调孙家正同志来接替。由于先是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免程序，后是家正同志要在江苏省进行工作交接，一直到了5月中下旬才交替到位。大约已到了下半年，孙部长要我来研究协调这件事，提出意见报部党组。对此我很理解，这件事涉及到几位副部长分管，他又到任不久，我作为党组副书记不能不接受。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我当时正在同电影界的同志们筹办电影频道，所以不仅有积极性，而且对这方面的事情已经有所研究，在1993年访美中作了考察。
我首先与各分管副部长及中央电视台、部总编室、电影局、科技司、社管司等部门的同志交流沟通，有机会也同地方广电厅局的同志交谈。在我当时的意识中，这件事是一定要办成的，所以交流沟通中虽然也听搞不搞的意见，但主要是共同讨论如何搞、快搞、搞好的问题。而且对有些意见一致、能拿得准的事情，当即就责成有关部门和人员着手做了。在逐步梳理出了主要问题后，于1995年春分两次召开各省(区、市)广电厅局长会议，一方面统一思想认识，一方面讨论具体实施方案。形成的主要共识有：
1.中国电视实行适当付费收看是大势所趋。“付费电视”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起初主要是政府通过销售电视机来收取“电视收视费”；后发展到有线电视阶段，有线网经营者对入网的电视用户收取一次性“初装费”和每月的“收视费”；大多数饭店还办有闭路电视，其中一些频道要先办付费手续才可收看。
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广大电视观众的需求，“福利电视”已经难以为继了，确实需要逐步改变了。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改革发展的目标，全国的形势发展很快。这就要求中国的电视事业不仅要跟上全国发展的大形势，而且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电视由“福利型”向“付费型”转变的条件前所未有，早改革、早适应、早主动。
2.必须充分估计由“福利电视”向“付费电视”转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看电视已成为千家万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加上多年“福利电视”观念的束缚，实行“付费电视”随时随处都可能有反对的声音。特别是有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或由于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听到反对的声音后就随时可能用“要慎重啊”一类的“官腔”“拖黄”。为此，工作中不仅要有坚定性和热情，还必须尽可能采取各方面容易接受的方式方法。
比如，(1)原有“福利电视”的存量，只增加不减少，实行“付费电视”的仅是增量，以便让绝大多数观众能够接受，至少没有强烈反对的理由；(2)实行“付费电视”初期，重在突破旧体制，开启新机制，收费为其次。因此，收费要尽可能低些，以便使“付费电视”观众能够接受，至少不强烈反对；(3)根据广电部的职能和中央的精神，开启“付费电视”属职责和权限范围，可不再向各有关部门请示报告，责任我们全负，工作我们全做；(4)要通过细致工作，尽可能使广电系统的声音一致，为此部里就要多负些责任，直属单位要少得些利益；(5)“付费电视”先试运行(不收费)后正式运行；等等。
3.中国实行“付费电视”的技术手段是成熟的。中央电视台已有上星传输装备和已租用卫星转发器，由模拟转数字后，其容量大约可扩大七八倍，足够用；只要将节目压缩上传，即可上星，再在接收装置上安上解码器，即可接收。 4.接收“付费电视”的有线网已初具规模。中国省会城市和大多数较大城市，甚至包括一些县(旗)所在地的有线电视接入网，或已经形成或稍加改进即可形成。特别是广电部研究论证实行“付费电视”的消息迅速传开，不同规模的有线网发展很快，一些省(区、市)广电厅局已在规划和建设连接地(州、市)有线网的传输光缆。这些有线网只要安装上卫星接收装置和解码器，即可将央视加密上星节目接收入网，传向用户。
5.重点是精心准备和安排好节目。中央电视台当时共4个频道，分别是综合、经济、综艺和中文国际。他们原打算将综艺频道改为电视剧频道，新办体育频道，再加上电影局主持开办的电影频道。将这三个频道加密上星、解密进入各地有线电视网、用户付费收看。在交流讨论中，这方面意见比较集中的还有两个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一是认为设电视剧频道收费可以，但不能取代综艺频道。因为综艺中除了电视剧还有很多内容，不能没有；二是既然可增加频道，就应该考虑增加广大群众要求强烈的如农业、少儿、科技、军事等专业频道。
6.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妥处理由“福利电视”向“付费电视”过渡时期的关系。经广泛、反复听取意见，大家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现有“福利电视”的4个频道作为存量全保留，再增加1个频道。建议增加包括农业、少儿、科技、军事内容的1个频道(即现7频道，少儿分出去了)，分时段播出；这5个频道在全部进入有线网的同时，无线发射也继续保留，以保证进入有线网和未进入有线网的观众均可收到。这样即可满足观众需要，又可说明“福利电视”没减少，而是增加了。二是“付费电视”即体育频道、电影频道和电视剧频道，作为增量，最重要的是保证质量，真正让观众感觉到“付有所值”。所以，即责成央视和电影局抓紧准备节目。要保证每个频道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小时质量较高的首播节目，加上重播保证每天播放十五六个小时，还要有比较充足的节目储备。同时，强调用户进入有线网收看“付费电视”，必须坚持自愿原则，而且允许退出，以避免增加群众负担之嫌。
7.依法做好安装解码器和收取费用问题。当时国内不生产解码器，我们就从多家境外厂商中选型订购。由于中国的市场广阔，来洽谈的外商很多，我们就责成部科技司和中央电视台技术部门的同志认真论证选型。并根据广电部关于接收卫星电视的有关规定(129号令)，与外商签署包括不得再向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出售产品和技术的合同。
为了管理和经营，以及向各地有线电视网发售解码器、向用户收取“收视费”等工作，建议成立一个卫星传播中心，作为部属企业管理。当即就指定央视一位同志负责按此要求筹组这个公司，并参与选购解码器的谈判，制定解码器和收取费用等管理制度。
8.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解码器管理和“付费电视”的利益分配等。我在与各方面交流讨论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尽快办成，要尽量减少“阻力”和“非议”，特别是广电系统内部的摩擦。
据此提出的意见，一是充分依靠和发挥省(区、市)广电厅局的作用，包括给哪个有线网安装解码器、向有线网收费等，均实行属地管理。卫星传播中心就按地方厅局的意见如数发售解码器，由省(区、市)广电厅局按规定安装和管理，对广电部负责；向有线网收取解码器费、向电视用户收取“收视费”，也全部由省(区、市)广电厅局负责，并按规定向卫星传播中心上交解码器费和部分“收视费”；稳妥合理处理与基层有线网的管理和利益分配关系问题。二是卫星传播中心对解码器实行保本经营，“收视费”起价定为每户每月2元，其中1.6元留地方厅局。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和各有关方面的同志一边听取和交换意见，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一边做理顺广电部与省(区、市)广电厅局，及部内总编室、科技司、电影局及中央电视台、卫星传播中心等有关方面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管理制度；一边做传输接收技术设备的选购、安装、调试及节目制作安排等筹备工作。这期间，工作没少做，口舌没少费，但总体上进展还算顺利。
我原担心最多的是各有关方面及社会各界，对“付费电视”能否接受的问题。对此，我一方面随时与孙部长沟通，以得到他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并做工作；另一方面充分与各有关方面沟通交流，特别反复说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到当今，再完全坚持“福利电视”一条道将严重制约自身发展，以致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实际；说明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后，全国形势快速发展形势逼人的实际；说明“付费电视”在外国长期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实际等，以求得各有关方面及社会各界的了解、理解。
就这样，到1995年五六月，我认为“有把握”了，确定下半年试运行，1996年1月1日正式运行。于是，形成整体方案上报部党组。部党组很快批准了，也就按时试运行和正式运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福利电视”体制开始打破，适合中国情况的“付费电视”机制正式开启。
(责任编辑 谢文雄)
而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电视观众看电视，都是要“付费”的，包括向有线电视网付一次性的初装费、每个月的收视费，实施数字技术传输的还要花钱买机顶盒等。这就是发达国家早就实行的“付费电视”。
那么，中国是怎么和什么时候开始由“福利电视”向“付费电视”转变的呢?这要从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说起。
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是1958年开办，也是中国电视业的诞生。从那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电视全靠无线发射，覆盖范围很有限，电视节目和收看的人也很少。
中国电视业的真正发展，是1982年国家广播电视部的成立，并提出“四级办广播电视”以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省(区、市)、大多数地(州、市)和部分县(旗)，都办起了电视台，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超过了80％。应该说，中国电视的迅速发展，对宣传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提高各族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对满足各族人民文化生活需求，对促进国家信息通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但发展中的一些盲目性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了。主要是电视节目特别是首播节目少、节目内容比较单调、一些频道信号不够稳定、不够清晰等，人民群众的意见也逐渐多了起来。
对此，电视业内不少人也很着急，特别是由于投入不足制约节目制作能力和质量的提高，深感紧迫。一些人由此就想到发达国家早就实行的“付费电视”体制的做法和经验。但当时大多数人每想到此就觉得中国的“福利电视”体制很难改变，也就不敢多想了。
正在这时，邓小平南方谈话下发了，紧接着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这就使中国电视人的思路开阔了很多，胆子也大了很多。重点提出的，一是引进“付费电视”的体制、机制，以筹集资金增加电视节目制作能力，提高节目质量；二是铺设光缆，发展有线电视，既扩大电视传输能力，又提高节目传输质量。
中国电视人的思想解放了，敢讲话了，但大多数人仍认为，即使向打破“福利电视”、开启“付费电视”迈出很小一步，也绝非易事，特别是有谁愿意并能够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论影响、论资历和实力，人们自然就将目光集中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有不少人表现出一些跃跃欲试的冲动。记得到1993年底，央视一些同志就提出增加新频道，数字压缩上卫星，通过解码器进入地方有线电视台，付费收看的思路。1994年春节后，台领导就将这个意见反映到广电部领导那里。
此事实际上已经议论一两年了，部领导班子中也没听到有不同意见。但如何定，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大家还只是在看、在等。可到了1994年3月下旬，中央决定已到年龄的艾知生部长退下来，调孙家正同志来接替。由于先是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免程序，后是家正同志要在江苏省进行工作交接，一直到了5月中下旬才交替到位。大约已到了下半年，孙部长要我来研究协调这件事，提出意见报部党组。对此我很理解，这件事涉及到几位副部长分管，他又到任不久，我作为党组副书记不能不接受。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我当时正在同电影界的同志们筹办电影频道，所以不仅有积极性，而且对这方面的事情已经有所研究，在1993年访美中作了考察。
我首先与各分管副部长及中央电视台、部总编室、电影局、科技司、社管司等部门的同志交流沟通，有机会也同地方广电厅局的同志交谈。在我当时的意识中，这件事是一定要办成的，所以交流沟通中虽然也听搞不搞的意见，但主要是共同讨论如何搞、快搞、搞好的问题。而且对有些意见一致、能拿得准的事情，当即就责成有关部门和人员着手做了。在逐步梳理出了主要问题后，于1995年春分两次召开各省(区、市)广电厅局长会议，一方面统一思想认识，一方面讨论具体实施方案。形成的主要共识有：
1.中国电视实行适当付费收看是大势所趋。“付费电视”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起初主要是政府通过销售电视机来收取“电视收视费”；后发展到有线电视阶段，有线网经营者对入网的电视用户收取一次性“初装费”和每月的“收视费”；大多数饭店还办有闭路电视，其中一些频道要先办付费手续才可收看。
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广大电视观众的需求，“福利电视”已经难以为继了，确实需要逐步改变了。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改革发展的目标，全国的形势发展很快。这就要求中国的电视事业不仅要跟上全国发展的大形势，而且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电视由“福利型”向“付费型”转变的条件前所未有，早改革、早适应、早主动。
2.必须充分估计由“福利电视”向“付费电视”转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看电视已成为千家万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加上多年“福利电视”观念的束缚，实行“付费电视”随时随处都可能有反对的声音。特别是有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或由于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听到反对的声音后就随时可能用“要慎重啊”一类的“官腔”“拖黄”。为此，工作中不仅要有坚定性和热情，还必须尽可能采取各方面容易接受的方式方法。
比如，(1)原有“福利电视”的存量，只增加不减少，实行“付费电视”的仅是增量，以便让绝大多数观众能够接受，至少没有强烈反对的理由；(2)实行“付费电视”初期，重在突破旧体制，开启新机制，收费为其次。因此，收费要尽可能低些，以便使“付费电视”观众能够接受，至少不强烈反对；(3)根据广电部的职能和中央的精神，开启“付费电视”属职责和权限范围，可不再向各有关部门请示报告，责任我们全负，工作我们全做；(4)要通过细致工作，尽可能使广电系统的声音一致，为此部里就要多负些责任，直属单位要少得些利益；(5)“付费电视”先试运行(不收费)后正式运行；等等。
3.中国实行“付费电视”的技术手段是成熟的。中央电视台已有上星传输装备和已租用卫星转发器，由模拟转数字后，其容量大约可扩大七八倍，足够用；只要将节目压缩上传，即可上星，再在接收装置上安上解码器，即可接收。 4.接收“付费电视”的有线网已初具规模。中国省会城市和大多数较大城市，甚至包括一些县(旗)所在地的有线电视接入网，或已经形成或稍加改进即可形成。特别是广电部研究论证实行“付费电视”的消息迅速传开，不同规模的有线网发展很快，一些省(区、市)广电厅局已在规划和建设连接地(州、市)有线网的传输光缆。这些有线网只要安装上卫星接收装置和解码器，即可将央视加密上星节目接收入网，传向用户。
5.重点是精心准备和安排好节目。中央电视台当时共4个频道，分别是综合、经济、综艺和中文国际。他们原打算将综艺频道改为电视剧频道，新办体育频道，再加上电影局主持开办的电影频道。将这三个频道加密上星、解密进入各地有线电视网、用户付费收看。在交流讨论中，这方面意见比较集中的还有两个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一是认为设电视剧频道收费可以，但不能取代综艺频道。因为综艺中除了电视剧还有很多内容，不能没有；二是既然可增加频道，就应该考虑增加广大群众要求强烈的如农业、少儿、科技、军事等专业频道。
6.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妥处理由“福利电视”向“付费电视”过渡时期的关系。经广泛、反复听取意见，大家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现有“福利电视”的4个频道作为存量全保留，再增加1个频道。建议增加包括农业、少儿、科技、军事内容的1个频道(即现7频道，少儿分出去了)，分时段播出；这5个频道在全部进入有线网的同时，无线发射也继续保留，以保证进入有线网和未进入有线网的观众均可收到。这样即可满足观众需要，又可说明“福利电视”没减少，而是增加了。二是“付费电视”即体育频道、电影频道和电视剧频道，作为增量，最重要的是保证质量，真正让观众感觉到“付有所值”。所以，即责成央视和电影局抓紧准备节目。要保证每个频道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小时质量较高的首播节目，加上重播保证每天播放十五六个小时，还要有比较充足的节目储备。同时，强调用户进入有线网收看“付费电视”，必须坚持自愿原则，而且允许退出，以避免增加群众负担之嫌。
7.依法做好安装解码器和收取费用问题。当时国内不生产解码器，我们就从多家境外厂商中选型订购。由于中国的市场广阔，来洽谈的外商很多，我们就责成部科技司和中央电视台技术部门的同志认真论证选型。并根据广电部关于接收卫星电视的有关规定(129号令)，与外商签署包括不得再向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出售产品和技术的合同。
为了管理和经营，以及向各地有线电视网发售解码器、向用户收取“收视费”等工作，建议成立一个卫星传播中心，作为部属企业管理。当即就指定央视一位同志负责按此要求筹组这个公司，并参与选购解码器的谈判，制定解码器和收取费用等管理制度。
8.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解码器管理和“付费电视”的利益分配等。我在与各方面交流讨论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尽快办成，要尽量减少“阻力”和“非议”，特别是广电系统内部的摩擦。
据此提出的意见，一是充分依靠和发挥省(区、市)广电厅局的作用，包括给哪个有线网安装解码器、向有线网收费等，均实行属地管理。卫星传播中心就按地方厅局的意见如数发售解码器，由省(区、市)广电厅局按规定安装和管理，对广电部负责；向有线网收取解码器费、向电视用户收取“收视费”，也全部由省(区、市)广电厅局负责，并按规定向卫星传播中心上交解码器费和部分“收视费”；稳妥合理处理与基层有线网的管理和利益分配关系问题。二是卫星传播中心对解码器实行保本经营，“收视费”起价定为每户每月2元，其中1.6元留地方厅局。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和各有关方面的同志一边听取和交换意见，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一边做理顺广电部与省(区、市)广电厅局，及部内总编室、科技司、电影局及中央电视台、卫星传播中心等有关方面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管理制度；一边做传输接收技术设备的选购、安装、调试及节目制作安排等筹备工作。这期间，工作没少做，口舌没少费，但总体上进展还算顺利。
我原担心最多的是各有关方面及社会各界，对“付费电视”能否接受的问题。对此，我一方面随时与孙部长沟通，以得到他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并做工作；另一方面充分与各有关方面沟通交流，特别反复说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到当今，再完全坚持“福利电视”一条道将严重制约自身发展，以致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实际；说明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后，全国形势快速发展形势逼人的实际；说明“付费电视”在外国长期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实际等，以求得各有关方面及社会各界的了解、理解。
就这样，到1995年五六月，我认为“有把握”了，确定下半年试运行，1996年1月1日正式运行。于是，形成整体方案上报部党组。部党组很快批准了，也就按时试运行和正式运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福利电视”体制开始打破，适合中国情况的“付费电视”机制正式开启。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