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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能否由大变强，取决于中国能否培育出若干家伟大的民族企业，而这样的目标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革新，更深层次的是对崇高思想文化的培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经营理念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建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团结协作关系，对于其成长为经久不衰的伟大企业是大有助益的。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应成为中国崇高思想文化培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大业的一个努力方向。
关键词：文化；为人民服务；企业文化；协作力；市场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70-03
作者简介：高雷业（1982-），男，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博士后，研究方向：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经济、低碳经济发展。
2014年7月，美国知名商业媒体《巴伦周刊》发布《世界最受尊敬公司》榜单。该榜单反映了101个机构投资者对全球股票市值最高的100家公司的看法。中国移动、腾讯、中国建设银行入榜，但却位列排名榜单最末。《福布斯》发表专栏文章对此榜单进行解读，认为，在“强有力的管理”“健全的商业战略”“合乎道德的商业操作”“收入和利润增长”这四个方面，中国公司逊色于美国和欧洲公司。具体说，存在以下四个突出问题：第一，中国公司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受政府控制，政府仍在决定它们的领域及参与时间长短；第二，政府的指令以及不断变化的商业规定削弱了中国公司创新以及适应新商业模式的能力；第三，公司的存在应该是为顾客和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所有者（常常是党派领导和政府官僚）带来财富；第四，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干净透明的审计系统，让投资者相信自己看到的公司数据属实。[1]目前，中国经济还缺乏伟大的民族企业，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缺乏崇高的思想文化。所谓“伟大的企业”，就是能为客户创造出具有高级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因而能够赢得国内外广大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并获得强大盈利能力的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具有高级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是成就伟大企业的根本之道。产品或服务是人创造和生产出来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而思想观念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能否由大变强，取决于中国能否培育出若干家伟大的民族企业，而这样的目标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革新，更深层次的是对崇高思想文化的培育，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创建。
一、文化、为人民服务与企业经营
人的一言一行受其思想、观念和精神的支配。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是文化的内核，是决定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关键因素。关于文化的重要性，刘亚洲上将曾这样讲道：“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2]马基雅维利也有句名言表达了同样的道理，“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2]
企业能否实现战略目标和经营业绩，能否不断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会外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最终体现在这家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发展状况上面。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如果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错综复杂、良莠不齐，甚至邪气太重正不压邪，那么这家企业的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就会受到大大的削弱和破坏。在企业成员头脑中塑造优秀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是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职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文化基因和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2]“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化基因的关键组成部分。
“为人民服务”这个号召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1004“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的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3]1004-1005他同时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3]1005
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真心实意地、实实在在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政党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一支人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革命队伍不会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吃不饱、穿不暖、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敌人的恶劣条件下，在你死我活的惨烈对敌斗争中，在新中国建设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由于她有着“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一优秀的文化基因。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经营理念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建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紧密团结协作关系，对于企业成长为经久不衰的伟大企业是有巨大助益的。
二、为人民服务与市场经济改革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还提“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口号没什么现实意义。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一个家庭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以金钱作为保障；一家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必须不断地盈利；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关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赚钱欲望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写道，“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4]156-157马克思的这段精辟论述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中很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法治力量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来说是没有止境的”，任凭这种欲望泛滥，难免会出现一些为了赚钱而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人和事。另外，从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还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中，不能向社会生产并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就不能赚得金钱。 “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思想观念与赚钱有什么关系？我们经常会从长辈或者“过来人”那里听到这样的敦敦教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要想自己获利，必须造福他人”等等。这些话都是一个主旨，就是多做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好事，多多关心、爱护、帮助他人，不做对他人、对社会有害的坏事。这样的思想观念与赚钱存在着紧密关联。其一，我们只有手中有余钱，才能有实力更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二，我们赚的是他人口袋里贮藏的钱，要想让他人心甘情愿地和长久地向我们支付金钱，我们就必须通过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赚钱的经营不会长久，迟早会遭到社会和法律的惩罚。其三，赚钱讲究团队合作和协同作战，一个集体（团队、企业、国家）的成员只有建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同志式密切关系，才能组成一支能克服千难万险的强有力的团队，不断地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凭借“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文化基因，把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心和力量争取和团结过来，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家企业为什么不能通过把“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思想、观念、精神渗入企业成员一言一行，由此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团队，不断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或服务，进而让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地和长久地向企业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已经具体化为“为客户服务”或“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一企业经营理念。曾被德鲁克誉为“权威性大师”的弗雷德蒙德·马利克认为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是美国管理模式的危机。他指出，美式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思路对于企业管理不具有实用性，真正有用的恰恰是其对立面——利润最小化。他说，“真正重要的价值只有一种——不是股东价值，不是利益相关者价值，也不是其他任何内部价值，而是顾客价值。”[5]任正非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这样总结华为的企业价值观和经营方法论，“其实我们总结的方法来自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来自共产党文化。五千年文明讲‘童叟无欺’，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也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为客户服务，我想赚你的钱，就要为你服务好。客户是送钱给你的，送你钱的人你为什么不对他好呢？其实我们就这点价值，没有其他东西。”[6]曾培育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在78岁时仅仅用三个月时间使濒临破产的日航扭亏为盈的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的稻盛和夫曾这样阐述他的经营哲学：“经营者要竭力排斥‘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之心，在关爱心、慈悲心、利他心的基础上，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最终让员工、客户、社区、企业周围所有人都获得幸福。”[7]“如果你想成功，想获利，你就必须具备一颗为他人尽力的美好心灵。”“为社会、为世人尽力。如果想要把公司做得出色，利他之心必不可少。”[8]任正非和稻盛和夫的成功证明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但是这种兼容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即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
在目前的中国，一些企业通过与公权力合谋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来赚钱，一些官员通过利用公权力向企业吃拿卡要来赚钱，一些企业在赚钱的同时根本不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一些国企管理者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国有资产牟取不正当利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改革尚需深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法治保障。中国应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增强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对那些通过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来赚钱的人施以严刑峻法。其次，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迫使企业通过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利润。应在实践中探索对公权力执掌者进行有效监督约束的方法和机制，确保公权力执掌者不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市场竞争过程。最后，中国企业应注重培育和实践“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企业文化。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塑造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重视培养企业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紧密团结协作关系，形成强大的协作力，在尽力为员工、客户、社区、企业周围所有人创造幸福的过程中，创造出伟大的产品，成长为伟大的企业。
三、文化与协作力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而形成的密切社会关系。在管理学理论中，信任和密切的社会关系是Z理论管理法的两大基本原则。Z理论创始人威廉·大内认为，“要解决生产力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按照有效的方式使个人的行为协调一致，并从合作和长期的观点出发，向雇员提供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协调自己的行为。”[9]3马克思也强调了分工主体之间紧密协作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他做出过以下精彩论述：“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5]378笔者把这种因分工和分工主体之间紧密协作所形成的生产力称为“协作力”，并认为协作力对于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Z理论所强调的信任关系，既可以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也可以指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企业内部各部分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紧密协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和整体经济增长。
企业管理劳动者用实践经验说明了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通力合作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意识到，不管是公司还是工会的领导层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人的积极响应才是破解盈利难题的关键。”“工人们开始向管理层反映什么时候出现了问题，在哪里出现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公司和工会共同组织了自主团队并制定了现代化的操作规定，彻底摈弃了传统的观点：工长只是监督工人工作，工人做且只做公司要求做的事情。”[10]李光耀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思想，“那种认为经理就是压榨工人的思想在今天的工业气候中已经行不通了。同样过时的还有管理层的一种观念，即工会是制造麻烦的，这些都是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要在管理者、工会成员和工人之间打造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必须摒弃这些固有的偏见。”[11] 日本企业十分注重通过加强协作开拓世界市场。威廉·大内曾这样描述日本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关系，“在日本工业成功实施的出口战略中，这些贸易公司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迅速进入新的市场，敲定美国公司敲定不了的交易，并协调广泛分布的商业活动，使之步调一致。……在某一天，某个大型贸易公司的总部收到35000份电报，每一份电报都包含买或卖的报盘信息。如果某个部门承担亏损，而另一个部门足以弥补这种亏损，这样受益的就是整个公司，那么整个公司的利润率就会达到最大值。贸易公司的成功关键取决于个别部门和雇员是否愿意做出牺牲。这种意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日本的贸易公司采取了增进信任的管理方式，信任来源于人们知道有失，将来必有得。”[9]3-4
信任是进行合作和形成密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进而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百年之前，美国人阿瑟·史密斯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性情》当中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重要性，他把“相互猜疑和缺乏信任”视为中国人性情的一个特征并分析了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他写道，“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共同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12]192“相互猜疑，在中国由来已久。”[12]192“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二是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12]195让人忧虑的是，放眼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多少有些冷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不是很高，中国人的内斗文化仍需改变。这样的现实必然会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经济社会的整体实力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企业要想成长为伟大的企业，中国经济要想由大变强，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改变这样的企业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应成为中国崇高思想文化培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大业的一个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财新网.中国大公司为何难受尊重[EB/OL].（2014-07-03）[2014-07-08].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4-07-03/100699259.html.
[2]参考消息网.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EB/OL].（2014-04-12）[2014-07-08].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412/374132.shtml.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奥]弗雷德蒙德·马利克.管理成就生活[M].李亚，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总序.
[6]王鹏.专访任正非：美国打压的不是华为而是中国[EB/OL].（2014-06-16）[2014-07-08].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4_06/16/36854212_0.shtml.
[7]徐鲤.遇见稻盛和夫[J].南都周刊，2011，（42）.
[8][日]稻盛和夫.坚守底线[M].曹岫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42.
[9][美]威廉·大内.Z理论[M].朱雁斌，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10][美]理查德·E·道奇，杰克·特罗亚诺维奇.情定制造业[M].金毅，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前言.
[11][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口述[M].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0-111.
[12][美]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情[M].晓敏，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文化；为人民服务；企业文化；协作力；市场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70-03
作者简介：高雷业（1982-），男，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博士后，研究方向：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经济、低碳经济发展。
2014年7月，美国知名商业媒体《巴伦周刊》发布《世界最受尊敬公司》榜单。该榜单反映了101个机构投资者对全球股票市值最高的100家公司的看法。中国移动、腾讯、中国建设银行入榜，但却位列排名榜单最末。《福布斯》发表专栏文章对此榜单进行解读，认为，在“强有力的管理”“健全的商业战略”“合乎道德的商业操作”“收入和利润增长”这四个方面，中国公司逊色于美国和欧洲公司。具体说，存在以下四个突出问题：第一，中国公司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受政府控制，政府仍在决定它们的领域及参与时间长短；第二，政府的指令以及不断变化的商业规定削弱了中国公司创新以及适应新商业模式的能力；第三，公司的存在应该是为顾客和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所有者（常常是党派领导和政府官僚）带来财富；第四，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干净透明的审计系统，让投资者相信自己看到的公司数据属实。[1]目前，中国经济还缺乏伟大的民族企业，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缺乏崇高的思想文化。所谓“伟大的企业”，就是能为客户创造出具有高级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因而能够赢得国内外广大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并获得强大盈利能力的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具有高级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是成就伟大企业的根本之道。产品或服务是人创造和生产出来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而思想观念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能否由大变强，取决于中国能否培育出若干家伟大的民族企业，而这样的目标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革新，更深层次的是对崇高思想文化的培育，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创建。
一、文化、为人民服务与企业经营
人的一言一行受其思想、观念和精神的支配。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是文化的内核，是决定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关键因素。关于文化的重要性，刘亚洲上将曾这样讲道：“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2]马基雅维利也有句名言表达了同样的道理，“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2]
企业能否实现战略目标和经营业绩，能否不断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会外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最终体现在这家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发展状况上面。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如果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错综复杂、良莠不齐，甚至邪气太重正不压邪，那么这家企业的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就会受到大大的削弱和破坏。在企业成员头脑中塑造优秀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是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职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文化基因和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2]“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化基因的关键组成部分。
“为人民服务”这个号召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1004“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的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3]1004-1005他同时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3]1005
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真心实意地、实实在在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政党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一支人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革命队伍不会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吃不饱、穿不暖、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敌人的恶劣条件下，在你死我活的惨烈对敌斗争中，在新中国建设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由于她有着“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一优秀的文化基因。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经营理念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建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紧密团结协作关系，对于企业成长为经久不衰的伟大企业是有巨大助益的。
二、为人民服务与市场经济改革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还提“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口号没什么现实意义。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一个家庭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以金钱作为保障；一家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必须不断地盈利；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关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赚钱欲望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写道，“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4]156-157马克思的这段精辟论述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中很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法治力量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来说是没有止境的”，任凭这种欲望泛滥，难免会出现一些为了赚钱而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人和事。另外，从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还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中，不能向社会生产并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就不能赚得金钱。 “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思想观念与赚钱有什么关系？我们经常会从长辈或者“过来人”那里听到这样的敦敦教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要想自己获利，必须造福他人”等等。这些话都是一个主旨，就是多做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好事，多多关心、爱护、帮助他人，不做对他人、对社会有害的坏事。这样的思想观念与赚钱存在着紧密关联。其一，我们只有手中有余钱，才能有实力更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二，我们赚的是他人口袋里贮藏的钱，要想让他人心甘情愿地和长久地向我们支付金钱，我们就必须通过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赚钱的经营不会长久，迟早会遭到社会和法律的惩罚。其三，赚钱讲究团队合作和协同作战，一个集体（团队、企业、国家）的成员只有建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同志式密切关系，才能组成一支能克服千难万险的强有力的团队，不断地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凭借“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文化基因，把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心和力量争取和团结过来，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家企业为什么不能通过把“为人民服务”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的思想、观念、精神渗入企业成员一言一行，由此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团队，不断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或服务，进而让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地和长久地向企业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已经具体化为“为客户服务”或“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一企业经营理念。曾被德鲁克誉为“权威性大师”的弗雷德蒙德·马利克认为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是美国管理模式的危机。他指出，美式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思路对于企业管理不具有实用性，真正有用的恰恰是其对立面——利润最小化。他说，“真正重要的价值只有一种——不是股东价值，不是利益相关者价值，也不是其他任何内部价值，而是顾客价值。”[5]任正非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这样总结华为的企业价值观和经营方法论，“其实我们总结的方法来自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来自共产党文化。五千年文明讲‘童叟无欺’，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也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为客户服务，我想赚你的钱，就要为你服务好。客户是送钱给你的，送你钱的人你为什么不对他好呢？其实我们就这点价值，没有其他东西。”[6]曾培育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在78岁时仅仅用三个月时间使濒临破产的日航扭亏为盈的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的稻盛和夫曾这样阐述他的经营哲学：“经营者要竭力排斥‘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之心，在关爱心、慈悲心、利他心的基础上，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最终让员工、客户、社区、企业周围所有人都获得幸福。”[7]“如果你想成功，想获利，你就必须具备一颗为他人尽力的美好心灵。”“为社会、为世人尽力。如果想要把公司做得出色，利他之心必不可少。”[8]任正非和稻盛和夫的成功证明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但是这种兼容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即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
在目前的中国，一些企业通过与公权力合谋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来赚钱，一些官员通过利用公权力向企业吃拿卡要来赚钱，一些企业在赚钱的同时根本不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一些国企管理者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国有资产牟取不正当利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改革尚需深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法治保障。中国应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增强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对那些通过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来赚钱的人施以严刑峻法。其次，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迫使企业通过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利润。应在实践中探索对公权力执掌者进行有效监督约束的方法和机制，确保公权力执掌者不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市场竞争过程。最后，中国企业应注重培育和实践“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企业文化。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塑造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重视培养企业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紧密团结协作关系，形成强大的协作力，在尽力为员工、客户、社区、企业周围所有人创造幸福的过程中，创造出伟大的产品，成长为伟大的企业。
三、文化与协作力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而形成的密切社会关系。在管理学理论中，信任和密切的社会关系是Z理论管理法的两大基本原则。Z理论创始人威廉·大内认为，“要解决生产力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按照有效的方式使个人的行为协调一致，并从合作和长期的观点出发，向雇员提供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协调自己的行为。”[9]3马克思也强调了分工主体之间紧密协作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他做出过以下精彩论述：“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5]378笔者把这种因分工和分工主体之间紧密协作所形成的生产力称为“协作力”，并认为协作力对于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Z理论所强调的信任关系，既可以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也可以指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企业内部各部分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紧密协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和整体经济增长。
企业管理劳动者用实践经验说明了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通力合作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意识到，不管是公司还是工会的领导层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人的积极响应才是破解盈利难题的关键。”“工人们开始向管理层反映什么时候出现了问题，在哪里出现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公司和工会共同组织了自主团队并制定了现代化的操作规定，彻底摈弃了传统的观点：工长只是监督工人工作，工人做且只做公司要求做的事情。”[10]李光耀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思想，“那种认为经理就是压榨工人的思想在今天的工业气候中已经行不通了。同样过时的还有管理层的一种观念，即工会是制造麻烦的，这些都是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要在管理者、工会成员和工人之间打造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必须摒弃这些固有的偏见。”[11] 日本企业十分注重通过加强协作开拓世界市场。威廉·大内曾这样描述日本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关系，“在日本工业成功实施的出口战略中，这些贸易公司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迅速进入新的市场，敲定美国公司敲定不了的交易，并协调广泛分布的商业活动，使之步调一致。……在某一天，某个大型贸易公司的总部收到35000份电报，每一份电报都包含买或卖的报盘信息。如果某个部门承担亏损，而另一个部门足以弥补这种亏损，这样受益的就是整个公司，那么整个公司的利润率就会达到最大值。贸易公司的成功关键取决于个别部门和雇员是否愿意做出牺牲。这种意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日本的贸易公司采取了增进信任的管理方式，信任来源于人们知道有失，将来必有得。”[9]3-4
信任是进行合作和形成密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进而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百年之前，美国人阿瑟·史密斯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性情》当中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重要性，他把“相互猜疑和缺乏信任”视为中国人性情的一个特征并分析了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他写道，“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共同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12]192“相互猜疑，在中国由来已久。”[12]192“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二是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12]195让人忧虑的是，放眼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多少有些冷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不是很高，中国人的内斗文化仍需改变。这样的现实必然会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经济社会的整体实力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企业要想成长为伟大的企业，中国经济要想由大变强，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改变这样的企业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应成为中国崇高思想文化培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大业的一个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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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