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舒芜其人，是小学时从《人民日报》看到他的一篇《文化城刍议》，文中提议要将他的故乡桐城打造成一座“文化旅游城”。尽管有一些字还不认识，但由此知道“舒芜”是我们桐城人，而且是一位著名作家。
　　及至上中学时，读到一本乡土书籍《桐城古今》，序言就是舒芜写的《“同坐席”与“各论道”》。当时看得也是似懂非懂，只觉得这篇序言与全书的基调氛围似乎有些“不搭噶”（桐城方言，不协调）。这本书以弘扬家乡文化为主旨，对桐城的古今名人尤其是“桐城派”诸家，自然不乏褒扬景仰之意。这一点舒芜很明白，“总的态度是记录清言佳话，拣好的说，这是看得出的。这当然也不错……”但接着他就笔锋一转，谈到一位桐城狂士陈澹然曾屡次大骂“桐城派”：“桐城文，寡妇之文也。寡妇目不敢斜视，耳不敢乱听，规行矩步，动辄恐人议其后。君等少年宜从《左》、《策》讨消息，千万勿再走此路也。”
　　舒芜认为，桐城人自己给取的“寡妇之文”这个名字，比起后来五四时“桐城谬种”之称，也不见得更客气。他“忽发奇想”：现在把方苞、姚鼐、陈澹然请到一起来了，他们若是有灵，那可就热闹了……当时就觉得这老头有些怪怪的，又觉得他非常有趣，对他就更加留意起来。后来读书多了些，知道舒芜虽身为桐城人，但对“桐城派”一向不以为然，而且一直采取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
　　“话到桐城必数方”，舒芜本名方管，曾有很多学者以为他是“桐城派”鼻祖方苞后人。为此舒芜特意撰文《我非方苞之后》作申明，文中他强调桐城的“桂林方”与“鲁谼方”系“同姓不同宗”，并详细列举了两宗所出的一系列名人，如方以智、方苞、方东美等是“桂林方”，而他属于方东树、方宗诚这边的“鲁谼方”。最后说道：“即使真是方苞之后，也没有什么光荣，未必我就禀有文章义法的遗传性。”
　　说到“遗传性”，舒芜虽然并非方苞之后，但他也是出身“桐城派”世家：他的曾叔祖方东树为“姚门四大弟子”之一，以维护“桐城派”尊崇的宋学义理著称，也是“桐城派”诗歌理论家;曾祖方宗诚是方东树的族弟兼学生，同样以理学闻名;外祖父马其昶是“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作家，著有《桐城耆旧传》……在这样的文化世家长大，舒芜受“桐城派”的熏陶自然不可避免，他幼年上过几年私塾，十二三岁时就同家族兄弟有“老气横秋”的诗词唱和。
　　从舒芜的自述不难看出，他“身为桐城子弟，却对桐城派缺少一种温和的敬意”。究其原因，除舒芜天生有一种“叛逆性”以外，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家庭环境的相对开明有关。其祖父年轻时曾是维新党，对新派学术并不排斥;父亲方孝岳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大预科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均有交往;其姑母方令孺和堂兄方玮德更是“新月派”著名诗人（方令孺1949年后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因此舒芜较早接触到新文学作品和新式教育。在数年家塾之后，舒芜便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日益加深，由此形成其基本的文化观、文学观，即所谓“二反二尊”：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二周”（鲁迅、周作人）。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痛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钱玄同等人摇旗呐喊在前，周作人殿后，对“桐城派”的负面因素发掘最深。周作人认为，“桐城派”是属于载道派的“遵命文学”，是以散文做八股文。舒芜对周作人等对“桐城派”的批判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些批判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它（桐城派）的压迫，实实在在感受到它的反噬”，在今天的我们“应该比前人更加痛感‘桐城派’的‘道统’和‘文统’的反民主反科学的性质”。他甚至宣称，当时新文化运动者说的“桐城谬种”，已经是很克制的说法。
　　言辞如此激烈，舒芜摆开架势，公开以“桐城派的不肖子孙”自居。对于桐城人以“桐城派”为傲，舒芜也有严厉的批评：“桐城人一向的缺点是陋，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希望尽我的微力，把桐城人的眼界扩大一点。”
　　舒芜所谓要“把桐城人的眼界扩大一点”，自有其苦心所在，乃是要家乡人明白“桐城派”不等于“桐城文化”，要注意“桐城文化”的多元性。他曾著有一文《桐城派与桐城文化》，罗列了一大批“桐城派”之外的桐城文化名家，如“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美学家朱光潜，哲学家方东美，诗人、散文家方令孺，文学史家、杂文家丁易等。在出席首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时，舒芜对“桐城派”不置一词，而是大声呼吁应该召开关于方以智和朱光潜的全国规模学术会议。
　　由此可见，舒芜虽然曾极力应和新文化运动干将要打倒“桐城派”，但他对“桐城文化”并没有妄自菲薄，对家乡一直怀有深厚感情，对家乡后辈也多有提携。笔者中学时曾参与主办文学社（依稀记得那时桐城中学有“后乐亭”、天城中学有“百合花”、大关中学有“风华”等文学社）。那时文学社的同学争相以给家乡文化名人写信为时髦，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振兴桐城派”。舒芜为此特意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以《舒芜致桐城中学生》之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信中他谆谆告诫家乡学子：“身为桐城人，乡邦文物，耳濡目染，学习环境好，是幸事;但如果囿于乡曲之见，老是念念不忘‘天下文章在桐城’，则又是不幸的事了。”他明确反对桐城学生“发誓要当‘桐城派’的后继人”，并举例说，孟子曾讥讽齐人只以管、晏为荣：“子诚为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舒芜担心家乡学子也会被人这样嘲笑：“子诚为桐城人也，知‘桐城派’而已矣！”
　　这样看来，舒芜不为乡贤尊者讳，对“桐城派”的“叛逆”多少带有启蒙意义。在他的内心深处，“桐城派不肖子孙”这样的称号，于他而言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责任，甚至多少引以为傲。但是后来他的另一种“叛逆”，即在“胡风事件”中充当的悲剧性角色，却让他后半生都一直深陷巨大的痛苦与尴尬中。毕竟，“文坛犹大”这样的骂名，对任何一个中国文人来说，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胡风事件”所株连人数之广、所造成后果之严重，让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告密者”舒芜;舒芜年轻时的诸多同道好友、师长等，也至死都对舒芜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个重大的史实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舒芜“上交”胡风信件、告发胡风一年前，胡风对舒芜早已有告发行为：在胡风“上呈”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就有“关于舒芜问题”的专节;其所射“暗箭”，和后来舒芜揭发他时如出一辙：利用私人通信和私人谈话为材料，揭发舒芜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表现。学生告发老师被称为“犹大”，那么老师告发学生又该被称作什么呢？
　　只是，令胡风大失所望的是，舒芜暂时还不具备“标本”意义，而胡风及其“小集团”才是当时的”主攻方向”。
　　舒芜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在紧随其后的政治运动中同样未能幸免：“反右”时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文革”中妻子被红卫兵殴打惨死……这不禁也让人联想：这些和对胡风的揭发，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吗？在时代的漩涡里，胡风和舒芜都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告密者，也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笔者不禁想起小时听过的一则故事：“桐城派”的奠基者、清朝第一大文字狱“南山案”主犯戴名世，在临刑前慨叹：木匠造枷枷木匠，翰林监斩斩翰林。正所谓“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世事的无常、人性的悲凉令人不胜唏嘘。
　　及至晚年，舒芜仍然才华横溢，在周作人研究、女權主义乃至红学方面都建树颇丰，不断著书立说惹人喝彩，却又不时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在十一年前的秋天，舒芜以八十七岁高龄辞世之际，仍然有人说他“寿则多辱”，是是非非似乎难以盖棺论定。
　　毫无疑问，舒芜是一个“叛逆者”。两种叛逆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也给时代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黑色问号。但不论怎样，舒芜还是回来了：晚年时在精神上“回归五四”，去世后灵魂回归故里，长眠于鲁谼山下水草丰茂之地。这位桐城人终究还是回到了“桐城派”的土壤，不再关心世间的白云苍狗，唯有清风明月常相伴，正应了其祖父方守敦的一句诗：“片石立云芳草满，清樽留月古城边。”离其墓十余里处，有戴名世耕读的南山蔚然深秀，有方苞讲学的凤仪里弦歌不绝，有姚鼐手植的银杏树亭亭如盖……舒芜先生泉下有灵，是不是该和这些“桐城派”的先祖好好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