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失利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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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顾客在恢复营业的商场外排队等待检測体温

  托尔斯泰曾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对抗疫失利的国家也适用。对于“底子好”的发达国家来说,错误的决策和民众的生活态度,往往给新冠病毒创造了机会。而对于“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病毒打击的是医疗卫生这个“木桶短板”,一处漏水就处处掣肘、百般狼狈,更突显了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匮乏。
  事实证明,在传染性极强的病毒面前,经济发展和生命安全很难兼得,就像站在一根细细的钢丝线上,想保持平衡,比想象中难得多。

拉不开社交距离


  保持社交距离,是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优办法之一。这一措施在东亚国家似乎更加奏效,那里的民众珍惜生命远胜于珍惜“自由”。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有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心理;同时,政府也对“封城令”“禁足令”态度摇摆,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失血—这样一来,防疫的形势自然不容乐观。
  英国是最晚实施社会封锁的欧洲国家之一,3月23日才宣布“封城”,且同时给出了许多例外情形。4天后,首相约翰逊、卫生大臣汉考克,都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到了5月下旬,英国新增病例数依然居高不下。
  评论员皮尔斯·摩根认为,英国的防疫从始至终都是一团糟:疫情暴发后,英国动作迟缓,不以为意,在危机迫在眉睫之时,都没能加紧准备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更没有发展新冠病毒检测的能力。
  养老院也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尽管卫生大臣汉考克拒不承认这一点。疫情暴发后,英国许多被感染的老年患者,未经检测就被送回养老院,结果,英国1.1万个养老院成了传播病毒和孕育死亡的温床。
  英国的感染率有多严重?据《每日镜报》报道,曼彻斯特大学5月14日发布的一项研究说,可能有多达1900万英国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并已康复。而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3月23日所谓“封城”当天,伦敦地区一天就有21.3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法国人也为“名存实亡”的封锁令付出了代价,该国新冠疾病死亡率一度高达19%。封后重新开放的中小学中,已经发现近百例新冠确诊病例。据报道,法国解封后的第一周,共发现25个群体聚集感染点。法国卫生部长无奈地表示:“这都在意料之中。”
  法国人有多不在乎病毒?据《巴黎人报》在首都10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进行的一项统计,只有10%的居民戴了口罩。法国西部海滨城市当冈(Damgan)的市长日前宣布海滩再次关闭,因为市民的表现“太差了”,完全不遵守社交距离准则。
  一项3月末的线上调查显示,有 26%的法国人不希望接种新冠疫苗。巴黎运河边的商贩摆出1000个空椅子,每个椅子上都标了附近商贩的店名,抗议餐馆不开门。更糟糕的是,“黄马甲”已经蓄势待发,黄马甲负责人之一Christophe Chalen?on近日被警察拘留,因为他在解禁第一天就准备发起游行。
  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而言,情况更加复杂。他不像特朗普或约翰逊那样拥有一批死忠“粉丝”,也就难以享受绝对的信任。这对需要统治庞大官僚的领导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悲剧。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法国人一贯热爱抽象的知识统治,他们倾向于把政治中的一切都视为阴谋或耻辱—已经有不少法国批评家开始把法国抗疫的失利,与1940年向纳粹投降联系起来。
墨西哥政府承认,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远低于实际人数,并表示可能有8倍的差异。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根据调查结果判断,二者之间至少相差17倍。

  巴西则是总统反对封锁隔离的典型。作为拉丁美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巴西累计确诊数超过40万,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巴西的大城市人口密度极高,保持社交距离相当困难。里约热内卢甚至在街头安装了近500台监控设备,希望用警报提醒距离过近的人群。
  这些努力在总统的轻慢下,显得微不足道。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有“热带特朗普”之称,多次表示新冠疾病只是个“小流感”,反对巴西卫生当局和各地方州市政府实施封锁政策,还呼吁民众回归工作岗位,重启商业活动,亲自参加“反隔离”群众游行。
  近日,博索纳罗不仅在总统府外与支持者近距离接触,还与儿童高调合影。一份民调显示,2/3的巴西民众认为,有必要听从卫生专家的建议,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缺乏大规模检测


  大规模的检测,可以让卫生部门清楚识别受到感染的个人,并将他们与社区和人群隔离。在广受好评的“韩国模式”中,韩国每天可为2万民众提供测试,“得来速”检测法6小时内就能拿到结果。
  不封锁、不禁足、没有强制关闭消费场所和学校、没有限制公共交通的瑞典,则为抗疫实践提供了一个对照样板。虽然4月底开始,瑞典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已经降至1以下,但瑞典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北欧其他国家,主要是由于未能实行大规模检测。
  北欧人本来就有保持较远社交距离的习惯,隔代人也很少同住。疫情暴发初期,瑞典一度放弃了大规模检测,十几天后,政府承诺加大检测力度,但它的检测比例仍在欧洲处于低位。5月25日的数据显示,瑞典每百万人口中进行病毒检测的次数刚超过2万次,甚至少于土耳其、智利和秘鲁。
  未能“有的放矢”,让瑞典的“群体免疫”做法死伤惨重。瑞典每10万人口中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为22人,这一数字是丹麦的3.14倍,是挪威和芬兰的5.5倍。
  瑞典公共卫生局近日称,首都斯德哥尔摩1/3的居民可能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标志着“群体免疫”有望达成;如果第二波疫情来袭,该国可能会更具韧性。然而,英国《卫报》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到4月底,斯德哥尔摩仅有7.3%的人拥有抗体。瑞典公共卫生局解释称,这些数据仅反映4月初的疫情,而人体的免疫系统需要好几周才会发展出抗体。   和瑞典有能力而未尽力不同,墨西哥的病毒检测率极低,虽然卫生专家公开宣称不需要大量检测,实际上还是缺乏检测能力所致。5月25日的数据显示,墨西哥每百万人口中进行病毒检测的次数僅为1702次,只排在孟加拉国(1481次)的前面。邻国美国的数字是它的26倍,排在第十位。
  墨西哥政府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据三位熟悉政府准备工作的人士说,从一开始政府的假设就存在问题—早在2月,政府就利用中国武汉的模型来模拟墨西哥的潜在需求和应对措施,但这些计算很快就出错了,因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动员能力,与墨西哥完全不同。
  墨西哥政府承认,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远低于实际人数,并表示可能有8倍的差异。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根据调查结果判断,二者之间至少相差17倍。
  最近的“谷歌行动报告”追踪了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外漫游的频率,结果显示,墨西哥人的频率远高于欧洲人和美国人。墨西哥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将近60%的墨西哥人在“非正规经济”中,以街头厨师、艺术家、建筑工人等身份工作。他们只能出门“奔波”,不然就得饿肚子。

政府“无能为力”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遭遇,都和墨西哥有相近之处。这些国家和地区医疗条件有限,贫困人口基数大,且检测能力存疑,疫情严峻程度被低估,一旦病毒传播迅猛,政府也难有有效的办法。
  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营养不良的状况十分严峻,饥饿现象最为普遍。随着病毒威胁到生计和家庭经济,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世卫组织非洲办事处5月初曾预测,如果防控失败,疫情在第一年可能就会导致非洲4400万人感染、19万人死亡。
  好在,非洲国家的年轻人比重高,人均寿命远低于印度的68.3岁和俄罗斯的73岁,而众所周知,新冠疾病对年轻人不够致命,所以非洲目前新冠确诊患者的死亡率只有3%,总的确诊和死亡人数还比不上秘鲁一个国家。
疫情之下,卡塔尔的低薪外籍工人几近于乞讨,科威特的外籍工人自杀率激增,阿联酋的外籍工人称他们被困在回家的路上,而沙特已经驱逐了数千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工人。

  如今,南美洲的秘鲁、智利、厄瓜多尔,都处在病毒传播的陡峭曲线上。秘鲁警察别出心裁,不知道是不是受网络上非洲加纳抬棺舞的启发,也发明了一种抬棺舞,来提高市民的防疫警惕性。舞蹈中,首都利马的6名警察抬着棺材, 1人手持魂幡,一起高喊“让我们一起抗击流行病,让我们战胜它,让我们去卡哈马卡”。卡哈马卡是秘鲁西北部的城市,有一年一度的盛大狂欢节。
  然而,秘鲁警察没能正确防护病毒的侵袭,数千名警察因新冠疾病死亡;医院的氧气告急,一支氧气瓶的黑市价格高于1000美元。智利和厄瓜多尔的医疗系统的相关救治资源,也已经逼近极限。
  相比之下,全球确诊感染率最高的卡塔尔,早前检测的17万人中,阳性率高达22%,但确诊死亡数极少,显示出医疗资源的重要性。
  中东国家的感染人数攀升,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输入性病例。海湾国家在雇用外国工人的比例方面,排名世界第一。巴林、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等富裕的海湾油气国,因本国人不喜欢“脏活儿累活儿”,而接纳了来自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尼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工人。一份报告指出,海湾国家有1700万外籍工人,如果把这些工人的家庭计算在内,外籍劳工总数差不多有2300万。
  疫情之下,卡塔尔的低薪外籍工人几近于乞讨,科威特的外籍工人自杀率激增,阿联酋的外籍工人称他们被困在回家的路上,而沙特已经驱逐了数千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工人。
  在中美洲,墨西哥的邻国危地马拉,接收了至少119名确诊的被美国驱逐出境者,却没有收到美国的相应援助。危地马拉总统贾马太抱怨说:“我们理解美国想要驱逐难民,但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他们把所有的航班都污染了。”
  在东南欧,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也为“客工回国”打了一场外交战。起因是疫情严重的塞尔维亚关闭边境后,100多名在斯洛文尼亚工作的塞尔维亚人无法回国,有的只能住在车里。作为意大利的邻居,斯洛文尼亚清楚地知道病毒的可怕,不愿意施展什么“人道主义”;而塞尔维亚也十分了解自身医疗系统的不足,死活不肯松口让国民入境。
  外交官员隔空吵得热闹,两国的街道却变得非常安静,发出最大声音的常常是枝头的小鸟。
  总的来说,“平衡”是各个国家在抗疫过程中最常提到的关键词。只不过,拿捏“治病救人”和“复工复产”的尺度相当艰难,稍不注意就会失去平衡,从细细的钢丝线上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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