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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但在一些境外出版的书籍上，有毛泽东不同意八大政治报告之说，并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始于八大。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要召开八大的问题提上日程后，怎样筹备八大是中央领导层考虑的主要问题。八大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7人组成。
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召开八大的指示，即反右倾、反保守。随后，刘少奇决定找各部门的一些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八大报告的起草者之一邓力群回忆，最开始的谈话对象是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和城建总局局长万里。
刘少奇听汇报将近完成的时候，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毛泽东听薄一波讲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请薄一波也帮助他组织这样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一连听了30多个单位的汇报。在听林业部、国家气象局、财政部等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时，刘少奇也一块去听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工作是很协调的。
1956年初，刘少奇指定陳伯达为他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同时找了邓力群等人帮助陈伯达收集意见、材料。但陈伯达的初稿出来后，刘少奇不满意，把稿子送给胡乔木看，问他有什么意见。胡乔木说，陈伯达的报告不像政治报告，倒像学术报告。刘少奇认为胡乔木的评价是正确的，便说：那好，他写得不行，你来写一个。于是，起草的事情转而让胡乔木负责。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刘少奇一直在思考。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刘少奇决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所以邓力群说：“那些谣言讲，八大和毛主席想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什么对着干的，那毫无依据，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7月，胡乔木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了。不久，毛泽东亲自找有关同志谈了一次对稿子的意见。隔了几天，刘少奇又找起草组同志开会。会上薄一波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两个都反。起草组听取了该意见，最后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这一次报告里面加了反急躁冒进，毛泽东当时没说话，没表示反对。
到了1957年，周恩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毛泽东才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直到1957年，毛泽东才把他的意见说了出来，他不赞成反冒进。次年召开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把1956年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批评了一下，当时没点刘少奇的名字，被批评得最尖锐的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陈云。
为什么南宁会议前，毛泽东反对反冒进，没有提出来，却在会上专门就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呢？对于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如何理解？
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要管总的和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以各方面都要考虑到。虽然左、右两种倾向都要反，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反什么，重点反什么，应该是不同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倾向来决定。这样解释，对毛泽东的反复，恐怕是能够想得通的。
总之，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最初稿。其后，共计修改达80余稿，而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作为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同毛泽东密切配合，协同工作。报告起草的每一稿几乎都送毛泽东审定。两人在这期间信函来往十分频繁，很多问题都经过共同商量才最后确定下来。
直到1956年9月14日，即政治报告在大会宣讲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部分的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应当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八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但这主要是具体工作层面上的分歧，在主导思想和主要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刘少奇是尊重和服从毛泽东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大筹备过程中，曾设想过党的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刘少奇担任副主席。也是刘少奇提议多设立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七届七中全会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对这个改动作了说明：“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
据美国记者斯诺讲，1970年，在北京毛泽东的家里，他与毛泽东深谈了5个小时。毛泽东告诉斯诺，他与刘少奇最后的破裂是在1965年1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刘少奇拒绝在党的机构里进行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分子的运动，另一个是他继续追求恢复中苏友好的努力。”（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但在一些境外出版的书籍上，有毛泽东不同意八大政治报告之说，并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始于八大。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要召开八大的问题提上日程后，怎样筹备八大是中央领导层考虑的主要问题。八大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7人组成。
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召开八大的指示，即反右倾、反保守。随后，刘少奇决定找各部门的一些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八大报告的起草者之一邓力群回忆，最开始的谈话对象是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和城建总局局长万里。
刘少奇听汇报将近完成的时候，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毛泽东听薄一波讲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请薄一波也帮助他组织这样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一连听了30多个单位的汇报。在听林业部、国家气象局、财政部等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时，刘少奇也一块去听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工作是很协调的。
1956年初，刘少奇指定陳伯达为他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同时找了邓力群等人帮助陈伯达收集意见、材料。但陈伯达的初稿出来后，刘少奇不满意，把稿子送给胡乔木看，问他有什么意见。胡乔木说，陈伯达的报告不像政治报告，倒像学术报告。刘少奇认为胡乔木的评价是正确的，便说：那好，他写得不行，你来写一个。于是，起草的事情转而让胡乔木负责。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刘少奇一直在思考。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刘少奇决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所以邓力群说：“那些谣言讲，八大和毛主席想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什么对着干的，那毫无依据，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7月，胡乔木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了。不久，毛泽东亲自找有关同志谈了一次对稿子的意见。隔了几天，刘少奇又找起草组同志开会。会上薄一波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两个都反。起草组听取了该意见，最后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这一次报告里面加了反急躁冒进，毛泽东当时没说话，没表示反对。
到了1957年，周恩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毛泽东才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直到1957年，毛泽东才把他的意见说了出来，他不赞成反冒进。次年召开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把1956年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批评了一下，当时没点刘少奇的名字，被批评得最尖锐的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陈云。
为什么南宁会议前，毛泽东反对反冒进，没有提出来，却在会上专门就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呢？对于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如何理解？
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要管总的和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以各方面都要考虑到。虽然左、右两种倾向都要反，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反什么，重点反什么，应该是不同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倾向来决定。这样解释，对毛泽东的反复，恐怕是能够想得通的。
总之，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最初稿。其后，共计修改达80余稿，而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作为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同毛泽东密切配合，协同工作。报告起草的每一稿几乎都送毛泽东审定。两人在这期间信函来往十分频繁，很多问题都经过共同商量才最后确定下来。
直到1956年9月14日，即政治报告在大会宣讲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部分的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应当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八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但这主要是具体工作层面上的分歧，在主导思想和主要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刘少奇是尊重和服从毛泽东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大筹备过程中，曾设想过党的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刘少奇担任副主席。也是刘少奇提议多设立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七届七中全会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对这个改动作了说明：“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
据美国记者斯诺讲，1970年，在北京毛泽东的家里，他与毛泽东深谈了5个小时。毛泽东告诉斯诺，他与刘少奇最后的破裂是在1965年1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刘少奇拒绝在党的机构里进行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分子的运动，另一个是他继续追求恢复中苏友好的努力。”（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