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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仕礼（口述）
这个冬天，两个字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劳工。11月，在伦敦唐宁街，中国劳工纪念队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国殇日活动上，不久后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了一战华工纪录片，这是“迟到百年的认可”；12月，88岁的二战劳工闫玉成走进日本参议院，唱起《劳工歌》，向日本索赔，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是“悬而未决的诘问”。
1939年，日本在中国的战事进入相持阶段，其国内物资、人力匮乏，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向日本政府“请愿”：“唯有从支那本土引入劳动者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42年11月，日本内阁通过《关于向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第二年又做出《关于促进内地移入华工的决议》，“尤其应努力优先选拔30岁以下的独身男子”。
在日本“以战养战”策略下，1943年至1945年，近4万中国劳工被掳至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刘仕礼正是其中之一。在河北唐山的小村庄里，92岁的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那段非人的苦役生活和漫长的诉讼之路，依然难以平静。
“日本小孩管咱叫亡国奴”
73，这是我的劳工号，我的前面是孙绍志，后面是赵洪涛。不过名字什么的无所谓了，反正在日本，数字就是名字。
我是在1944年农历八月初一那天被日本兵抓去的。当时，我和孙绍志是唐山的八路军，在外出回部队的路上遇上了日军“扫荡”，被抓后关在离家60里地的一个小庙里。
日军审问人是有策略的，先让你把手掌摊开，看看茧的大小——农民干活，茧比较大，当兵的就小很多。在“没茧”的这群人里，我们是小兵，用处不大，恐吓一下也就过去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干部就会挨打，被逼着说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和藏粮食的地点。
被审问了一通后，我们被带到了天津塘沽。那是一个名叫“冷冻公司”的集中营，四周架着高高的铁网和电网，日本人跟我们说：“不准出去！不准说话！不准乱动！”300多人被关在个大屋子里，白天穿单衣，晚上必须脱光了睡。屋子里有个大汽油桶，是专门用来解手的，解手前必须喊报告，擅自行动就得挨打，被镐柄打。劳工里还被安排了“奸细”，专打小报告。有个劳工组織大家逃跑，还没跑呢，就被告发，被狠狠打了一顿。
在“冷冻公司”关了十几天，我们被押上了货船。上船前，我们都有了新名字——一堆数字。货船运的是煤，我们就睡在煤堆上。解手得到甲板上，护栏的外面绑着一块木板，人得跨过护栏，在木板上方便，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次，一名劳工抓着护栏解大手，突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被捞上来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船在海上走了10天，我们到了日本大阪。日本人让我们脱衣、洗澡、消毒，之后就押着我们坐火车到了北海道。
我们干活的地方叫美呗炭山，是个煤矿。白天是12个小时的工作，一般就是在煤窑里挖煤、运煤。干活时，矿灯里的蓄电池硫酸渗漏，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皮肤也被烧伤。一开始，我负责推矿车，过一段时间去打石头，后来又去开绞车。日本人也不教你怎么干活，看你做错了就拿棍子打，打到做对了为止。
在矿场，日本人喊我们劳工号，我们喊他们“太君”，必须毕恭毕敬。有回我们在干活，旁边路过一个日本小孩，他嘲笑般地对我们喊着。我们听不懂，只能呆呆地看着。跟我一起干活的山海关人懂些日语，他说：“仕礼，你知道那小孩喊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他管咱们叫亡国奴。”
“他们打不动了，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你问我那时怕吗？愤怒吗？想反抗吗？
没用的。在那里，只有什么都不想，才能生存下去，不然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内心的恐惧折磨死。我们小队的队长和我说：“这外面是山、海和日本人，就算逃出去也是死。活着，总能等到回家的一天。”
有人不想等，跑了，全被抓了回来。睡在我对面的小伙子半夜逃跑，没过多久就被抓了回来。日本人拿棍子打他，不停地打，后来打得累了，就叫伙夫打。矿里的伙夫也都是中国过去的劳工，中国人打中国人，打不下去啊！可伙夫不打或者打轻了，日本人就打伙夫。小伙子被打到天亮，没过几天就死了。一年里，我记得名字的劳工就死了30多人，有打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
矿场里还有朝鲜劳工、美国劳工，其中朝鲜劳工是有工资的，因为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没有工资，吃的也差。日本人把橡子面、土豆、倭瓜掺在一起混合成粉，蒸好后一人一块，一天三次，这就是伙食。所以每个人都是皮包骨，一脱衣服，肋骨根根分明。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就是逼自己什么都不想。
1945年8月15日，我们正在干活，突然有人喊道：“日本投降了！”所有人都惊住了，然后大哭、大喊、大笑，活过来了：终于等到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当时，经常会有美国飞机来接美国劳工，我们都很羡慕。好在，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给我们穿新衣、吃大米，有酒有肉，原来在厨房和烧水房干活的中国人也都换成了日本人，有的日本人还管我们叫“太君”。
最后来接我们的还是美国的轮船。那年11月，我回到了家。家里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母亲也疯了。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痛，全哭着发泄了出来。
“我们要的，是他们承认罪行”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联合律师团的帮助下，我们一批二战劳工开始向日本政府、公司提起诉讼，一开始只有四十几个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00多人。我们进了日本参议院，要求三菱公司、日本政府承认罪行、赔偿道歉。然而，20多年了，诉讼始终没有取胜。日本法庭说，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期，而且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放弃对日索赔，以后不再受理了。
三菱公司的人曾来找我们要求和解，提出给10万元“补偿金”，但这笔钱的名义是“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同时他们表示“自己是受日本政府之命使用劳工”，只是“奉命行事”。这种说法我们不能接受，在参加诉讼的这些人里面，只要少数几人同意和解。我们要的，是他们承认罪行！
11年前，我们一群劳工到日本参议院抗议、诉讼，到了晚上，律师康健拿出一位名叫牟汉章的老先生写的歌——《劳工歌》。牟汉章之前是一名会计，1944年被抓到福冈。在矿场里，他为了鼓励同胞，写下了这首歌，在福冈工地里，每当人们感到绝望，就会唱它。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无辜人，一根绳索被掳到了日本。我们都是难兄弟，受尽了屈辱和奴役。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日夜挣扎与死亡作伴侣……只要我们团结紧，一定能回国与亲人团聚。如果谁再把咱欺，定要和他拼到底！
看到这首歌词时，在场的其他劳工都红了眼眶。我们当时真的被欺负得太惨了！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一定要给自己讨回公道！去年，牟汉章也去世了。
如今我们诉讼团里还能说的，还能飞去打官司的，大概也就我一个人了。我每天坚持锻炼，每天下蹲，还去打球、骑车，就是要诉讼到底，拼到底。
最近，我经常回忆起一个画面，就是1945年我们回国，船开进塘沽港的那一天，激动、心酸，五味杂陈——港口海面上，零星漂着几艘船，还全是外国的。前不久，我看到电视里说以后中国的军舰要像下饺子一样出现在海上，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内心、身体都充满了力量。
国家强大，多好啊。
这个冬天，两个字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劳工。11月，在伦敦唐宁街，中国劳工纪念队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国殇日活动上，不久后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了一战华工纪录片，这是“迟到百年的认可”；12月，88岁的二战劳工闫玉成走进日本参议院，唱起《劳工歌》，向日本索赔，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是“悬而未决的诘问”。
1939年，日本在中国的战事进入相持阶段，其国内物资、人力匮乏，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向日本政府“请愿”：“唯有从支那本土引入劳动者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42年11月，日本内阁通过《关于向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第二年又做出《关于促进内地移入华工的决议》，“尤其应努力优先选拔30岁以下的独身男子”。
在日本“以战养战”策略下，1943年至1945年，近4万中国劳工被掳至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刘仕礼正是其中之一。在河北唐山的小村庄里，92岁的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那段非人的苦役生活和漫长的诉讼之路，依然难以平静。
“日本小孩管咱叫亡国奴”
73，这是我的劳工号，我的前面是孙绍志，后面是赵洪涛。不过名字什么的无所谓了，反正在日本，数字就是名字。
我是在1944年农历八月初一那天被日本兵抓去的。当时，我和孙绍志是唐山的八路军，在外出回部队的路上遇上了日军“扫荡”，被抓后关在离家60里地的一个小庙里。
日军审问人是有策略的，先让你把手掌摊开，看看茧的大小——农民干活，茧比较大，当兵的就小很多。在“没茧”的这群人里，我们是小兵，用处不大，恐吓一下也就过去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干部就会挨打，被逼着说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和藏粮食的地点。
被审问了一通后，我们被带到了天津塘沽。那是一个名叫“冷冻公司”的集中营，四周架着高高的铁网和电网，日本人跟我们说：“不准出去！不准说话！不准乱动！”300多人被关在个大屋子里，白天穿单衣，晚上必须脱光了睡。屋子里有个大汽油桶，是专门用来解手的，解手前必须喊报告，擅自行动就得挨打，被镐柄打。劳工里还被安排了“奸细”，专打小报告。有个劳工组織大家逃跑，还没跑呢，就被告发，被狠狠打了一顿。
在“冷冻公司”关了十几天，我们被押上了货船。上船前，我们都有了新名字——一堆数字。货船运的是煤，我们就睡在煤堆上。解手得到甲板上，护栏的外面绑着一块木板，人得跨过护栏，在木板上方便，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次，一名劳工抓着护栏解大手，突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被捞上来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船在海上走了10天，我们到了日本大阪。日本人让我们脱衣、洗澡、消毒，之后就押着我们坐火车到了北海道。
我们干活的地方叫美呗炭山，是个煤矿。白天是12个小时的工作，一般就是在煤窑里挖煤、运煤。干活时，矿灯里的蓄电池硫酸渗漏，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皮肤也被烧伤。一开始，我负责推矿车，过一段时间去打石头，后来又去开绞车。日本人也不教你怎么干活，看你做错了就拿棍子打，打到做对了为止。
在矿场，日本人喊我们劳工号，我们喊他们“太君”，必须毕恭毕敬。有回我们在干活，旁边路过一个日本小孩，他嘲笑般地对我们喊着。我们听不懂，只能呆呆地看着。跟我一起干活的山海关人懂些日语，他说：“仕礼，你知道那小孩喊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他管咱们叫亡国奴。”
“他们打不动了，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你问我那时怕吗？愤怒吗？想反抗吗？
没用的。在那里，只有什么都不想，才能生存下去，不然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内心的恐惧折磨死。我们小队的队长和我说：“这外面是山、海和日本人，就算逃出去也是死。活着，总能等到回家的一天。”
有人不想等，跑了，全被抓了回来。睡在我对面的小伙子半夜逃跑，没过多久就被抓了回来。日本人拿棍子打他，不停地打，后来打得累了，就叫伙夫打。矿里的伙夫也都是中国过去的劳工，中国人打中国人，打不下去啊！可伙夫不打或者打轻了，日本人就打伙夫。小伙子被打到天亮，没过几天就死了。一年里，我记得名字的劳工就死了30多人，有打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
矿场里还有朝鲜劳工、美国劳工，其中朝鲜劳工是有工资的，因为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没有工资，吃的也差。日本人把橡子面、土豆、倭瓜掺在一起混合成粉，蒸好后一人一块，一天三次，这就是伙食。所以每个人都是皮包骨，一脱衣服，肋骨根根分明。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们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就是逼自己什么都不想。
1945年8月15日，我们正在干活，突然有人喊道：“日本投降了！”所有人都惊住了，然后大哭、大喊、大笑，活过来了：终于等到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当时，经常会有美国飞机来接美国劳工，我们都很羡慕。好在，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给我们穿新衣、吃大米，有酒有肉，原来在厨房和烧水房干活的中国人也都换成了日本人，有的日本人还管我们叫“太君”。
最后来接我们的还是美国的轮船。那年11月，我回到了家。家里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母亲也疯了。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痛，全哭着发泄了出来。
“我们要的，是他们承认罪行”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联合律师团的帮助下，我们一批二战劳工开始向日本政府、公司提起诉讼，一开始只有四十几个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00多人。我们进了日本参议院，要求三菱公司、日本政府承认罪行、赔偿道歉。然而，20多年了，诉讼始终没有取胜。日本法庭说，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期，而且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放弃对日索赔，以后不再受理了。
三菱公司的人曾来找我们要求和解，提出给10万元“补偿金”，但这笔钱的名义是“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同时他们表示“自己是受日本政府之命使用劳工”，只是“奉命行事”。这种说法我们不能接受，在参加诉讼的这些人里面，只要少数几人同意和解。我们要的，是他们承认罪行！
11年前，我们一群劳工到日本参议院抗议、诉讼，到了晚上，律师康健拿出一位名叫牟汉章的老先生写的歌——《劳工歌》。牟汉章之前是一名会计，1944年被抓到福冈。在矿场里，他为了鼓励同胞，写下了这首歌，在福冈工地里，每当人们感到绝望，就会唱它。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无辜人，一根绳索被掳到了日本。我们都是难兄弟，受尽了屈辱和奴役。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日夜挣扎与死亡作伴侣……只要我们团结紧，一定能回国与亲人团聚。如果谁再把咱欺，定要和他拼到底！
看到这首歌词时，在场的其他劳工都红了眼眶。我们当时真的被欺负得太惨了！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一定要给自己讨回公道！去年，牟汉章也去世了。
如今我们诉讼团里还能说的，还能飞去打官司的，大概也就我一个人了。我每天坚持锻炼，每天下蹲，还去打球、骑车，就是要诉讼到底，拼到底。
最近，我经常回忆起一个画面，就是1945年我们回国，船开进塘沽港的那一天，激动、心酸，五味杂陈——港口海面上，零星漂着几艘船，还全是外国的。前不久，我看到电视里说以后中国的军舰要像下饺子一样出现在海上，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内心、身体都充满了力量。
国家强大，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