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维族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
　　
　　“我们这批人思想特别解放，我记得孙景波、陈丹青他们一边画画，一边聊天，聊的内容我都吃惊。”
　　“他们都不抽烟，就我抽，孙景波让我戒烟，我说，就这么点抽烟的自由你们也要干预。结果他们就大为惊讶：哎，克里木这小子竟然也懂得‘自由’！”
　　研究生毕业的创作，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克里木的《麦喜来甫》最为出众，“打破了那种‘红光亮’的创作模式。”
　　克里木现在是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院长，事实上，从1981年回到新疆担任新疆画院副院长起，他就一直没脱离管理工作，但这并没影响他的创作。“我画画的时候，他们要是来汇报工作，我就不停笔，让他们说，反正上来废话也多，等到他们说到有用的，我就注意一下，不耽误。”
　　1992年，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组织部要求推荐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的业务好，所以取得了这个政治待遇。”他连续5年提出建新疆美术馆，不过愿望至今尚未实现，“团里就我们几个专家，还有大学的教授爱放炮，头两年我还提教育投入、文化投入，后来也不说了。”
　　他到北京从来不戴帽子，不穿民族服装，“有人要穿是他们的事情，我在民大读书时就是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他主持评先进，把民族比例问题放到一边，“维族人画得好，全评维族人，汉族人画得好，全评汉族人。”从新疆画院，到艺术学院，始终如此。他坦言，不喜欢“照顾”，“照顾的应该是妇女儿童老人，應该是残疾人，这个观点我到处讲，特别是在我们维族人的饭桌上，”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愿意‘照顾’，是他们的事情，你努力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只要你的专业水平比他强，就会得到尊重。”
　　
　　我相信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7月7日，新疆师范大学校长阿扎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