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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汉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并称世界四大帝国。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打开了西边的大门，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异域世界。就美术而言，汉代美术从域外吸收养分，拿来我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美术一扫先秦美术的多重地域性差异，呈现出一种强势的、海纳百川的精神，为后世美术之发展定下了基调。汉代虽然距今已经两千余年，但汉人“事死如生”的厚葬制度，使得我们在今日仍然可以在大量的汉墓遗物中一睹汉代美术的真容，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绝佳素材。相比汉墓壁画，以汉画像石、画像砖为代表的汉画像是一个存世数更大、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深邃的汉代艺术形式。巫鸿指出：“中国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词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黄泉下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这些墓葬美术成为揭示汉代文化、宗教以及观念上诸多悬疑的钥匙。
汉代是汉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代。先秦典籍有“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之说，这里“诸夏”和“夷狄”代表了先人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华夏族从黄河流域滥觞，经过数千年之疆域拓展、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术间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与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丝绸之路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孙机在论及域外相关的图案纹饰时说：“很难想象，一种古代纹饰会脱离开所装饰的器物，天马行空式地在各大洲之间迁徙。”（《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同样，脱离了胡人在汉地的生活、繁衍，在丝路上的穿梭往来，很难想象，是否存在一个纯粹而孤立的汉代艺术，在独立的汉民族中流传；脱离了这些异域人的艰辛弘法，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携带来的外来文化因子是构成汉文化兼容并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二
根据汉代史书的记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胡人的身份并不相同。
有时，他们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外族—匈奴，时时南下掠夺财富和人口，是汉朝边境上不稳定的因素，是汉帝国所面临的最大劲敌。这种带有浓郁政治寓意的题材构成了著名的“胡汉战争图”。从研究的难度和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这一题材不啻为汉画像胡人图像之冠。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墓门横额上的胡汉战争图是经典案例（图一）。战斗在一座桥上展开，桥立柱的右侧，大队汉步兵、汉骑、汉马车浩浩荡荡驶来。占据整个画面三分之二的位置，桥上汉军步兵多达二十六人。立柱右侧，汉步兵最前方的一人正在一手按住跪地胡人的尖帽，一手用环首刀割下胡人的首级，另一名汉步兵左手执刀，右手执盾正在拼杀。而这一侧的五名胡人，一名已经倒地身亡，一名正在被割下首级，其余三名双手抱住面颊，做惊恐状，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地上还散落着四个首级。此石采用减地凸面加线刻的手法，刻画细致入微。然而在立柱的左侧，情形完全不同。汉军尚未到位，这一空间布满了胡兵，除紧靠立柱内侧的一人身首异处外，其余胡兵分作步弓手、骑弓手和骑刀盾兵三个兵种，分别为六人、三人、三人，正向右侧袭来。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气势撼人。这些凝固在石上的胡汉交战场面，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汉人与胡人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惨烈。战斗往往以汉人的胜利告终，很多胡人或身首异处，或跪地求饶，或逃匿山林，向胡王哭诉战况。其精彩程度堪比幕幕史诗，成为汉代画像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有时，他们作为远道而来的使臣，向皇帝进献独特的物产，或者成为“质子”，为完成本国的政治使命而奔波；有时，他们抛家弃子，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携带大量商品游走于丝路沙海，成为充当中西方贸易桥梁的“贾胡”（图二）；有时，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中华大地上四处游历，建造寺庙，“设像行道”，成为早期的佛教传播者。他们的不同际遇，为我们呈现出汉代胡人多样化的面貌，也成为汉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成为汉王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在这些镌刻在石上或砖上的图像中，胡人呈现的面貌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直观而形象。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流寓汉地的胡人的另一种宿命。他们中的一批人成为俘虏，或聚族内附，或成为为汉朝官吏服务的奴仆。有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骑”与“越骑”并称，成为“七校”之一，成为守卫帝国秩序和安全的一支力量。有些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多种。有些胡人则牵着骆驼，骑着大象，从远方而来。这些内容在汉画像中都有反映。
胡人还与汉代特定的风俗有关。一些胡人成为求子风俗、镇水风俗的偶像，一些胡人石像则被赋予了一些原始道教的用途。这些都成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有力支撑，成为现代人了解汉代风俗、解读汉代信仰的钥匙。
两汉时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汉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并称世界四大帝国。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打开了西边的大门，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异域世界。就美术而言，汉代美术从域外吸收养分，拿来我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美术一扫先秦美术的多重地域性差异，呈现出一种强势的、海纳百川的精神，为后世美术之发展定下了基调。汉代虽然距今已经两千余年，但汉人“事死如生”的厚葬制度，使得我们在今日仍然可以在大量的汉墓遗物中一睹汉代美术的真容，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绝佳素材。相比汉墓壁画，以汉画像石、画像砖为代表的汉画像是一个存世数更大、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深邃的汉代艺术形式。巫鸿指出：“中国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词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黄泉下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这些墓葬美术成为揭示汉代文化、宗教以及观念上诸多悬疑的钥匙。
汉代是汉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代。先秦典籍有“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之说，这里“诸夏”和“夷狄”代表了先人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华夏族从黄河流域滥觞，经过数千年之疆域拓展、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术间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与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丝绸之路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孙机在论及域外相关的图案纹饰时说：“很难想象，一种古代纹饰会脱离开所装饰的器物，天马行空式地在各大洲之间迁徙。”（《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同样，脱离了胡人在汉地的生活、繁衍，在丝路上的穿梭往来，很难想象，是否存在一个纯粹而孤立的汉代艺术，在独立的汉民族中流传；脱离了这些异域人的艰辛弘法，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携带来的外来文化因子是构成汉文化兼容并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二
根据汉代史书的记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胡人的身份并不相同。
有时，他们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外族—匈奴，时时南下掠夺财富和人口，是汉朝边境上不稳定的因素，是汉帝国所面临的最大劲敌。这种带有浓郁政治寓意的题材构成了著名的“胡汉战争图”。从研究的难度和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这一题材不啻为汉画像胡人图像之冠。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墓门横额上的胡汉战争图是经典案例（图一）。战斗在一座桥上展开，桥立柱的右侧，大队汉步兵、汉骑、汉马车浩浩荡荡驶来。占据整个画面三分之二的位置，桥上汉军步兵多达二十六人。立柱右侧，汉步兵最前方的一人正在一手按住跪地胡人的尖帽，一手用环首刀割下胡人的首级，另一名汉步兵左手执刀，右手执盾正在拼杀。而这一侧的五名胡人，一名已经倒地身亡，一名正在被割下首级，其余三名双手抱住面颊，做惊恐状，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地上还散落着四个首级。此石采用减地凸面加线刻的手法，刻画细致入微。然而在立柱的左侧，情形完全不同。汉军尚未到位，这一空间布满了胡兵，除紧靠立柱内侧的一人身首异处外，其余胡兵分作步弓手、骑弓手和骑刀盾兵三个兵种，分别为六人、三人、三人，正向右侧袭来。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气势撼人。这些凝固在石上的胡汉交战场面，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汉人与胡人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惨烈。战斗往往以汉人的胜利告终，很多胡人或身首异处，或跪地求饶，或逃匿山林，向胡王哭诉战况。其精彩程度堪比幕幕史诗，成为汉代画像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有时，他们作为远道而来的使臣，向皇帝进献独特的物产，或者成为“质子”，为完成本国的政治使命而奔波；有时，他们抛家弃子，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携带大量商品游走于丝路沙海，成为充当中西方贸易桥梁的“贾胡”（图二）；有时，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中华大地上四处游历，建造寺庙，“设像行道”，成为早期的佛教传播者。他们的不同际遇，为我们呈现出汉代胡人多样化的面貌，也成为汉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成为汉王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在这些镌刻在石上或砖上的图像中，胡人呈现的面貌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直观而形象。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流寓汉地的胡人的另一种宿命。他们中的一批人成为俘虏，或聚族内附，或成为为汉朝官吏服务的奴仆。有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骑”与“越骑”并称，成为“七校”之一，成为守卫帝国秩序和安全的一支力量。有些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多种。有些胡人则牵着骆驼，骑着大象，从远方而来。这些内容在汉画像中都有反映。
胡人还与汉代特定的风俗有关。一些胡人成为求子风俗、镇水风俗的偶像，一些胡人石像则被赋予了一些原始道教的用途。这些都成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有力支撑，成为现代人了解汉代风俗、解读汉代信仰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