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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苏珊·格拉斯佩尔的独幕剧《琐事》是一部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剧本中随处可见的性别歧视语言体现了以主人公米妮·福斯特为代表的美国女性在政治上无权的社会现象。分析该剧中人物的语言实例有助于读者了解语言使用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解析米妮·福斯特悲惨命运有助于读者了解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倍受歧视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苏珊·格拉斯佩尔 琐事 性别歧视语言 语言性别歧视
苏姗·格拉斯佩尔的独幕剧《琐事》（Trifles，1916）通过家庭这个小小的窗口揭示了当时美国普遍存在的广大妇女备受歧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①。剧作家格拉斯佩尔以不带个人情感偏向的冷静笔触，选取生活中俯拾皆是的性别歧视语言，通过性格各异、身份不同的剧中人物之口，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女性遭受歧视的事实。语言性别歧视现象常常表现为语言使用中对待女性的一种偏见和态度，而性别歧视语言则是女性政治上无权的体现。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性别歧视语言随处可见，其所反映的语言性别歧视现象屡见不鲜。在言语中，性别歧视语言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偏袒一性别，损害另一性别；诋毁一性别，抬高另一性别；无视一性别存在，着重凸显另一性别；刻意掩盖，极力粉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杨永林 204-205）。本文从分析《琐事》的性别歧视语言入手，揭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歧视女性的现象。
一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被看作是“屋子里的天使”。其实，即使是在屋子里，女性的活动空间也更多地局限于厨房。戏剧开始，亨德森先生一行人来到米妮家的厨房取暖并寻找证明米妮作案动机的线索。大致扫视一圈后，男人们觉得这里不可能找到重要线索并决定离开。当被问及是否有所发现时，彼得斯先生回答道：“没什么，都是些厨房杂物。”（1048）②言语之中流露出厨房之事无足轻重。男性为女性所规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料理家务、打理厨房，正如彼得斯先生所言，厨房的一切是不足挂齿的。“在等级分明的父权社会里，劳动的分工几乎总是伴随着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更有价值的贵贱划分，而这种等级是常常与生产成果的占有程度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是由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设定的”（孙绍先367）。在男性看来，家务劳动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小事。作为家庭主妇，她们的劳动成果只在家庭内部分享，因此女性的劳动远远不如男性的劳动体面、重要。这种歧视女性劳动的态度就是对女性自身存在的漠视。
同时，男性将打理厨房的责任完全归于女性，与男性毫不相干。正如亨德森先生所为，他把米妮家厨房乱糟糟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女主人，并极尽讥讽之能事，认为米妮是“不合格的家庭主妇，不善料理家务”（1049），“没有操持家务的天赋”（1049）。在他眼里，米妮一无是处。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另一方面又依据他们的标准全面要求女性，对女性的能力吹毛求疵。他们在评判女性职责和能力时使用双重标准，极力维护男性中心的社会地位。在男性制定的多种评判标准下，女性的社会价值从何体现，能力如何施展？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父权社会阻碍了女性将创造的可能性变为现实”（Abrams 88）③。因此，女性的劳动几乎不被社会认可。作为正义力量的象征，律师亨德森和警长彼得斯的言行本身就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但是，他们的言语中所传递的歧视女性的信息却反复出现于剧本之中。从这些台词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推断出这些代表着权势的男性的语言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袒护男性、损害女性。他们对女性所流露出的歧视态度正是父权社会中主体文化给予女性的贬损性的社会定型。
如果说由于米妮是弑夫一案的嫌疑人，男性对待她的歧视态度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对待舞台上作为普通农家妇女的黑尔太太和身为警长夫人的彼得斯太太的态度，应该完全能够撩开遮掩着的男性歧视女性的面纱，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剧本中男性对舞台上这两位女性所使用的语言中仍然充满了歧视。
剧本开头，亨德森先生一走进米妮家的厨房就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邀请两位女士到炉边烤火，“过来烤火吧，女士们”（1047）。他的话语是典型的男性優越、女性低劣的表现。在他眼里，女性存在于男性的视野中心之外而不被关注，她们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彼得斯太太帮米妮拿些衣物时，亨德森先生口头放弃对她所拿衣物进行检查，但是舞台说明却表明他还是禁不住动手翻动了一下其中的一些东西，并声称：“警长太太就是嫁给了法律”（1055）。一方面，他对彼得斯太太附属于警长的夫人身份表示敬重之意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将对女性的不信任之情付诸行动。同时，他还将女性按其丈夫的地位进行划分，并用语言对女性的身份重新定位。在他的语言中，女性并不是独立的社会个体，她们的身份要通过与之相关的男性来确定，女性只是男性身份的附属品。如同莱考夫（Lakoff 28）④所批评的，“在许多文化体系下女性的身份要通过其父亲、丈夫等男性的地位来确定”。亨德森先生的话显然是在通过诋毁女性而抬高身为男性的他自己的威望。
农夫黑尔对女性的评价更耐人寻味。他说：“女人们总喜欢为不值一提的琐事忧心忡忡”（1049）。字里行间都透着男性对女性的轻视。男人们将女性关在家里料理家务，却又耻笑她们只知道关心琐碎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琐事》中主要塑造了三位男性形象：律师亨德森、警长彼得斯及农夫黑尔。前两位是父权社会中掌握着充分话语权的代表，后者是附和男性主流观点的代言人。上文分析可看出，律师亨德森先生和警长彼得斯先生控制着整个调查取证的全过程。他们通过各自的语言制造出不容置疑的权威，突显男性的强势，左右着戏剧发展的节奏。在对待女性上，不论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米妮、普通农妇黑尔太太还是警长夫人彼得斯太太，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性别歧视性评判。他们肆意地指责女性的能力，习惯性地漠视女性的劳动，毫不掩饰地评论女性的身份。面对女性，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主体。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无疑代表着父权社会的主导取向。在质疑和歧视女性上，作为普通人的农夫黑尔先生毫不逊色于律师或警长。谈论不在场的米妮时，他认为“她看起来很奇怪”（1047），评价现场的两位女性即他自己的妻子和警长夫人时，他嘲讽女人们总是担心鸡毛蒜皮的琐事。虽然他没有像律师和警长一样对女性大肆评判，但是他表达不多的语言已经充分暴露出他极力维护现存的男性权威的习性。律师和警长是父权社会的上层的代表，农夫是父权社会的主体的代表，他们的社会地位各异，但是在对待女性上却有着共同点：即通过性别歧视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男性优越感，维护男性的权威地位，强化男性为女性规定好的不合理的社会范式。 二
西方文明的基石《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了万物，亚当为万物命名，男人由此垄断了语言。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受制于“女性接受语言学习的方式和日常语言使用中对待女性的方式”（Lakoff 4），女性难免被男性话语所包围，她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性别歧视现象。彼得斯太太即为这类女性代表之一。彼得斯太太身为警长夫人，她的身份深深地打上了其丈夫的烙印。其特殊的身份标记表明了她与其他普通女性的不同。她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维护父权社会的规范和制度，为稳固男性的优越地位而摇旗呐喊。从她的话语可以看出社会主体文化对社会成员产生的深远影响，几乎可以让人们模糊自己的身份。
剧本中，彼得斯太太一再替男人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当黑尔太太对男人们在米妮的厨房指手画脚表示不满时，彼得斯太太急忙为男人开脱说：“那是他们的责任”（1050）。在她看来男性的标准就是社会通则，他们对女性进行评判是无可厚非的。对于先将米妮关押在镇上，后到她家里搜寻定罪证据一事，彼得斯太太解释道：“法律就是法律”（1051）。她认为男人们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法律也是不得已才惩治犯罪，黑尔太太”（1054）。言下之意就是：法律对男性或女性都是公平的，男人们这么做并非是针对米妮一个人；法律也是人性化的，它在维护受害者的权益的同时也尽可能不使无辜者蒙冤。事实上，法律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在父权社会里，法律必然代表和维护男性的权力和利益。在《性政治》这本书中，“凯特·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孙绍先364）。当发现黑尔太太动手拆了米妮缝制的被子上针脚不匀称的地方时，彼得斯太太紧张地制止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乱动东西”（1052）。在彼得斯太太心里，男性是规则的制定者，女性应该严格遵从这些规则而不能擅自妄为。随着整个事实真相逐渐水落石出，尤其是在黑尔太太的影响之下，彼得斯太太也为米妮的悲惨遭遇一掬同情之泪。故事发展到最后，舞台帷幕即被将拉上之时，亨德森先生说她“嫁给了法律”（1055），此时，一直为男性辩护的彼得斯太太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了回答：“也不全是这样”（1055）。
彼得斯太太生活在上层社会，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生活中可能经常享受到警长夫人身份带来的“好处”，她的社会处境比普通女性好得多。正因如此，彼得斯太太的女性主体意识才比较模糊。从她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她眼里的男性总是高高在上，男权社会也秩序井然、充满平等。身为警长夫人，她极力用语言来维护丈夫所代表的男性的地位，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外，生活在父权社会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再被父权文化洗脑，她们的语言中也难免透出对男性的顺从。彼得斯太太只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她的行为充分地反映出父权观念对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它通过教育的方式对女性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女性内化父权观念，接受父权社会给予女性的社会定型，从而逐渐淡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并且乐于以客体的身份与男性合作。可喜的是，最终彼得斯太太开始有所觉悟，初步意识到了米妮悲惨命运的真正原因。她行动起来了，最终和黑尔太太一道将重要的犯罪证据带离了案发现场，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帮助米妮摆脱厄运。
父权文化社会中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范式影响着出自父权家庭的每一个人，男性、女性概莫能外。这种范式对男性和女性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正如萨莉（Sally McConnell-Ginet）所言，“语言交流的作用在于创造和维持性别定势和男性主体地位。我们的言语不仅反映出我们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而且还有助于创造这种地位”（转引自 Graddol
关键词：苏珊·格拉斯佩尔 琐事 性别歧视语言 语言性别歧视
苏姗·格拉斯佩尔的独幕剧《琐事》（Trifles，1916）通过家庭这个小小的窗口揭示了当时美国普遍存在的广大妇女备受歧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①。剧作家格拉斯佩尔以不带个人情感偏向的冷静笔触，选取生活中俯拾皆是的性别歧视语言，通过性格各异、身份不同的剧中人物之口，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女性遭受歧视的事实。语言性别歧视现象常常表现为语言使用中对待女性的一种偏见和态度，而性别歧视语言则是女性政治上无权的体现。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性别歧视语言随处可见，其所反映的语言性别歧视现象屡见不鲜。在言语中，性别歧视语言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偏袒一性别，损害另一性别；诋毁一性别，抬高另一性别；无视一性别存在，着重凸显另一性别；刻意掩盖，极力粉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杨永林 204-205）。本文从分析《琐事》的性别歧视语言入手，揭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歧视女性的现象。
一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被看作是“屋子里的天使”。其实，即使是在屋子里，女性的活动空间也更多地局限于厨房。戏剧开始，亨德森先生一行人来到米妮家的厨房取暖并寻找证明米妮作案动机的线索。大致扫视一圈后，男人们觉得这里不可能找到重要线索并决定离开。当被问及是否有所发现时，彼得斯先生回答道：“没什么，都是些厨房杂物。”（1048）②言语之中流露出厨房之事无足轻重。男性为女性所规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料理家务、打理厨房，正如彼得斯先生所言，厨房的一切是不足挂齿的。“在等级分明的父权社会里，劳动的分工几乎总是伴随着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更有价值的贵贱划分，而这种等级是常常与生产成果的占有程度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是由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设定的”（孙绍先367）。在男性看来，家务劳动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小事。作为家庭主妇，她们的劳动成果只在家庭内部分享，因此女性的劳动远远不如男性的劳动体面、重要。这种歧视女性劳动的态度就是对女性自身存在的漠视。
同时，男性将打理厨房的责任完全归于女性，与男性毫不相干。正如亨德森先生所为，他把米妮家厨房乱糟糟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女主人，并极尽讥讽之能事，认为米妮是“不合格的家庭主妇，不善料理家务”（1049），“没有操持家务的天赋”（1049）。在他眼里，米妮一无是处。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另一方面又依据他们的标准全面要求女性，对女性的能力吹毛求疵。他们在评判女性职责和能力时使用双重标准，极力维护男性中心的社会地位。在男性制定的多种评判标准下，女性的社会价值从何体现，能力如何施展？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父权社会阻碍了女性将创造的可能性变为现实”（Abrams 88）③。因此，女性的劳动几乎不被社会认可。作为正义力量的象征，律师亨德森和警长彼得斯的言行本身就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但是，他们的言语中所传递的歧视女性的信息却反复出现于剧本之中。从这些台词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推断出这些代表着权势的男性的语言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袒护男性、损害女性。他们对女性所流露出的歧视态度正是父权社会中主体文化给予女性的贬损性的社会定型。
如果说由于米妮是弑夫一案的嫌疑人，男性对待她的歧视态度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对待舞台上作为普通农家妇女的黑尔太太和身为警长夫人的彼得斯太太的态度，应该完全能够撩开遮掩着的男性歧视女性的面纱，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剧本中男性对舞台上这两位女性所使用的语言中仍然充满了歧视。
剧本开头，亨德森先生一走进米妮家的厨房就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邀请两位女士到炉边烤火，“过来烤火吧，女士们”（1047）。他的话语是典型的男性優越、女性低劣的表现。在他眼里，女性存在于男性的视野中心之外而不被关注，她们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彼得斯太太帮米妮拿些衣物时，亨德森先生口头放弃对她所拿衣物进行检查，但是舞台说明却表明他还是禁不住动手翻动了一下其中的一些东西，并声称：“警长太太就是嫁给了法律”（1055）。一方面，他对彼得斯太太附属于警长的夫人身份表示敬重之意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将对女性的不信任之情付诸行动。同时，他还将女性按其丈夫的地位进行划分，并用语言对女性的身份重新定位。在他的语言中，女性并不是独立的社会个体，她们的身份要通过与之相关的男性来确定，女性只是男性身份的附属品。如同莱考夫（Lakoff 28）④所批评的，“在许多文化体系下女性的身份要通过其父亲、丈夫等男性的地位来确定”。亨德森先生的话显然是在通过诋毁女性而抬高身为男性的他自己的威望。
农夫黑尔对女性的评价更耐人寻味。他说：“女人们总喜欢为不值一提的琐事忧心忡忡”（1049）。字里行间都透着男性对女性的轻视。男人们将女性关在家里料理家务，却又耻笑她们只知道关心琐碎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琐事》中主要塑造了三位男性形象：律师亨德森、警长彼得斯及农夫黑尔。前两位是父权社会中掌握着充分话语权的代表，后者是附和男性主流观点的代言人。上文分析可看出，律师亨德森先生和警长彼得斯先生控制着整个调查取证的全过程。他们通过各自的语言制造出不容置疑的权威，突显男性的强势，左右着戏剧发展的节奏。在对待女性上，不论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米妮、普通农妇黑尔太太还是警长夫人彼得斯太太，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性别歧视性评判。他们肆意地指责女性的能力，习惯性地漠视女性的劳动，毫不掩饰地评论女性的身份。面对女性，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主体。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无疑代表着父权社会的主导取向。在质疑和歧视女性上，作为普通人的农夫黑尔先生毫不逊色于律师或警长。谈论不在场的米妮时，他认为“她看起来很奇怪”（1047），评价现场的两位女性即他自己的妻子和警长夫人时，他嘲讽女人们总是担心鸡毛蒜皮的琐事。虽然他没有像律师和警长一样对女性大肆评判，但是他表达不多的语言已经充分暴露出他极力维护现存的男性权威的习性。律师和警长是父权社会的上层的代表，农夫是父权社会的主体的代表，他们的社会地位各异，但是在对待女性上却有着共同点：即通过性别歧视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男性优越感，维护男性的权威地位，强化男性为女性规定好的不合理的社会范式。 二
西方文明的基石《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了万物，亚当为万物命名，男人由此垄断了语言。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受制于“女性接受语言学习的方式和日常语言使用中对待女性的方式”（Lakoff 4），女性难免被男性话语所包围，她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性别歧视现象。彼得斯太太即为这类女性代表之一。彼得斯太太身为警长夫人，她的身份深深地打上了其丈夫的烙印。其特殊的身份标记表明了她与其他普通女性的不同。她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维护父权社会的规范和制度，为稳固男性的优越地位而摇旗呐喊。从她的话语可以看出社会主体文化对社会成员产生的深远影响，几乎可以让人们模糊自己的身份。
剧本中，彼得斯太太一再替男人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当黑尔太太对男人们在米妮的厨房指手画脚表示不满时，彼得斯太太急忙为男人开脱说：“那是他们的责任”（1050）。在她看来男性的标准就是社会通则，他们对女性进行评判是无可厚非的。对于先将米妮关押在镇上，后到她家里搜寻定罪证据一事，彼得斯太太解释道：“法律就是法律”（1051）。她认为男人们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法律也是不得已才惩治犯罪，黑尔太太”（1054）。言下之意就是：法律对男性或女性都是公平的，男人们这么做并非是针对米妮一个人；法律也是人性化的，它在维护受害者的权益的同时也尽可能不使无辜者蒙冤。事实上，法律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在父权社会里，法律必然代表和维护男性的权力和利益。在《性政治》这本书中，“凯特·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孙绍先364）。当发现黑尔太太动手拆了米妮缝制的被子上针脚不匀称的地方时，彼得斯太太紧张地制止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乱动东西”（1052）。在彼得斯太太心里，男性是规则的制定者，女性应该严格遵从这些规则而不能擅自妄为。随着整个事实真相逐渐水落石出，尤其是在黑尔太太的影响之下，彼得斯太太也为米妮的悲惨遭遇一掬同情之泪。故事发展到最后，舞台帷幕即被将拉上之时，亨德森先生说她“嫁给了法律”（1055），此时，一直为男性辩护的彼得斯太太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了回答：“也不全是这样”（1055）。
彼得斯太太生活在上层社会，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生活中可能经常享受到警长夫人身份带来的“好处”，她的社会处境比普通女性好得多。正因如此，彼得斯太太的女性主体意识才比较模糊。从她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她眼里的男性总是高高在上，男权社会也秩序井然、充满平等。身为警长夫人，她极力用语言来维护丈夫所代表的男性的地位，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外，生活在父权社会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再被父权文化洗脑，她们的语言中也难免透出对男性的顺从。彼得斯太太只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她的行为充分地反映出父权观念对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它通过教育的方式对女性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女性内化父权观念，接受父权社会给予女性的社会定型，从而逐渐淡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并且乐于以客体的身份与男性合作。可喜的是，最终彼得斯太太开始有所觉悟，初步意识到了米妮悲惨命运的真正原因。她行动起来了，最终和黑尔太太一道将重要的犯罪证据带离了案发现场，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帮助米妮摆脱厄运。
父权文化社会中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范式影响着出自父权家庭的每一个人，男性、女性概莫能外。这种范式对男性和女性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正如萨莉（Sally McConnell-Ginet）所言，“语言交流的作用在于创造和维持性别定势和男性主体地位。我们的言语不仅反映出我们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而且还有助于创造这种地位”（转引自 Gradd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