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红字》通过对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悲惨生活的描写，再现了17世纪美国清教社会中妇女的处境，展现了女英雄海斯特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流露的女性主义的光芒。
关键词： 《红字》清教 女权主义 抗争
《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7世纪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小说通过对女英雄海斯特悲惨生活的描写，再现了17世纪美国清教社会中妇女的处境。根据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作者的女权主义意识使他在《红字》中塑造了一个反叛女性。在《红字》中，霍桑将这种意识融入到了他描绘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内心世界。霍桑通过揭示海斯特的社会边缘地位，反映了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本文拟以霍桑的生活背景和《红字》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命运为基础，对其中表现出来的女权主义进行分析。
基督教（Christianality），产生于公元一世纪，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基督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地扎根在信仰上帝的人们的心里，主导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不可获缺的存在。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萨尼尔·霍桑就把关注的领域集中到宗教这方深沉而宽广的土地上。出生于清教世家的霍桑，自幼丧父随寡母寄居在外公家，超验主义对他的影响很深，再加上他很早就潜心研究新英格兰的清教史，这些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但霍桑并不是一个“纯正”的清教徒，对于清教自身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他有着困惑和怀疑。作为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最典型地体现了霍桑对待清教有着矛盾性这一特征。
一、原罪和救赎
故事背景是在17世紀清教统治下的新英格兰，当时清教徒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大陆，但“他们的政治哲学根本谈不上民主，而且他们理想世俗政府是日尔瓦的加尔文体制。加尔文强调《圣经》就是法律，并倾向于重视《旧约》和其父权和贵族式的社会观”。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的经历，是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得拯救的典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踏上了痛苦的赎罪之路。《圣经》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救赎作为清教教义之一，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方面，霍桑是认同这样的清教教义的。在《红字》中，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也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过失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在霍桑看来，通奸罪行本身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为发生后个人对待罪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故事的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是一个坚定而具有神奇般个性的女性。由于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她受到清教教会的谴责，胸前被佩以红字“Ａ”作为惩罚并当众受到辱骂和羞辱。红字“A”针针扎进了海斯特·白兰的心里，即使“把那个记号遮起来”也没用，红字“A”是罪与罚的证明，是一个女人恶的体现。为了获得新生，海斯特·白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携带女儿珠儿在郊外的一间孤僻的茅屋里开始了“殉道”般漫长的救赎之路。在霍桑看来，海斯特·白兰是有罪的，她犯了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罪，但更关键的是她的欺骗罪，她和齐灵沃斯达成了一种交换，即齐灵沃斯不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也不向牧师暴露齐灵沃斯的真实身份。这样的手段是值得怀疑的，“清教主义者认为，人拥有一种趋向于德性的自然倾向，不过，只有通过了某种‘训练’，人们才有可能达到德性的完美。”海斯特·白兰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所犯下的罪，“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红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耻辱火印，而是激励精神复活的标志和象征”。
《红字》中丁梅斯代尔作为牧师，却与海斯兰·白兰有了私情，这对于上帝的道德观是一种背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罪行的勇气，他选择了自我惩戒：抽打自己，绝食反省悔悟，私下在自己的胸口烙上“A”，“声音里已经含有一种忧郁预示着颓废的趋势了”，再加上齐灵沃斯把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丁梅斯代尔身上，丁梅斯代尔的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的边缘，并终于走向刑台，在荣誉的顶峰彻底坦白了自己，用最后一口气展示了胸口上的红字，倒在海斯特·白兰的怀抱里，从此他也就从那个解不开的结中解脱了出来。霍桑想要表明为实现生命的意义的不朽是要付出相应的努力的，从而才能使无依的灵魂和有罪之身获得精神上的安定和肉体上的愉悦。
海斯特的丈夫——齐灵沃斯，是一个由受害者变为罪人的人。就他与海斯特·白兰的结合本身来说就是一种罪，因为这种婚姻是错误而不自然的。另外他的罪还表现在对丁梅斯代尔的复仇上，霍桑认为这是道德上的罪。他不停地周旋在妻子和妻子情人之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侵害他人的灵魂、伤害他人的情感。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他的心里。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有着深沉的恶毒。然而，齐灵沃斯的生存是有赖于丁梅斯代尔的，一旦牧师死去之后，他也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不到一年便萎缩地死去。罪恶深重的齐灵沃斯临死前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同时霍桑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宽恕的，有罪之身同样可以净化自己不洁的灵魂，这也是能获得救赎的。
小说中这三个有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精神中”。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
二、命运与反叛
清教在净化人们灵魂的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但这毕竟是表层的。透过表层，我们清楚地看到霍桑对清教有着自己的矛盾和疑惑，这是由清教对人性压制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清教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但其自身有着巨大的缺陷：清教主义对外者极端迫害异己，对内则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人性进行压制，主张禁欲主义。《红字》表现更多的是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在严酷的教权统治下，宗教与法律几乎等同，支配着人思想的不是个人的独立判断，而是教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思考，代替了人们的判断。清教徒力图使社会宗教化，也许最初的动机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极端。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权威的社会律令时，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在人为操作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意义。在《红字》中，我们始终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压力的阴郁之气，也更直观地看到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
海斯特和齐灵沃斯在年龄、相貌和性格上都有很大差异，这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不会有好的结局；海斯特·白兰是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她从未从阴沉畸形的齐灵沃斯那里得到过爱情。在齐灵沃斯近两年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海斯特·白兰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开始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却被冠以通奸罪公开受审，成为罪恶深重的人，她的处境是很令作者同情的。然而“世俗的法律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蔑视教规的海斯特·白兰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地面对来自于社会、教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现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的精美。当海斯特·白兰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写道：“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地会想起圣母的形象。”当统治者的魔爪伸向她的女儿小珠儿时，海斯特·白兰不顾一切地公开反抗，据理力争，终于使母女没有分离。作者给予了海斯特·白兰纯真、善良、勇敢的品性，正是对清教莫大的讽刺和对清教严酷不近人情的一面进行的抨击。
丁梅斯代尔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发展得很高，而且養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地沿着信仰的道路猛烈前进”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然赋予的七情六欲，对宗教的笃信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使他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当与海斯特·白兰的事情败露后，他的思想陷入了复杂的矛盾之中，使精神与肉体越来越衰败。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尔这一披着神圣外衣却暗中破坏节律的僧侣形象，进一步对清教虚伪进行了嘲讽和批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会中，人们把人类最真挚的感情当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压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就会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压抑的扭曲也就越来越沉重。
齐灵沃斯是霍桑塑造的给予批判和鞭挞的人物。他没有给海斯特·白兰应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白兰的青春。当海斯特·白兰另有所爱的时候，他又一次断送了她的幸福。为了发泄私愤，他竟变成了恶魔式的人物，以“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的面目出现在丁姆斯代尔面前，“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效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都要对他和盘托出。齐灵沃斯长期对牧师进行的精神迫害，是极为险恶狡猾的复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齐灵沃斯的丑陋与邪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清教统治者看来却是朋友，任其为所欲为。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清教的虚伪、残酷的一面。
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女儿珠儿，霍桑把她比喻成“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的不朽的花”，“她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年纪虽小，却已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相背的世界而练出的凶猛的力量，狠狠反抗人们对她们母女的蔑视与侮辱，在她身上有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严苛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妈妈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这片阴郁的土地上也不会有幸福可言。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给了珠儿一个幸福圆满的归宿，让她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在霍桑所表达的情感上讲，是有一种倾向性的，倾向于自由、美满、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的。
三、结语
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名著时，既不应苛求作家，又不应囿于他的局限。的确，霍桑本人有保守思想和神秘主义倾向，他的《红字》也并非革命的教科书。但如果我们读了这部作品后，能够看到旧制度的黑暗，并唤起变革社会的理想，愿意为更美好的人类命运去奋争，它就有其积极意义。诚如作者在与全书开篇遥相呼应的结尾所写：“这传说实在阴惨，只有一点比阴影还要幽暗的永恒的光斑稍稍给人一点宽慰：‘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霍桑作品的一大长处是引人深思、发人联想；让我们就从这一“永恒的光斑”和“血红的A字”出发，去浮想联翩吧，“A”字又何尝不可以代表“前进”（Advance）呢。
在霍桑的笔下，海斯特是一位既有女性特有的天性和气质，又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她与腐朽的清教统治进行顽强的抗争，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勇敢和坚强。她通过自己不懈的斗争，更赢得了经济上、思想上和肉体上的自由，成为众多女性的典范。她的反抗人生给广大女性，尤其是不幸女性以很多启示。她告诉女性应该如何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如何赢得自身应该享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实现人的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付少华.恶与善的选择——宗教对海斯特·白兰与潘金莲的人生结局的影响［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3）.
［2］［英］加德纳（Gardner.H.）著.沈弘，江先春译.宗教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
［3］Hawthorne，Nathanial.The Scarlet Letter.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
［4］陈冠商选编.霍桑短篇小说［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9.
［5］《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J］.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
［6］朱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宗白华.西方美学名著译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 《红字》清教 女权主义 抗争
《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7世纪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小说通过对女英雄海斯特悲惨生活的描写，再现了17世纪美国清教社会中妇女的处境。根据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作者的女权主义意识使他在《红字》中塑造了一个反叛女性。在《红字》中，霍桑将这种意识融入到了他描绘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内心世界。霍桑通过揭示海斯特的社会边缘地位，反映了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本文拟以霍桑的生活背景和《红字》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命运为基础，对其中表现出来的女权主义进行分析。
基督教（Christianality），产生于公元一世纪，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基督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地扎根在信仰上帝的人们的心里，主导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不可获缺的存在。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萨尼尔·霍桑就把关注的领域集中到宗教这方深沉而宽广的土地上。出生于清教世家的霍桑，自幼丧父随寡母寄居在外公家，超验主义对他的影响很深，再加上他很早就潜心研究新英格兰的清教史，这些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但霍桑并不是一个“纯正”的清教徒，对于清教自身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他有着困惑和怀疑。作为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最典型地体现了霍桑对待清教有着矛盾性这一特征。
一、原罪和救赎
故事背景是在17世紀清教统治下的新英格兰，当时清教徒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大陆，但“他们的政治哲学根本谈不上民主，而且他们理想世俗政府是日尔瓦的加尔文体制。加尔文强调《圣经》就是法律，并倾向于重视《旧约》和其父权和贵族式的社会观”。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的经历，是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得拯救的典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踏上了痛苦的赎罪之路。《圣经》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救赎作为清教教义之一，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方面，霍桑是认同这样的清教教义的。在《红字》中，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也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过失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在霍桑看来，通奸罪行本身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为发生后个人对待罪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故事的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是一个坚定而具有神奇般个性的女性。由于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她受到清教教会的谴责，胸前被佩以红字“Ａ”作为惩罚并当众受到辱骂和羞辱。红字“A”针针扎进了海斯特·白兰的心里，即使“把那个记号遮起来”也没用，红字“A”是罪与罚的证明，是一个女人恶的体现。为了获得新生，海斯特·白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携带女儿珠儿在郊外的一间孤僻的茅屋里开始了“殉道”般漫长的救赎之路。在霍桑看来，海斯特·白兰是有罪的，她犯了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罪，但更关键的是她的欺骗罪，她和齐灵沃斯达成了一种交换，即齐灵沃斯不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也不向牧师暴露齐灵沃斯的真实身份。这样的手段是值得怀疑的，“清教主义者认为，人拥有一种趋向于德性的自然倾向，不过，只有通过了某种‘训练’，人们才有可能达到德性的完美。”海斯特·白兰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所犯下的罪，“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红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耻辱火印，而是激励精神复活的标志和象征”。
《红字》中丁梅斯代尔作为牧师，却与海斯兰·白兰有了私情，这对于上帝的道德观是一种背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罪行的勇气，他选择了自我惩戒：抽打自己，绝食反省悔悟，私下在自己的胸口烙上“A”，“声音里已经含有一种忧郁预示着颓废的趋势了”，再加上齐灵沃斯把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丁梅斯代尔身上，丁梅斯代尔的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的边缘，并终于走向刑台，在荣誉的顶峰彻底坦白了自己，用最后一口气展示了胸口上的红字，倒在海斯特·白兰的怀抱里，从此他也就从那个解不开的结中解脱了出来。霍桑想要表明为实现生命的意义的不朽是要付出相应的努力的，从而才能使无依的灵魂和有罪之身获得精神上的安定和肉体上的愉悦。
海斯特的丈夫——齐灵沃斯，是一个由受害者变为罪人的人。就他与海斯特·白兰的结合本身来说就是一种罪，因为这种婚姻是错误而不自然的。另外他的罪还表现在对丁梅斯代尔的复仇上，霍桑认为这是道德上的罪。他不停地周旋在妻子和妻子情人之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侵害他人的灵魂、伤害他人的情感。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他的心里。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有着深沉的恶毒。然而，齐灵沃斯的生存是有赖于丁梅斯代尔的，一旦牧师死去之后，他也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不到一年便萎缩地死去。罪恶深重的齐灵沃斯临死前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同时霍桑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宽恕的，有罪之身同样可以净化自己不洁的灵魂，这也是能获得救赎的。
小说中这三个有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精神中”。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
二、命运与反叛
清教在净化人们灵魂的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但这毕竟是表层的。透过表层，我们清楚地看到霍桑对清教有着自己的矛盾和疑惑，这是由清教对人性压制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清教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但其自身有着巨大的缺陷：清教主义对外者极端迫害异己，对内则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人性进行压制，主张禁欲主义。《红字》表现更多的是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在严酷的教权统治下，宗教与法律几乎等同，支配着人思想的不是个人的独立判断，而是教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思考，代替了人们的判断。清教徒力图使社会宗教化，也许最初的动机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极端。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权威的社会律令时，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在人为操作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意义。在《红字》中，我们始终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压力的阴郁之气，也更直观地看到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
海斯特和齐灵沃斯在年龄、相貌和性格上都有很大差异，这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不会有好的结局；海斯特·白兰是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她从未从阴沉畸形的齐灵沃斯那里得到过爱情。在齐灵沃斯近两年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海斯特·白兰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开始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却被冠以通奸罪公开受审，成为罪恶深重的人，她的处境是很令作者同情的。然而“世俗的法律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蔑视教规的海斯特·白兰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地面对来自于社会、教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现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的精美。当海斯特·白兰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写道：“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地会想起圣母的形象。”当统治者的魔爪伸向她的女儿小珠儿时，海斯特·白兰不顾一切地公开反抗，据理力争，终于使母女没有分离。作者给予了海斯特·白兰纯真、善良、勇敢的品性，正是对清教莫大的讽刺和对清教严酷不近人情的一面进行的抨击。
丁梅斯代尔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发展得很高，而且養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地沿着信仰的道路猛烈前进”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然赋予的七情六欲，对宗教的笃信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使他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当与海斯特·白兰的事情败露后，他的思想陷入了复杂的矛盾之中，使精神与肉体越来越衰败。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尔这一披着神圣外衣却暗中破坏节律的僧侣形象，进一步对清教虚伪进行了嘲讽和批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会中，人们把人类最真挚的感情当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压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就会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压抑的扭曲也就越来越沉重。
齐灵沃斯是霍桑塑造的给予批判和鞭挞的人物。他没有给海斯特·白兰应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白兰的青春。当海斯特·白兰另有所爱的时候，他又一次断送了她的幸福。为了发泄私愤，他竟变成了恶魔式的人物，以“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的面目出现在丁姆斯代尔面前，“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效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都要对他和盘托出。齐灵沃斯长期对牧师进行的精神迫害，是极为险恶狡猾的复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齐灵沃斯的丑陋与邪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清教统治者看来却是朋友，任其为所欲为。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清教的虚伪、残酷的一面。
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女儿珠儿，霍桑把她比喻成“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的不朽的花”，“她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年纪虽小，却已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相背的世界而练出的凶猛的力量，狠狠反抗人们对她们母女的蔑视与侮辱，在她身上有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严苛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妈妈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这片阴郁的土地上也不会有幸福可言。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给了珠儿一个幸福圆满的归宿，让她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在霍桑所表达的情感上讲，是有一种倾向性的，倾向于自由、美满、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的。
三、结语
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名著时，既不应苛求作家，又不应囿于他的局限。的确，霍桑本人有保守思想和神秘主义倾向，他的《红字》也并非革命的教科书。但如果我们读了这部作品后，能够看到旧制度的黑暗，并唤起变革社会的理想，愿意为更美好的人类命运去奋争，它就有其积极意义。诚如作者在与全书开篇遥相呼应的结尾所写：“这传说实在阴惨，只有一点比阴影还要幽暗的永恒的光斑稍稍给人一点宽慰：‘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霍桑作品的一大长处是引人深思、发人联想；让我们就从这一“永恒的光斑”和“血红的A字”出发，去浮想联翩吧，“A”字又何尝不可以代表“前进”（Advance）呢。
在霍桑的笔下，海斯特是一位既有女性特有的天性和气质，又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她与腐朽的清教统治进行顽强的抗争，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勇敢和坚强。她通过自己不懈的斗争，更赢得了经济上、思想上和肉体上的自由，成为众多女性的典范。她的反抗人生给广大女性，尤其是不幸女性以很多启示。她告诉女性应该如何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如何赢得自身应该享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实现人的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付少华.恶与善的选择——宗教对海斯特·白兰与潘金莲的人生结局的影响［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3）.
［2］［英］加德纳（Gardner.H.）著.沈弘，江先春译.宗教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
［3］Hawthorne，Nathanial.The Scarlet Letter.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
［4］陈冠商选编.霍桑短篇小说［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9.
［5］《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J］.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
［6］朱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宗白华.西方美学名著译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