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是一种新技术，但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种新技术像转基因这样引发如此巨大的纷争。尤其是在中国，科学在这个纷争中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加等国家，虽然依然有纷争，但已有大量种植，食品市场上也随处可见。而在中国，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依然盛行。
　　在美国，转基因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样的状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民众：质疑本是天性

　　动物会对陌生的事物充满警惕。人虽然已经超越了通常所说的动物范畴，但“质疑新事物”这一本能依然或强或弱地保留着。从“铁路惊龙脉”到“照相摄魂”再到“微波炉致癌”，都是这种天性的体现。到了转基因，这种质疑展现到了极致。
　　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要容易得多。比如对于国外已经很普遍的转基因大豆，中国人会质疑“外国人垄断了技术，阴谋控制中国粮食”；而对于水稻这种国外没有成熟产品的转基因，又担心“国外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做？”美国人则更容易倾向于“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做，我们做了抢得先机”。所以，多数美国人不会因为它是“新事物”而抗拒，而更愿意根据“它是否为我们带来好处”而去决定是否接受。
　　转基因的安全是基于“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逐一评估转基因操作所带来的风险——如果每一步操作、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带来额外的风险，就认为它的安全性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高。而这种风险评估是非常专业复杂的流程，需要由专业机构来完成。能够接受这一理念是对转基因的安全性质疑是否理性的关键。
　　在美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一理念的人比较多，所以对转基因的质疑也就不像中国那么多。有很多质疑本身也比较合理，比如“风险评估中还有某某问题没有考虑到，不能排除某某的不确定性”，“这个转基因品种带来的特性价值有限，没有必要”或者“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估还不够充分”等等。
　　当然，美国也同样有“我不关心你进行了什么研究，我就是认为它的安全性不确定”，“没有证明它绝对安全”这样的质疑。不过这样的声音比较微弱，也得不到社会多数的赞同。

科学：普及产生理性

　　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天性，不合理的天性只能通过人的理性来克服。而理性的产生，只能通过对新事物的了解来实现。在中国，过去的十年中科普和宣传转基因的声音非常微弱，“反转”的声音占了主流。政府部门态度暧昧，科学家群体默不作声，产业界还在萌芽阶段，就更没有动力去进行宣传普及。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运作。开发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公司有巨大的动力去宣传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好处。农业部（USDA）和FDA 这些机构也会积极地进行宣传。而科学家群体也乐于向公众发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很容易了解到转基因的真实情况——谣言少了，盲目的质疑自然也就少了。

媒体：坚守职业素养

　　理论上，每个媒体人都会把“客观独立”当作自己的职业素养和工作信条。而在实际工作中，多数人都难免会带入自己的态度。在转基因的报道上，中国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往往明确到了无视职业素养的地步。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多数媒体热衷于报道转基因的“负面新闻”，甚至是明显的谣言。而大多数“负面新闻”，尤其是那些“某某科学家发现转基因造成某某危害”的新闻，无一例外地，后来都被权威机构或者其他科学家批驳。但媒体在积极热情地报道了开头之后，却对结局漠不关心。事实得不到澄清，谣言在反复传播之后也就深入人心。
　　相比之下，美国的媒体就要严谨得多。尤其是主流媒体，基本上都能坚守职业素养。当一个“很抓眼球”的新闻出现，他们不仅会报道这个事件，采访当事人，还会采访能对这一事件发表专业评论的专业人士，以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如果事件有进展，尤其是对此前的事實有更正，他们会如实地跟进报道。比如德克萨斯州中部有牛因为牧草中含有氰化物而死亡，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转基因牧草，各个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随后被澄清不是转基因牧草，而是杂交牧草，各媒体一般也做了跟进和澄清。而很多中国媒体在转述最初的新闻之后，很多对后续进展视而不见。再加上网上“反转控”们的反复炒作，这个转基因躺着中枪的事件，就被许多人当成了转基因的罪状之一。

　　之所以双方在安全性上没有争议，主要来自于严格的监管。虽然美国批准了最多的转基因作物，但每一个批准的品种都经过了严格、规范和公开的审核。每一个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估和环境安全性评估，都公布在FDA网站上，除了专家审核，还有几个月的時间收集公众意见。公众的质疑有充分表达的机会，申请材料无法回答的质疑还会被采纳。所以，一旦通过，就不仅仅代表着专家和主管部门的意见，也代表着公众的认可。
　　世界上没有滴水不漏的监管。只要是人在管理，就难免有人钻空子，有人违规。美国与转基因监管相关的三个部门——农业部（US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和环保署（EPA），也经常会受到质疑。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监管能让多数民众信服——有了这种信任，美国人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疑虑，也就无法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