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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次历史超越表现在：(1)20世纪上半叶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2)20世纪下半叶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3)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 20世纪； 中华民族； 历史超越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9-0012-02
对于大多数非欧洲国家而言，20世纪存在着三个历史漩涡运动。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漩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漩涡。三是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传统经济体制必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必然给这种转轨带来巨大的代价。前者构成转轨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吸引力，后者构成转轨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排斥力。这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漩涡。20世纪，上述三个漩涡依次产生，许多国家在这些历史的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一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依附体系。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被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等级分工体系。一些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但是卷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
中国则是在20世纪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最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
中国20世纪历史的第一页是在第一个历史漩涡中挣扎着揭开的。一方面，1901年中国开始启动“清末新政”。特别是其中的“晚清修律”因为其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在中国近代化最终启动、中国民族国家真正开始形成中具有界标性的历史地位。“晚清修律”终结了传统的封建法系，强调立宪，强调民刑分离，在法律理念上引进三权分立和人权思想，因此，客观上启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启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从而真正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同时，“晚清修律”一开始就借鉴了西方法律，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标志着中国不仅从器物层面，而且从制度层面开始试图选择欧洲发展模式。
但是，发动“清末新政”和被迫签订《辛丑条约》都发生在20世纪的头一年，具有特定的历史象征意义。这就是：中国一进入20世纪，就被卷入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如果说“清末新政”和“晚清修律”代表了欧洲模式的吸引力的作用，那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则代表了这一体系对中国排斥力的作用。《辛丑条约》不仅使中国背负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和外交上进一步剥夺中国的主权，因此，实际上是阻止中国向欧洲模式迈进。欧洲国家需要中国保留在殖民地的位置上，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一进入20世纪，就面临着国外模式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双重作用，面临着选择自己独特道路，创造自己历史的使命。具有浓厚封建性的清统治者虽然发动了“晚清新政”，但是，封建统治者的褊狭视野决定了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挣脱这一漩涡，最终帝制被推翻。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肩上。
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先生提出试图超越欧洲模式的“三民主义”模式。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实施“民生主义”，在全国掀起振兴实业的高潮。但是，不久，民国政权转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手中。袁世凯在经济上延续孙中山的做法，在政治上逐步实现专制。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并连年混战。虽然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但是，一直到1927年，政府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无所作为。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逐渐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试图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主张。蒋介石在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条道路表面上看是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问题在于，蒋介石在政治上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则走上了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阻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推进中国历史前进的社会力量，陷入了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而难以自拔。
开创中国历史的任务最终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一方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采取的依靠外国资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开创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对帝国主义体系的依赖，最终使中国摆脱了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没有前人答案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苏联模式是唯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照搬苏联模式，显然意味着进入以苏联为主导的分工合作体系，这不仅会使中国失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且从历史意义上看将重演别国的历史，而难以真正开展自己的历史创造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走自己的路”的深刻历史意义，就在于摆脱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漩涡，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中国虽然在这种开创自己历史的道路上出现了诸多曲折与失误，但是，却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和体制危机，从而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挫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顺应人类经济发展体制选择的历史潮流，选择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但是，如何走向市场经济，占主导的路径安排是基于西方经验的“华盛顿共识”。同时，中国在最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弊端开始深刻暴露之时，这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实际上，中国基于自己的国情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基于市场经济的弊端，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出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样不仅一方面校准了经济市场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国未来历史创造的最终方向。基于此，中国已经超越了第三次历史漩涡。“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义。正如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专家雷默所说：“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观终结的标志。中国模式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
(本文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柳 波
[关键词] 20世纪； 中华民族； 历史超越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9-0012-02
对于大多数非欧洲国家而言，20世纪存在着三个历史漩涡运动。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漩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漩涡。三是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传统经济体制必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必然给这种转轨带来巨大的代价。前者构成转轨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吸引力，后者构成转轨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排斥力。这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漩涡。20世纪，上述三个漩涡依次产生，许多国家在这些历史的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一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依附体系。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被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等级分工体系。一些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但是卷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
中国则是在20世纪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最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
中国20世纪历史的第一页是在第一个历史漩涡中挣扎着揭开的。一方面，1901年中国开始启动“清末新政”。特别是其中的“晚清修律”因为其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在中国近代化最终启动、中国民族国家真正开始形成中具有界标性的历史地位。“晚清修律”终结了传统的封建法系，强调立宪，强调民刑分离，在法律理念上引进三权分立和人权思想，因此，客观上启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启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从而真正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同时，“晚清修律”一开始就借鉴了西方法律，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标志着中国不仅从器物层面，而且从制度层面开始试图选择欧洲发展模式。
但是，发动“清末新政”和被迫签订《辛丑条约》都发生在20世纪的头一年，具有特定的历史象征意义。这就是：中国一进入20世纪，就被卷入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如果说“清末新政”和“晚清修律”代表了欧洲模式的吸引力的作用，那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则代表了这一体系对中国排斥力的作用。《辛丑条约》不仅使中国背负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和外交上进一步剥夺中国的主权，因此，实际上是阻止中国向欧洲模式迈进。欧洲国家需要中国保留在殖民地的位置上，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可见，中国一进入20世纪，就面临着国外模式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双重作用，面临着选择自己独特道路，创造自己历史的使命。具有浓厚封建性的清统治者虽然发动了“晚清新政”，但是，封建统治者的褊狭视野决定了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挣脱这一漩涡，最终帝制被推翻。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肩上。
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先生提出试图超越欧洲模式的“三民主义”模式。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实施“民生主义”，在全国掀起振兴实业的高潮。但是，不久，民国政权转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手中。袁世凯在经济上延续孙中山的做法，在政治上逐步实现专制。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并连年混战。虽然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但是，一直到1927年，政府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无所作为。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逐渐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试图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主张。蒋介石在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条道路表面上看是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问题在于，蒋介石在政治上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则走上了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阻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推进中国历史前进的社会力量，陷入了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而难以自拔。
开创中国历史的任务最终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一方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采取的依靠外国资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开创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对帝国主义体系的依赖，最终使中国摆脱了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没有前人答案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苏联模式是唯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照搬苏联模式，显然意味着进入以苏联为主导的分工合作体系，这不仅会使中国失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且从历史意义上看将重演别国的历史，而难以真正开展自己的历史创造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走自己的路”的深刻历史意义，就在于摆脱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漩涡，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中国虽然在这种开创自己历史的道路上出现了诸多曲折与失误，但是，却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和体制危机，从而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挫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顺应人类经济发展体制选择的历史潮流，选择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但是，如何走向市场经济，占主导的路径安排是基于西方经验的“华盛顿共识”。同时，中国在最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弊端开始深刻暴露之时，这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实际上，中国基于自己的国情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基于市场经济的弊端，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出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样不仅一方面校准了经济市场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国未来历史创造的最终方向。基于此，中国已经超越了第三次历史漩涡。“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义。正如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专家雷默所说：“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观终结的标志。中国模式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
(本文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柳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