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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万岁”
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刘少奇万岁”。那个时期,人们“被接受”的5个字,本该是“打倒刘少奇”。
“就那么写了。”赵印宝带着惯常的笑容说。如今,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是属小龙的。高兴了,会说出一句俄语;表扬他两句,会再说上两句英语。
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也不大讲话。唯一一次“犯浑”就是写下了那张“天杀的横幅”。
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赵印宝就被抓走了,之后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于是工人出身,又没查出更多劣迹,不久,赵印宝被放了出来。
回到农场后,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任友善说,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一到批斗,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活靶子”。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
1973年,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2004年,由于不堪重负,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纳入农垦医保,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又挪到了这里。
知青吴庚妹
“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
1972年,和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人一样,吴庚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了北大荒红卫农场。下乡期间,吴庚妹爱上了一起来的一个上海知青。因为种种原因,吴庚妹一直把这份爱情埋在心里,对方并不知道。
1978年,小伙子跟着大队人马返城,吴庚妹却留在了农场。
留守下来的吴庚妹落落寡欢,不久,变得抑郁起来,并开始独自一人在农场溜达。大家暗地里说,这个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经疯了。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个叫汪世贵的单身汉照顾她。很快,吴庚妹和比她大27岁的汪世贵结婚了。一个老光棍找了一个年轻的女疯子,在人们看来,这算是桩不错的姻缘。两人婚后生了4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
婚后的吴庚妹疯得更厉害了。之后,吴庚妹被送进汤原县精神病院,医药费由农场和她本人的工资支付。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
汪世貴并不乐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农场去要吴庚妹的工资。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回忆,“吴庚妹每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医药费都不够。可老头不干,让农场把工资给他,他把吴庚妹带回家伺候。”
折腾了一年多后,2008年春天,汪世贵终于把吴庚妹领回了家。回家不到两个月,吴庚妹死了。“她是在街上溜达,被车轧死的。”有人说。另一个浪漫的说法则是,吴庚妹死在了年轻时常去的白桦林中。
断线的风筝
北京知青任友善、赵印宝等人下乡是在1964年,算是较早的一批,但也归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任友善记得很清楚的,当年城市里的“低标准”——每人一天9两粮食,“吃不饱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总比饿着强,就这么来了。”
“吃是吃饱了,但那个历程简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记得,最先要适应的就是气候,“冬天冻脚啊,肿得老高。后来学会了,得买大鞋,往里面垫草、垫玉米叶。”“经历了‘上山下乡’,没有吃不了的苦。有这个心路历程,以后什么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任友善有着“劫后辉煌”的感慨。
真正让他难过的,是始于1976年前后的知青大规模返城。由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任友善只得留在宝泉岭农场,眼看着农场空了,宿舍空了,心里也空落落的,“但那时确实没办法,我身体不好,如果不在这儿成家,我根本活不下来。”
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黑龙江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办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余人。
如今,安养中心的很多患者已经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得了这种病,即便家人知道了,也不见得愿意来找,留在这里的人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农垦的尝试
最早提出成立北大荒安养中心的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理事长董兴业。2001年,董兴业开始关注起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状况。2006年,董兴业在农垦总局的一次会议上用一分钟进行了汇报。研究讨论了三四分钟后,总局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在佳木斯落成。盖楼的钱由农垦总局来出,医药费则来自知青们各自的医保。在董兴业看来,这也是安养中心必须具备的特点之一,“过去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采取救济的方式,这种救济导致的,一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二是官本位行为。我们要摒弃所谓的救济,把安养中心置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北大荒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感知青们的恩。”
但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透露,知青们的医保无法支付所有医疗费用,不足的部分则需要医院自己搞创收。
这个新型的康复机构,在办手续时遇到了不少麻烦。直到今天,它还是一个证件不全的单位,也只能挂靠在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下。
几十年的返城梦
安养中心的知青们拼拼凑凑的记忆残片中,尚留着家的位置。
天津知青安俊芹一直念念不忘“大麻花”,“麻花好吃,比包子好吃。”这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满口天津味儿。每天早上天一亮,就扯着嗓子唱歌。安养中心护士长孙萍说,如果哪天没听见安俊芹唱歌,就知道她肯定是哪不舒服了。
北京知青潘金成也在宝泉岭十队下乡,和赵印宝、任友善是一批。尽管整日和赵印宝打照面,但两人根本不记得对方。他们共同的记忆,只有北京。“北京有公园、花园,有陶然亭、大栅栏、王府井。”潘金成掰着手指头。
护士长孙萍说,安养中心很多知青的记忆已经衰退到了几岁孩子的程度,“这样也好,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倒是给抹掉了。”
任友善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要回北京的,在北大荒待了40余年的他甚至从未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从下乡那天起,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这地方再好上十倍百倍,我也想回去。”
想回家的不仅是目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甚至包括那些已故知青。当地人都知道,虎林农场的知青墓,在那里,一块块小墓碑杂乱地排列着,朝着他们各自家的方向。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1
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刘少奇万岁”。那个时期,人们“被接受”的5个字,本该是“打倒刘少奇”。
“就那么写了。”赵印宝带着惯常的笑容说。如今,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是属小龙的。高兴了,会说出一句俄语;表扬他两句,会再说上两句英语。
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也不大讲话。唯一一次“犯浑”就是写下了那张“天杀的横幅”。
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赵印宝就被抓走了,之后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于是工人出身,又没查出更多劣迹,不久,赵印宝被放了出来。
回到农场后,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任友善说,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一到批斗,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活靶子”。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
1973年,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2004年,由于不堪重负,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纳入农垦医保,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又挪到了这里。
知青吴庚妹
“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
1972年,和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人一样,吴庚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了北大荒红卫农场。下乡期间,吴庚妹爱上了一起来的一个上海知青。因为种种原因,吴庚妹一直把这份爱情埋在心里,对方并不知道。
1978年,小伙子跟着大队人马返城,吴庚妹却留在了农场。
留守下来的吴庚妹落落寡欢,不久,变得抑郁起来,并开始独自一人在农场溜达。大家暗地里说,这个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经疯了。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个叫汪世贵的单身汉照顾她。很快,吴庚妹和比她大27岁的汪世贵结婚了。一个老光棍找了一个年轻的女疯子,在人们看来,这算是桩不错的姻缘。两人婚后生了4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
婚后的吴庚妹疯得更厉害了。之后,吴庚妹被送进汤原县精神病院,医药费由农场和她本人的工资支付。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
汪世貴并不乐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农场去要吴庚妹的工资。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回忆,“吴庚妹每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医药费都不够。可老头不干,让农场把工资给他,他把吴庚妹带回家伺候。”
折腾了一年多后,2008年春天,汪世贵终于把吴庚妹领回了家。回家不到两个月,吴庚妹死了。“她是在街上溜达,被车轧死的。”有人说。另一个浪漫的说法则是,吴庚妹死在了年轻时常去的白桦林中。
断线的风筝
北京知青任友善、赵印宝等人下乡是在1964年,算是较早的一批,但也归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任友善记得很清楚的,当年城市里的“低标准”——每人一天9两粮食,“吃不饱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总比饿着强,就这么来了。”
“吃是吃饱了,但那个历程简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记得,最先要适应的就是气候,“冬天冻脚啊,肿得老高。后来学会了,得买大鞋,往里面垫草、垫玉米叶。”“经历了‘上山下乡’,没有吃不了的苦。有这个心路历程,以后什么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任友善有着“劫后辉煌”的感慨。
真正让他难过的,是始于1976年前后的知青大规模返城。由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任友善只得留在宝泉岭农场,眼看着农场空了,宿舍空了,心里也空落落的,“但那时确实没办法,我身体不好,如果不在这儿成家,我根本活不下来。”
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黑龙江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办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余人。
如今,安养中心的很多患者已经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得了这种病,即便家人知道了,也不见得愿意来找,留在这里的人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农垦的尝试
最早提出成立北大荒安养中心的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理事长董兴业。2001年,董兴业开始关注起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状况。2006年,董兴业在农垦总局的一次会议上用一分钟进行了汇报。研究讨论了三四分钟后,总局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在佳木斯落成。盖楼的钱由农垦总局来出,医药费则来自知青们各自的医保。在董兴业看来,这也是安养中心必须具备的特点之一,“过去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采取救济的方式,这种救济导致的,一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二是官本位行为。我们要摒弃所谓的救济,把安养中心置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北大荒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感知青们的恩。”
但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透露,知青们的医保无法支付所有医疗费用,不足的部分则需要医院自己搞创收。
这个新型的康复机构,在办手续时遇到了不少麻烦。直到今天,它还是一个证件不全的单位,也只能挂靠在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下。
几十年的返城梦
安养中心的知青们拼拼凑凑的记忆残片中,尚留着家的位置。
天津知青安俊芹一直念念不忘“大麻花”,“麻花好吃,比包子好吃。”这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满口天津味儿。每天早上天一亮,就扯着嗓子唱歌。安养中心护士长孙萍说,如果哪天没听见安俊芹唱歌,就知道她肯定是哪不舒服了。
北京知青潘金成也在宝泉岭十队下乡,和赵印宝、任友善是一批。尽管整日和赵印宝打照面,但两人根本不记得对方。他们共同的记忆,只有北京。“北京有公园、花园,有陶然亭、大栅栏、王府井。”潘金成掰着手指头。
护士长孙萍说,安养中心很多知青的记忆已经衰退到了几岁孩子的程度,“这样也好,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倒是给抹掉了。”
任友善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要回北京的,在北大荒待了40余年的他甚至从未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从下乡那天起,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这地方再好上十倍百倍,我也想回去。”
想回家的不仅是目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甚至包括那些已故知青。当地人都知道,虎林农场的知青墓,在那里,一块块小墓碑杂乱地排列着,朝着他们各自家的方向。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