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在当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中，学界对于东北文学始终怀有特殊的历史记忆和言说兴趣。从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到新时期的迟子建和阿成，再到时下炙手可热的班宇、双雪涛和郑执等等，东北文学既能“呈现出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也能以多变的文本形态，反映、记录和重构我们的家国情怀与现代性想象。本期专辑聚焦东北文学的最新发展，讨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讲述新的“东北叙事”。
　　 张学昕的文章，不仅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了现当代文学的“大历史”如何“进入到每一位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构造宏阔的历史深度”，而且也讨论了80后的东北作家怎样重构“东北叙事”。在他看来，以班宇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北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是时代整体性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苦涩档案”。这样的创作，已然超越了“大东北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心理、时空交错的地缘背景”，叙写出了无数“充满现实关怀、引人深思、荡气回肠的人间故事”。
　　 周芳汀的文章，认为东北青年作家“不仅仅是在东北、在血缘和地缘所形成的水波纹式的结构中进行言说，更是对东北之外的、处于每一次席卷在时代浪潮中的普通人所存在的现实世界的隐喻”。他们“不再制造那些虚无的物质世界和夸张失真的成长经历，而是真实地踩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青春故事中探寻人生可能性”。
　　 张少娇的文章专论班宇，以为“他写的是凡人也是猛士”，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冷硬气质，就像他笔下的铁西区、工人村，钢铁铸就的城市，在东北寒冷的气温中，沉默而隐忍。这种冷硬气质灌注在文本中，行文之间流淌着一种疏离感，萧瑟又隳颓”。
　　
　　從东北文学的视域看，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算起，在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文学版图上，“东北文学”曾一度非常地“喧嚣”和繁荣，也曾经涌现出许多在“新时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我在这里不再如数家珍地赘述。但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至新世纪二十年代，能够持续写作的东北作家已经寥寥无几。像迟子建、王阿成这样的作家，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学的旗帜。其实，从整体上看，东北文学的现状，着实令人堪忧。在这里，我不想做太多的分析和评价，因为诸多原因限定、困扰着东北作家的写作。无疑，当代东北的现实如何才能进入作家的内心，需要更高“段位”的比拼。记得有一次与迟子建交流东北文学的现状时，我们都无限感慨和忧虑，东北作家会否在一定程度上，愧对东北这片雄浑、辽阔的土地和近百年复杂多变的历史，以及广大人民和变动不羁时代的社会生活。东北作家要具有使命感和文化担当，这应是文学写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实际上，百年东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流淌的精神、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在这里，东北地域及其文化精神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呈现出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在现代、当代许多作家的文本里，我们已经看到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何进入到每一位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构造宏阔的历史深度。历史、现实、时代以及人性、人与自然，在这些作家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对此，我更愿意将班宇、双雪涛等新一代东北作家的写作，置放在当代精神、文化的价值系统里，从感性的体悟、文本的呈现，从对特定时代人性的发掘，到不乏理性的沉思，深入考量、分析班宇近年的小说创作，所渗透和辐射出来的我们时代生活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气息。
　　 王德威教授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中，从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视域，对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了拓展性分析和阐释。其中，他对迟子建的评价，可谓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其思考已经越出东北文学本身的边界，体现出更为开阔的思考、研究理路和格局。
　　 当代中国作家对东北跨族群文化的描摹也不乏有心人。迟子建第一本作品《北极村童话》描写一位白俄老妇与当地汉人居民的互动，于是在萧红式“家族以外的人”有了“民族以外的人”。同样的关怀显现在《晚安玫瑰》，处理犹太难民在当代哈尔滨凋零殆尽的话题。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迟子建真正展开她跨界叙事的眼光。小说描写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支鄂温克人的命运。他们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逐驯鹿迁徙而来，信奉萨满，乐天知命。但在酷寒、瘟疫、日寇、“文革”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他们备遭考验，注定式微。迟子建从一位年届九旬的女酋长眼光，见证鄂温克人最后的挣扎。额尔古纳河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一直是中俄边界，但迟子建所思考的不仅是大历史所划定的边界，也不仅是一个少数族裔或文化的终末，而更是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
　　 看得出，王德威的文章将迟子建的创作置于“家族”“国族”“民族”的场域之中，考量迟子建写作“跨界叙事的眼光”，“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评判迟子建的“文学东北”所承载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和现代性诉求，打开了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文化及审美思辨空间。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迟子建“东北故事”文字背后，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王德威还进一步提出：“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我所谓故事，当然不只限于文学虚构的起承转合，也更关乎一个社会的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 　　 无论怎样讲，除了“知青”一代，“东北的本土作家”迟子建、阿成、金仁顺、刘兆林、达理、刁斗等，这一代东北作家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面对世纪之交的东北当代历史与现实，以百年历史和现实中的故乡为创作蓝本，以历史和美学的目光，审视和描述大东北的“前世今生”，许多文本都显示出文学对现代性进程中东北故事的文化、心理、精神的修辞。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继“50后、60后”作家之后，东北新一代作家则一度呈现“断档”的忧虑和尴尬。“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整体上呈现出乏力的趋势。而且，东北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渐显缺失。但是近几年，我们看到出自辽宁的年轻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正可谓横空出世，在三五年的时间，他们的文本迅速占据国内重要期刊的显赫位置，迅猛地产生令人瞩目的文坛影响力和效应。这让我们的眼前为之一亮，感到无比振奋和喜悦。特别是班宇的写作，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叙事紧适度与格局。而且，我更加看好他的写作爆发力和潜质。从他近年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冬泳》和《逍遥游》，看得出他对现实清醒的洞悉力和表现力。我相信他的写作，他也极有希望成为新世纪以来新一代东北文学的重要作家。
　　 一本《冬泳》，一本《逍遥游》，虽然只是班宇写作的开始，但已经显露出不凡的实力和气度。这两本由“轻型纸”印制的小说集，在我的手上沉甸甸的，我感觉它写出的不仅仅是东北，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和现实的沧桑与沉重。而且，他的写作，显示出一种新的气度和活力，充满青春的文学气息并显示出逐渐走向成熟的写作精神。在班宇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王朔、苏童、余华、格非严肃的“青春写作”的影子和气息，有着沉思后的成熟，没有丝毫的“少年暮气”以及年轻写手的率性、随意和任性。
　　 另外，我不认同对三位作家作出所谓“铁西三剑客”的命名。这实在是一个难说差强人意的命名，甚至这可能是一个似乎在寻找某种噱头的称谓。我从来不相信抱团取暖、抱团写作的狀态和可能。这种做法，无疑是继续沿袭上世纪下半叶“潮流化”地命名作家创作现象的惯性、套路，是对作家写作个性化的抹杀。况且，班宇、双雪涛、郑执等几位年轻作家，他们处理经验的方式、审美取向、写作风貌明显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部分创作题材和出生地背景的相近考量其相似性，在根本上，就无法认定他们小说写作发生的一致性。特别是，像班宇这样的作家，更不是任何培训机构能够“开发”出来的，当然，也不是赋予其什么命名就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价，使他们获得更大的文学声誉。反而恰恰是对作家写作的不尊重，是对他们各自写作个性的解构和混淆。双雪涛就是双雪涛，班宇就是班宇，郑执就是郑执，每一个作家在写作层面，都是独特的“个案”，任何牵强附会的“归纳”或无厘头的界定，都具有超出文学本身的功利性嫌疑，断不可取，也无必要。亦有学者以三位的写作为中心，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其论述并未谈及黑龙江和吉林的“新”作家，我觉得，这种命意更需要仔细斟酌。这里暂且不论。
　　 其实，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时代，如何重新讲述新的东北故事，以接续《呼兰河传》《生死场》《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候鸟的勇敢》《年关六赋》《索伦河谷的枪声》的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风格，这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当年，在王兵拍摄的九个多小时的“毛片”《铁西区》中，我们曾看到东北辽宁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在一次时代重大变革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创伤记忆和反思的图像。这之后，虽然呈现1980年代末至新世纪东北当代现实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少，但是，“与时俱进”“随波逐流”的白描式文本居多，少有从新的视角，或从新的叙事伦理出发，发掘大东北的当代现实，贴近当代人的命运，表达人性在这段时期的情感、心理沉浮和复杂变化。现在，我们在“铁西区”走出来的班宇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班宇的小说，不仅他的同龄人喜欢，我们这些“叔叔辈”的也喜欢。显然，它的文本，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的隐痛，而且是一个超越了“代际”的整体性的时代、社会精神状况。
　　 前不久，我受辽宁出版集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委托，刚刚编辑完五卷本《百年百部中国短篇小说正典》，在这个选本中，我选择的第一篇作品是鲁迅《狂人日记》，最后一篇是班宇的《盘锦豹子》。后者中“豹子”的意象，让我联想到鲁迅所比拟的那个欲在“铁屋子”里呐喊的“狂人”。尽管，班宇这一代年轻作家，并没有从“启蒙”“唤醒”的视角切入当代现实和精神视域的情景，但是，他们从对东北的盛衰、发展、振兴以及转型期强烈“阵痛”的感受、想象、文本整饬中，抒写出几代人谋求东北振兴的“前世今生”，忍辱负重。他的叙事文本中具体的意象、镜像和隐喻，既透射出以往历史、现实之谜的讯息，也展示着一群在复杂的当代现实处境中，在历尽辛酸、看遍“繁华”的感喟之后，不畏生活的艰难，不屈服于市井磨难，在俗世人生中进行命运抗争的底层形象。所以，《百年百部中国短篇小说正典》这套选本的编排，从指向未来的层面，在这里寄寓着我们对“80后”一代年轻作家的深切期待和格外的信任。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班宇的文本，是“东北叙事”，又不惟“东北叙事”。不妨说，它们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时代整体性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苦涩档案。或许，班宇在不经意间，已经超越大东北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心理、时空交错的地缘背景，叙写出一个个充满现实关怀、引人深思、荡气回肠的人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