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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7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中，班宇获得“年度最具潛力新人”，颁奖词写道：“繁花似锦又惨淡无比，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时代的悖论成就了一个小说家的犀利，也守护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运。”这段话精准地概括了班宇小说的特质，班宇在短篇小说中展现的自我与世界，有其强烈的自我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文本品质。
我感到，班宇短篇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冷硬气质，就像他笔下的铁西区、工人村，钢铁铸就的城市，在东北寒冷的气温中，沉默而隐忍。这种冷硬气质灌注在文本中，行文之间流淌着一种疏离感，萧瑟又隳颓。老舍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班宇能够在文本中形成这种拒斥感，得益于他对小说语言的处理。八十年代后，长句子、复杂的定语、陌生化意象等叙事技巧，令人炫目，繁琐而精致的句式结构流行一时，而这些华丽的叙事技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的障碍。但班宇的短篇小说偏爱使用短句子，利落干脆。在《盘锦豹子》中，短句子的组合完成了孙旭庭的第一次亮相，“我站在门口雪堆的最高处，望见有人朝我家的方向走过来，方脸，眼睛亮，个子挺高，但背有些驼”。几笔勾勒出了来者的轮廓。同时，短句子形成的短促语气有一种果决的语言效果，这个北方男人的硬朗之气得以在语言中呈现。
追求质朴的语言，与班宇的写作对象有关。他以“子一代”的视角去审阅、回望“父一辈”的生活，从怀抱着“铁饭碗”的国企员工骤然成为无业人士，在物质与精神上经历剧烈的溃败。《肃杀》中“我”的父亲下岗，用买断工龄的钱买了摩托车做拉脚儿的活儿来维持生计。人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始终弥散着衰颓之气。不加修饰的语言，表现出衰败本身的触目惊心，以及面对衰败的无可奈何，平淡中是深刻的凌厉。
班宇在小说中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自由直接引语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叙述干扰。减省对人物说话时神态、心理的描写后，对话变得行云流水，十分畅达。人物说出的话不再是被叙述者转述出来的，读者与角色就能直接进行对话。在《空中道路》中，当班立新和李承杰两人被困在缆车上时，只能靠聊天缓解紧张，故事情节也依赖对话进行。李承杰谈到他设想的空中道路，流露出他们对机械的依赖、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班宇对东北方言的使用很纯熟。“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很朴实，有点土，有点硬，甚至粗犷，可是又自然流畅，几乎不见斧凿，这太不容易了。”诚如李陀所言，班宇灵活自如地使用东北方言，并将其中的爽朗与幽默发挥出来，是其对语言陌生化的自觉追求。
杨义提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班宇想在他的文本里表现他对世界的认知，这其中意象承担了重要的能指作用，凝结着班宇对历史往事的冷静反思，对现实生活的严肃观察，对理想主义的不懈坚持。
班宇偏爱用“水”的意象。他将生活的不休不止与奔流不息的“水”相互交融，形成一种流淌的文本质感。在《冬泳》一篇中，“我”和隋菲在卫工明渠前的谈话，透露出很多往事，同时也预示着故事的走向，所有人物的关系都在这里交错、集结并延展开，这里像是一个流动的命运集散地。最后“我”走进了卫工明渠里。这段描写极富梦幻主义色彩，冬天刺骨的河水冷冻神经的钝痛、记忆和幻觉的交替轰炸、现实与希望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抽离。“后来我们几乎同时发现，那是令人极度困乏的黑暗，散发着安全而温热的气息，像是无尽的暖流，我们深陷其中，没有灯，也没有光，在水草的层层环抱之下，各自安眠。”河水冲散了生活里的仇恨与纠葛，也埋葬了生存的恐惧与诱惑，最后在河水中找寻的只剩下亡灵的安息。
“意象的营造使小说表现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产生如神话、传说、梦幻、风俗一样的玄秘、久远的深邃本体意味，呈现出寓言色彩。”班宇不断调整意象的使用以及意象化叙事的方式，抽离意象的具象因素，强化意象的审美属性，人的实在性、物质确定性被消解，增强隐喻性。在《双河》中，河流的意象抽象成生活的本质，无论是“我”的故事里那些人物漂泊不定的生活与波流激荡的命运，还是“我”的现实生活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并行与交错，流动始终不安定，命运始终不可测。
班宇曾经谈到过对水意象的偏爱。“在这样激烈的天气环境里，一切如同废墟，千疮百孔，只有承受的命运，在某个瞬间里，人们看似面临着一些选择，但其实是没有的。我很迷恋水的意象，浩大而温柔，也危机重重。”班宇写的故事里，人物常常沉溺在命运的河流里，他们虽然奋力挣扎，甚至不惜以死抗争，但是最后只能随波追流。流动的水就是变动不居的生命本身，是命运实体。
班宇的小说始终在写生活。对班宇而言，命运不可捉摸但又有迹可循，它弥漫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里，以不经意的出现或者消失左右着未来。当一个人走完一生，在终点处回顾时，才会发现命运的机巧。就像在《空中道路》的结局，“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悠长的一个夜晚，他们两手空空，陡然轻松，走在梦境里，走在天上，甚至无需背负影子的重量。”班立新和李承杰在那个夜晚专心等待自己孩子的降临，尚未预料未来生活的轨迹，也没有考虑命运的指向。
班宇关于东北的记忆与书写，总是蒙着一层灰色的幔帐，透着刻骨的衰败与晦暗。“铁西区是重工业区，20世纪末经历巨大转型冲击，铁西叙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东北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兴衰始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沉痛表白。”下岗的浪潮将这些工人们逼到生活的角落，把他们的精神击垮，溃散一地。《枪墓》是一个双层嵌套的故事，叙事非常巧妙。孙少军因贫困而渐入绝境，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他的颓败与铁西区整体经济的溃败相伴随，他不惜损害别人维护的不过是平凡的日常生活。班宇以回忆的目光望向“父一辈”时，体会到他们用怎样坚毅的力量和惊人的忍耐力，去面对那些残破的岁月，小心翼翼地维持普通的生活，保护脆弱的尊严。
班宇对贫困的书写不是分崩离析、鲜血淋漓的，他十分克制地书写生活，通过叙述的力量，展现对人生与命运的体悟。《逍遥游》中每个人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他们十分贫穷，但没有人逃避，每个人都倔强地面对生活，展现出可贵的勇气。父亲许福明性格怯懦，生活荒唐，但是面对身患重症的“我”时，却表现出笨拙的关爱与责任感，哪怕生活有许多不如意，许福明内心依然有温情的坚守。谭娜、赵东阳和“我”之间，每每聚在一起总是在抱怨，而相聚时往往是吃的场景。凡俗的烟火气不仅是他们心里为数不多的温存，也是掩映生活本真的迷雾，他们认清了生活，无奈甚至厌倦，却又全力承受。无论有多艰难，都要吃完食物，然后站起来继续努力去生活，努力去抵抗生活。
班宇不写光怪陆离的场景，或者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书写的生活简单直白。他写人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消磨和压榨中，仍然保有勇气，仍然留有信念。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班宇写的是凡人也是猛士，他们在奋力地挣扎着，企图逃离城市快速衰败的裹挟，但他们又无望地被深深纠缠在这个漩涡里。日常生活就在这种矛盾中变得隔膜，使人不停地沉坠，情绪久久地浸没在灰暗又颓丧的境地里，难以自拔。生活如一潭死水，水面平静无波，而人们在水下渐渐窒息。
就像《冬泳》的封面写道：“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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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班宇短篇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冷硬气质，就像他笔下的铁西区、工人村，钢铁铸就的城市，在东北寒冷的气温中，沉默而隐忍。这种冷硬气质灌注在文本中，行文之间流淌着一种疏离感，萧瑟又隳颓。老舍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班宇能够在文本中形成这种拒斥感，得益于他对小说语言的处理。八十年代后，长句子、复杂的定语、陌生化意象等叙事技巧，令人炫目，繁琐而精致的句式结构流行一时，而这些华丽的叙事技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的障碍。但班宇的短篇小说偏爱使用短句子，利落干脆。在《盘锦豹子》中，短句子的组合完成了孙旭庭的第一次亮相，“我站在门口雪堆的最高处，望见有人朝我家的方向走过来，方脸，眼睛亮，个子挺高，但背有些驼”。几笔勾勒出了来者的轮廓。同时，短句子形成的短促语气有一种果决的语言效果，这个北方男人的硬朗之气得以在语言中呈现。
追求质朴的语言，与班宇的写作对象有关。他以“子一代”的视角去审阅、回望“父一辈”的生活，从怀抱着“铁饭碗”的国企员工骤然成为无业人士，在物质与精神上经历剧烈的溃败。《肃杀》中“我”的父亲下岗，用买断工龄的钱买了摩托车做拉脚儿的活儿来维持生计。人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始终弥散着衰颓之气。不加修饰的语言，表现出衰败本身的触目惊心，以及面对衰败的无可奈何，平淡中是深刻的凌厉。
班宇在小说中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自由直接引语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叙述干扰。减省对人物说话时神态、心理的描写后，对话变得行云流水，十分畅达。人物说出的话不再是被叙述者转述出来的，读者与角色就能直接进行对话。在《空中道路》中，当班立新和李承杰两人被困在缆车上时，只能靠聊天缓解紧张，故事情节也依赖对话进行。李承杰谈到他设想的空中道路，流露出他们对机械的依赖、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班宇对东北方言的使用很纯熟。“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很朴实，有点土，有点硬，甚至粗犷，可是又自然流畅，几乎不见斧凿，这太不容易了。”诚如李陀所言，班宇灵活自如地使用东北方言，并将其中的爽朗与幽默发挥出来，是其对语言陌生化的自觉追求。
杨义提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班宇想在他的文本里表现他对世界的认知，这其中意象承担了重要的能指作用，凝结着班宇对历史往事的冷静反思，对现实生活的严肃观察，对理想主义的不懈坚持。
班宇偏爱用“水”的意象。他将生活的不休不止与奔流不息的“水”相互交融，形成一种流淌的文本质感。在《冬泳》一篇中，“我”和隋菲在卫工明渠前的谈话，透露出很多往事，同时也预示着故事的走向，所有人物的关系都在这里交错、集结并延展开，这里像是一个流动的命运集散地。最后“我”走进了卫工明渠里。这段描写极富梦幻主义色彩，冬天刺骨的河水冷冻神经的钝痛、记忆和幻觉的交替轰炸、现实与希望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抽离。“后来我们几乎同时发现，那是令人极度困乏的黑暗，散发着安全而温热的气息，像是无尽的暖流，我们深陷其中，没有灯，也没有光，在水草的层层环抱之下，各自安眠。”河水冲散了生活里的仇恨与纠葛，也埋葬了生存的恐惧与诱惑，最后在河水中找寻的只剩下亡灵的安息。
“意象的营造使小说表现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产生如神话、传说、梦幻、风俗一样的玄秘、久远的深邃本体意味，呈现出寓言色彩。”班宇不断调整意象的使用以及意象化叙事的方式，抽离意象的具象因素，强化意象的审美属性，人的实在性、物质确定性被消解，增强隐喻性。在《双河》中，河流的意象抽象成生活的本质，无论是“我”的故事里那些人物漂泊不定的生活与波流激荡的命运，还是“我”的现实生活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并行与交错，流动始终不安定，命运始终不可测。
班宇曾经谈到过对水意象的偏爱。“在这样激烈的天气环境里，一切如同废墟，千疮百孔，只有承受的命运，在某个瞬间里，人们看似面临着一些选择，但其实是没有的。我很迷恋水的意象，浩大而温柔，也危机重重。”班宇写的故事里，人物常常沉溺在命运的河流里，他们虽然奋力挣扎，甚至不惜以死抗争，但是最后只能随波追流。流动的水就是变动不居的生命本身，是命运实体。
班宇的小说始终在写生活。对班宇而言，命运不可捉摸但又有迹可循，它弥漫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里，以不经意的出现或者消失左右着未来。当一个人走完一生，在终点处回顾时，才会发现命运的机巧。就像在《空中道路》的结局，“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悠长的一个夜晚，他们两手空空，陡然轻松，走在梦境里，走在天上，甚至无需背负影子的重量。”班立新和李承杰在那个夜晚专心等待自己孩子的降临，尚未预料未来生活的轨迹，也没有考虑命运的指向。
班宇关于东北的记忆与书写，总是蒙着一层灰色的幔帐，透着刻骨的衰败与晦暗。“铁西区是重工业区，20世纪末经历巨大转型冲击，铁西叙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东北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兴衰始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沉痛表白。”下岗的浪潮将这些工人们逼到生活的角落，把他们的精神击垮，溃散一地。《枪墓》是一个双层嵌套的故事，叙事非常巧妙。孙少军因贫困而渐入绝境，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他的颓败与铁西区整体经济的溃败相伴随，他不惜损害别人维护的不过是平凡的日常生活。班宇以回忆的目光望向“父一辈”时，体会到他们用怎样坚毅的力量和惊人的忍耐力，去面对那些残破的岁月，小心翼翼地维持普通的生活，保护脆弱的尊严。
班宇对贫困的书写不是分崩离析、鲜血淋漓的，他十分克制地书写生活，通过叙述的力量，展现对人生与命运的体悟。《逍遥游》中每个人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他们十分贫穷，但没有人逃避，每个人都倔强地面对生活，展现出可贵的勇气。父亲许福明性格怯懦，生活荒唐，但是面对身患重症的“我”时，却表现出笨拙的关爱与责任感，哪怕生活有许多不如意，许福明内心依然有温情的坚守。谭娜、赵东阳和“我”之间，每每聚在一起总是在抱怨，而相聚时往往是吃的场景。凡俗的烟火气不仅是他们心里为数不多的温存，也是掩映生活本真的迷雾，他们认清了生活，无奈甚至厌倦，却又全力承受。无论有多艰难，都要吃完食物，然后站起来继续努力去生活，努力去抵抗生活。
班宇不写光怪陆离的场景，或者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书写的生活简单直白。他写人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消磨和压榨中，仍然保有勇气，仍然留有信念。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班宇写的是凡人也是猛士，他们在奋力地挣扎着，企图逃离城市快速衰败的裹挟，但他们又无望地被深深纠缠在这个漩涡里。日常生活就在这种矛盾中变得隔膜，使人不停地沉坠，情绪久久地浸没在灰暗又颓丧的境地里，难以自拔。生活如一潭死水，水面平静无波，而人们在水下渐渐窒息。
就像《冬泳》的封面写道：“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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