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资金紧张、人气低迷，中农工建交五大行三季报出炉，其中，中、农、建三大行存款外流2850亿元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的实质是以行政手段逼迫银行以低息将资金存在央行，达到收紧信贷的作用，并进而减少基础货币发行量。在行政主导的市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能够起到紧缩效果，却不能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无法筛选出好的企业。同时，由于负利率不改变，市场预期很难转变——人们担心在负利率环境下存款准备金率一旦下调，资产品价格出现报复性反弹，因此对于房地产的调控很难收长远之效。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不加息，已全面扭曲市场激励机制。政策引导相对廉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重点企业，而不论企业的信用与效率的高低，中小企业与小微企业效率再高也无法获得贷款，只能获得民间高息贷款，这相当于连根铲除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根基。
　　民间金融市场、担保市场、信托市场、理财市场等所有的市场叠加在一起，已經使中国的利率管制土崩瓦解。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让银行承担紧缩成本，银行表面上树起活雷锋的招牌，实际上暗通市场款曲，以提高中间业务收费、将贷款变存款等各种方式变相提升利率，甚至一些银行作为担保公司的大股东直接介入高利贷市场。本该以风险与企业个人的前景定价的机构，现在变成追逐暴利的高利贷狂欢。从闽北、温州、鄂尔多斯到郑州等地的灰色资金链条断裂，证明在最严厉的监管下，市场却溢出了监管之外，贷款利率管制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资金紧张导致高息揽存，使得存款利率形同虚设。
　　固然，加息会增加地方投融资平台负担。如果加息25个基点，铁道部贷款利率将上升300亿元以上，而地方投融资平台贷款利率将增加3000亿元以上。加之加息可能引致热钱流入，央行难以下决心加息刺破泡沫。但不加息的结果是地方投融资平台或者政府力保的建设部门无法得到贷款。
　　银行之所以给予地方投融资平台与铁路部门低息贷款，无非是货币泡沫期的顺水推舟之举。项目投资下降、实际利率上升之后，银行的贷款考量、赢利预期必然发生变化，前期激励机制过猛的市场，危如累卵。
　　觊觎铁道部旗下诸多实体企业的现金流和存款、结算业务、贷款衍生业务，银行一度将铁路贷款视为最优质的贷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铁道部从各银行贷款的利率大多较银行基准利率下调10%。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铁道部新增贷款4500亿元，至2010年底国内贷款总额达1.25万亿元，而支付的利息仅有250亿元，其中还包括193亿元的债券利息。这意味着真正支付的贷款利息只有57亿元，几乎相当于无息贷款。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给高铁项目贷款前3年都是只收利息，不收本金，从第四年开始才涉及到本金的归还。而另一家国有大行对铁路项目开出3至4年的还款宽限期，即在还款宽限期之后才开始还本付息。
　　现在，银行对铁路贷款慎之又慎。今年7月《东方早报》报道，有两家国有银行相关负责人都表示，其对铁道部的贷款在谈判过程中将会要求至少利率上浮10%。利率上浮都无法获得贷款，因此出现工程大面积停工、财政部与发改委为铁路建设债保驾护航以解燃眉之急。
　　今明两年进入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偿债高峰期，有关公司已经显现违约迹象，证明这些项目收益率极低而风险极高。今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曾发函知会有关债权银行，“从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经高层磋商才得已解决。
　　真正困难的是在全球低息环境下，中国加息后热钱涌入。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或者暂时停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下的改革，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或者对于境外进入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资金征收高额税收，对资本与货币市场的税费进行全面清理，控制资本与货币市场的暴利。巴西等国运行的就是对特定外资征税的办法。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不加息，在紧缩初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越来越显示出鸵鸟政策的后遗症。在经济结构转型期，高效企业无法脱颖而出，货币配置与股市资源配置一样充满行政色彩，金融与利率监管千疮百孔，是经济改革巨大的促退因素。
　　加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严厉加强对高利贷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