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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笔下的人是被话语所控制的主体，包括他的思想、精神乃至身体。然而，身体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再平常不过的有机组成，似乎又并不完全是话语权力的依附，因为它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表征，在现实中往往为人们所“凝注”，从而又具有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不仅具有福柯所理解的微观层面的“话语对身体控制”的身体政治含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宏观层面的政治功能。如果说前者中的身体是一种被动的所指，表现为由中心知识、宏大叙述等赋予合法性的各种权力对主体的强制，或者是自愿臣服的无意识状态的驯化，那么后者则正好颠倒过来，身体通过一系列话语的建构，反而具有颠覆中心话语乃至宏观政治的反向功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美国社会右转格局的形成过程，可谓极其生动地演绎了微观层面的身体、语言与宏观层面的政治变迁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内在的微妙机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美国，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共和党大获全胜的时期。期间，尽管有过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的片刻辉煌，但是，如美国很多学者认为，即使克林顿的民主党，也已经多少偏离了它的传统，而被称为新民主党。甚至二○○六年十一月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中的胜选，因为伊拉克战争的因素，在很多学者看来，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政治走向开始改弦易辙。换言之，保守主义政治在当今美国依旧风头正劲，而为这股风头输送动力的，绝不仅仅是政界、文化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少数派精英，真正的动力源头恰恰可能是社会的草根阶层，如左派学者所名之的民粹主义势力。
而颇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美国这个平常的草根阶层，自八十年代起，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且极为持久的为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所名之的“文化战争”。这场文化战争所涉及的议题与精英阶层所念兹在兹的社会平等和公正等宏大议题实在离题万里，因而看似都是平常的家长里短，充其量属于社会日常生活层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琐碎道德议题，譬如关于堕胎、性虐待、色情艺术、同性恋、性教育、避孕套发放、艾滋病政策、安乐死等。用亨特的话来说，所有这些议题都与身体有关，于是，身体俨然成为文化战争所隐含的特殊符号象征，所谓的文化战争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身体的政治。
身体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有机体，本是“我”的私有之物。然而，在亨特看来，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因为身体是有着特殊社会意义和内涵的。“简而言之，我们对身体的功能、表征以及约制的如何理解，实际上关涉我们对自然、为我们所认可的自然秩序以及人的本质的特殊文化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身体事实上是关涉“社会秩序”的隐喻，它不是简单地归属个人支配的有机体，而是要受到且必须接受社会、道德和文化的控制、约束和规训。失去了社会控制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亨特认为，其结果必定是导致社会生活失序，甚至危及文明本身。通过亨特的诠释，身体也就由个人私密意义领域，升格到了社会乃至文明层面。这一点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击中了美国自由派和左派对上述相关议题一贯倡导的属于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如同性恋者的权利、妇女堕胎的权利和自愿终结生命的权利)主张的要害部位。更为非同寻常的是，它赋予本来似乎仅仅属于私德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意味；甚至上升到事关美国文明存亡的高度。
亨特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也正是得益于美国社会草根阶层对这种看来是个人生活琐事、然而却事关社会大德乃至文明危机的恐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亨特把美国社会围绕这种“琐事”的纷纷攘攘一本正经地称为“文化危机”。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看起来充其量是“文化”意义战争的结果，又与精英文化、政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作为文化界和学术界少数派的保守主义精英们，虽然在学术界(自由派和左派主导)并不走运，但是在民间却如鱼得水，欣逢自六十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机遇。政治上，共和党的长期执政以及其越来越保守的内政外交政策取向，便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
那么，“身体的政治”又是如何与“现实政治”建立起关联的呢?要厘清这一点就不能不分析美国的草根阶层的结构特征。美国目前可称得上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根据盖洛普等机构的调查，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达到90％，其中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而在信仰基督教人口中，最大的群体是新教的福音派和传统天主教教徒。尽管在福音派和天主教中，也不乏自由派教徒，但占绝大多数的是保守派，许多美国学者称之为基督教保守派或者基督教右翼。传统上，作为新教的福音派与天主教之间并不相容，但是，八十年代后，基于双方在堕胎、同性恋和性教育等议题的共同立场，出于对美国社会道德相对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盛行，以及如家庭分裂、未婚先孕、吸毒、犯罪等问题引起社会失序的共同恐慌，两者逐渐摒弃歧见而走到了一起，并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如美国最大的宗教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
与美国传统基督教教徒淡出政治即Church与State分离的风格不同，当代相当部分基督教信徒特别是福音派非常热衷于参与政治。而他们参与的基本动机就是上述所谓的“文化”议题。著名的基督教联盟领军人物里德(Ralph Reed)就宣称：“现在已经应该是把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了，多少年来，怀有信仰的人们只是旁观他人在玩游戏，他们要上场，否则就不能赢，至少也要参与。”“基督教徒拥有每一项权利事实上也是义务：去投票、参与政党的选择、游说选举官员甚至选择自己的政府机关。”用里德的话来说，参与的目的就是造就一个基督教眼中的美国：强大的家庭、安全的学校、弱小的政府等等。其中家庭和学校，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领域，而所有关于“身体的政治”又无不与“家庭”相关。
至于如何鼓动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基督教保守派的基本策略就是发起一系列民间的有组织的运动，如“支持家庭运动”、“支持生命运动”等等。正是在这场与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保守主义运动中，充满火药味的“文化战争”拉开序幕，而颇有意味的是，在亨特以及许多美国学者看来，“文化战争”与真正意义战争的激烈程度几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者投入使用的武器不同，前者是真刀实枪的较量，后者是“语言”的飞短流长。故而，“身体的政治”也就转换为“语言的政治”。而事实上，正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身体政治”最终又脱胎为可能的“现实政治”。且看亨特在“堕胎”的议题上，对反堕胎者的语言和修辞风格的描述：“堕胎就是谋杀”、“游说支持堕胎的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堕胎就是反儿童反家庭”、“堕胎是谋杀，是杀婴者，比合法化的杀戮好不了多少”、“堕胎是这个国家无法承受的邪恶”、“我们的反对者(堕胎支持者)对公众隐瞒了真实，因为一旦暴露就显露出他们极端主义的面目”、“他们是‘嗜血的土狼”、“从事的是死亡的交易”、“允许以减轻社会负担为理由而杀 死腹中的孩子，就会导致允许杀死其他为社会增加负担的人们”……最凝练的莫过于里德的一句话：堕胎已经使子宫成为最危险的地方。
正如亨特所言，语言与公共政策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区分，因为语言既反映了现实又塑造了现实。但是他认为：“那些在公共论争中拥有语言创造权力的人们，在决定论争的结局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语言上的获胜也就由此转换成政治上的全赢。”这一句话真可谓点睛之笔。它具有两层深义：第一，对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基督教保守派而言，如果他们要赢得胜利，就意味着需要拥有权力，而参与政治和与政党结盟无疑是一条捷径；第二，对意欲获取国家之柄的政党而言，究竟要站在谁的立场上，公正、民主和自由等所谓实质性政治议题反倒在其次，持有什么语言更能够赢得选票才最为重要。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八十年代后，草根阶层的基督教保守派与共和党走到了一起。对保守的民众而言，作为“身体的政治”本来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信仰问题，但因为与共和党的结盟，它就从日常生活态度升格到现实政治层面，道德吁求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而对共和党而言，迎合保守民众无疑是为其打开了一个政治选票的票箱。以亨特所提供的关于美国民众对堕胎的态度调查数据就足以说明共和党是如何的明智。在关于“堕胎是谋杀吗?”的回答中，37％的人认为，堕胎与杀死在世之人没有区别，12％的人认为堕胎是谋杀，但要比杀死在世之人轻一些，28％的人认为，不是谋杀但是它的确涉及人的生命，只有16％的人认为不是谋杀，而不过是一个从人体中取去组织的手术，还有7％不能做出回答。反堕胎者在美国是绝对的多数。
保守的民粹主义与共和党结盟，在专攻美国政治历史的学者霍罗维茨(David A．Horowitz)看来，也标志着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的狂热达到巅峰。他认为，八十年代以前，美国的政治政策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主导，但自里根政府之后，共和党便转向了普通人即草根阶层。为把少数精英把持的政府交由“人民”来控制。早在八十年代竞选之前，里根就曾出席过福音派的大型集会，并向福音派做出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承诺，上台后便宣称他将领导美国进入一个“恢复传统家庭、工作和邻里关系价值的新国家时代”。这个所谓的“新国家”不再相信普世主义的知识精英，因为他们根本就漠视普通人的宗教热诚和对传统价值的珍视，并视之“毫无希望的、落伍的、反动的”、“原始的、反现代的”群氓，而是要回归普通人的常识。这里所谓的常识便是虔诚的宗教信仰、道德纯洁、传统的家庭观、保守的生活态度和社区观念等等。它与以往知识精英所推崇专业化、科层化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线路可谓大异其趣，因为基于普通人感受的常识建构虽不至于走向反智主义，但它由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委实具有更浓烈的感情色彩。
“九一一”事件无疑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常识重构，保守民众的情绪宣泄不仅表现在与国内自由派关于犯罪、种族、文化放纵主义(性泛滥、堕胎、同性恋等)等一系列议题的“文化战争”过程，而且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从而也为美国的人权至上、先发制人外交政治和策略营造了氛围。道德是情绪发酵的温床，情绪化促成了激进的语言和修辞风格的生成，而激进的语言一旦与权力的结合便又转换为现实的政治。以此来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右转，一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看似与文化议题不着边际，其实，两者高度相关，因为它本身就是所谓“放权于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它还延伸到公共政治领域，即减税放权，淡化福利国家形象。而削减福利的目的，如保守派所言，实际上是把国家责任让渡为个人责任，这正是保守派道德关注的核心。至于在公共教育领域的重建学校运动，各种如学券制、特许学校、学费免税优惠等政策出台，几乎迎合了保守民众的所有文化诉求：即把选择机会由国家交给家长体现了“家庭关注”，学券制则让家长在私立与公立学校间自由选择，为基督教保守派突破政教分离的限制提供了路径；在文化领域，少数保守主义精英对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的排斥，对回归传统价值以及西方经典的痴迷，正触动了保守民众的怀旧情思和浪漫乡愁。
再回到身体议题上，现在来看，身体的确还不单纯是个权利问题。它是受道德和政治双重约束的非私有之物。具体到“堕胎”议题上，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子宫，也竟然具有了道德和政治内涵。看看亨特所提供的一组数据：在美国，如今83％的县区没有一个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生。一九八五年，美国还有25％的医疗项目负责提供流产手术培训，到一九九一年，该数字下降到12％。至于同性恋结婚的权利，尽管二○○六年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但除了麻省、怀俄明、加州、康涅狄格以及华盛顿特区外，其他州都属非法。而且最有趣的是，即使得到认可的州，在对同性恋婚姻的称谓上，也忌用“夫妻”，而是“家庭伴侣”(domesticpartnership)，这可谓再次凸显了“语言政治”的微妙。
在“文化战争”中，对身体一语言一政治三者间微妙机制的体察之透彻和娴熟之操作，莫过于持有不同立场的媒体了。美国政治学者费奥瑞纳(Morris P．Fiorina)特别把最著名的保守媒体(《华盛顿邮报》在二○○四年大选之前，描述两个不同政治倾向(分别支持布什和克里)人物的两段妙文，放在一起，读过之后，就不难识得其中三昧了。
他(Britton Stein)居住的房子，主门廊有二十一个十字架，壁橱里放着六支枪。妻子用电动推子为他理发。在他亲吻三个女儿的脸颊时，她们一点也不觉尴尬。他热爱家庭、汉堡包和宠物狗。相信上帝，每天做祷告，每周要去教堂。在他家的后花园有一个巨大的烟囱和一棵四十英尺高的大树，他曾经爬上去挂上圣诞节的彩灯。一台装满水的卡车是为七月四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游行准备的，向社区的孩子们喷洒，社区的童子军们已经在院子中插满美国国旗。他的卡车是雪佛兰．喜欢的啤酒是百威淡啤，救世主是耶稣。邻居中有共和党众议院多数派领袖汤姆·狄雷(Tom Delay)……
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六十二岁，是一个联盟(工会以及其他权利组织)的官员。玛丽安·哈里森，六十岁，正开办一个学生课后补课班。希瑟·哈里森，二十九岁，是一位老师。马修·哈里森，二十八岁，是一个电工……他们家邻近充斥着酒吧、咖啡馆、商店和小零售店。邻居们有异性恋者(straight people)、同性恋者(gaypeople)、富人、无家可归者、已婚的人、单身汉，以及议会中的少数派领袖民主党的佩罗茜(Nancy Pelosi)……
两段妙文读来真是余味无穷，身体、语言与政治间的玄机和奥妙由此可窥一斑!
二○○六年十二月于麦迪逊
(James Davison Hunter，Before the Shooting Begins； Searching for Democracyin America’s Culture War，A Division of Macmillan，Inc，199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美国，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共和党大获全胜的时期。期间，尽管有过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的片刻辉煌，但是，如美国很多学者认为，即使克林顿的民主党，也已经多少偏离了它的传统，而被称为新民主党。甚至二○○六年十一月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中的胜选，因为伊拉克战争的因素，在很多学者看来，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政治走向开始改弦易辙。换言之，保守主义政治在当今美国依旧风头正劲，而为这股风头输送动力的，绝不仅仅是政界、文化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少数派精英，真正的动力源头恰恰可能是社会的草根阶层，如左派学者所名之的民粹主义势力。
而颇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美国这个平常的草根阶层，自八十年代起，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且极为持久的为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所名之的“文化战争”。这场文化战争所涉及的议题与精英阶层所念兹在兹的社会平等和公正等宏大议题实在离题万里，因而看似都是平常的家长里短，充其量属于社会日常生活层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琐碎道德议题，譬如关于堕胎、性虐待、色情艺术、同性恋、性教育、避孕套发放、艾滋病政策、安乐死等。用亨特的话来说，所有这些议题都与身体有关，于是，身体俨然成为文化战争所隐含的特殊符号象征，所谓的文化战争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身体的政治。
身体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有机体，本是“我”的私有之物。然而，在亨特看来，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因为身体是有着特殊社会意义和内涵的。“简而言之，我们对身体的功能、表征以及约制的如何理解，实际上关涉我们对自然、为我们所认可的自然秩序以及人的本质的特殊文化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身体事实上是关涉“社会秩序”的隐喻，它不是简单地归属个人支配的有机体，而是要受到且必须接受社会、道德和文化的控制、约束和规训。失去了社会控制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亨特认为，其结果必定是导致社会生活失序，甚至危及文明本身。通过亨特的诠释，身体也就由个人私密意义领域，升格到了社会乃至文明层面。这一点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击中了美国自由派和左派对上述相关议题一贯倡导的属于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如同性恋者的权利、妇女堕胎的权利和自愿终结生命的权利)主张的要害部位。更为非同寻常的是，它赋予本来似乎仅仅属于私德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意味；甚至上升到事关美国文明存亡的高度。
亨特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也正是得益于美国社会草根阶层对这种看来是个人生活琐事、然而却事关社会大德乃至文明危机的恐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亨特把美国社会围绕这种“琐事”的纷纷攘攘一本正经地称为“文化危机”。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看起来充其量是“文化”意义战争的结果，又与精英文化、政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作为文化界和学术界少数派的保守主义精英们，虽然在学术界(自由派和左派主导)并不走运，但是在民间却如鱼得水，欣逢自六十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机遇。政治上，共和党的长期执政以及其越来越保守的内政外交政策取向，便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
那么，“身体的政治”又是如何与“现实政治”建立起关联的呢?要厘清这一点就不能不分析美国的草根阶层的结构特征。美国目前可称得上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根据盖洛普等机构的调查，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达到90％，其中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而在信仰基督教人口中，最大的群体是新教的福音派和传统天主教教徒。尽管在福音派和天主教中，也不乏自由派教徒，但占绝大多数的是保守派，许多美国学者称之为基督教保守派或者基督教右翼。传统上，作为新教的福音派与天主教之间并不相容，但是，八十年代后，基于双方在堕胎、同性恋和性教育等议题的共同立场，出于对美国社会道德相对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盛行，以及如家庭分裂、未婚先孕、吸毒、犯罪等问题引起社会失序的共同恐慌，两者逐渐摒弃歧见而走到了一起，并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如美国最大的宗教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
与美国传统基督教教徒淡出政治即Church与State分离的风格不同，当代相当部分基督教信徒特别是福音派非常热衷于参与政治。而他们参与的基本动机就是上述所谓的“文化”议题。著名的基督教联盟领军人物里德(Ralph Reed)就宣称：“现在已经应该是把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了，多少年来，怀有信仰的人们只是旁观他人在玩游戏，他们要上场，否则就不能赢，至少也要参与。”“基督教徒拥有每一项权利事实上也是义务：去投票、参与政党的选择、游说选举官员甚至选择自己的政府机关。”用里德的话来说，参与的目的就是造就一个基督教眼中的美国：强大的家庭、安全的学校、弱小的政府等等。其中家庭和学校，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领域，而所有关于“身体的政治”又无不与“家庭”相关。
至于如何鼓动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基督教保守派的基本策略就是发起一系列民间的有组织的运动，如“支持家庭运动”、“支持生命运动”等等。正是在这场与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保守主义运动中，充满火药味的“文化战争”拉开序幕，而颇有意味的是，在亨特以及许多美国学者看来，“文化战争”与真正意义战争的激烈程度几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者投入使用的武器不同，前者是真刀实枪的较量，后者是“语言”的飞短流长。故而，“身体的政治”也就转换为“语言的政治”。而事实上，正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身体政治”最终又脱胎为可能的“现实政治”。且看亨特在“堕胎”的议题上，对反堕胎者的语言和修辞风格的描述：“堕胎就是谋杀”、“游说支持堕胎的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堕胎就是反儿童反家庭”、“堕胎是谋杀，是杀婴者，比合法化的杀戮好不了多少”、“堕胎是这个国家无法承受的邪恶”、“我们的反对者(堕胎支持者)对公众隐瞒了真实，因为一旦暴露就显露出他们极端主义的面目”、“他们是‘嗜血的土狼”、“从事的是死亡的交易”、“允许以减轻社会负担为理由而杀 死腹中的孩子，就会导致允许杀死其他为社会增加负担的人们”……最凝练的莫过于里德的一句话：堕胎已经使子宫成为最危险的地方。
正如亨特所言，语言与公共政策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区分，因为语言既反映了现实又塑造了现实。但是他认为：“那些在公共论争中拥有语言创造权力的人们，在决定论争的结局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语言上的获胜也就由此转换成政治上的全赢。”这一句话真可谓点睛之笔。它具有两层深义：第一，对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基督教保守派而言，如果他们要赢得胜利，就意味着需要拥有权力，而参与政治和与政党结盟无疑是一条捷径；第二，对意欲获取国家之柄的政党而言，究竟要站在谁的立场上，公正、民主和自由等所谓实质性政治议题反倒在其次，持有什么语言更能够赢得选票才最为重要。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八十年代后，草根阶层的基督教保守派与共和党走到了一起。对保守的民众而言，作为“身体的政治”本来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信仰问题，但因为与共和党的结盟，它就从日常生活态度升格到现实政治层面，道德吁求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而对共和党而言，迎合保守民众无疑是为其打开了一个政治选票的票箱。以亨特所提供的关于美国民众对堕胎的态度调查数据就足以说明共和党是如何的明智。在关于“堕胎是谋杀吗?”的回答中，37％的人认为，堕胎与杀死在世之人没有区别，12％的人认为堕胎是谋杀，但要比杀死在世之人轻一些，28％的人认为，不是谋杀但是它的确涉及人的生命，只有16％的人认为不是谋杀，而不过是一个从人体中取去组织的手术，还有7％不能做出回答。反堕胎者在美国是绝对的多数。
保守的民粹主义与共和党结盟，在专攻美国政治历史的学者霍罗维茨(David A．Horowitz)看来，也标志着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的狂热达到巅峰。他认为，八十年代以前，美国的政治政策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主导，但自里根政府之后，共和党便转向了普通人即草根阶层。为把少数精英把持的政府交由“人民”来控制。早在八十年代竞选之前，里根就曾出席过福音派的大型集会，并向福音派做出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承诺，上台后便宣称他将领导美国进入一个“恢复传统家庭、工作和邻里关系价值的新国家时代”。这个所谓的“新国家”不再相信普世主义的知识精英，因为他们根本就漠视普通人的宗教热诚和对传统价值的珍视，并视之“毫无希望的、落伍的、反动的”、“原始的、反现代的”群氓，而是要回归普通人的常识。这里所谓的常识便是虔诚的宗教信仰、道德纯洁、传统的家庭观、保守的生活态度和社区观念等等。它与以往知识精英所推崇专业化、科层化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线路可谓大异其趣，因为基于普通人感受的常识建构虽不至于走向反智主义，但它由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委实具有更浓烈的感情色彩。
“九一一”事件无疑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常识重构，保守民众的情绪宣泄不仅表现在与国内自由派关于犯罪、种族、文化放纵主义(性泛滥、堕胎、同性恋等)等一系列议题的“文化战争”过程，而且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从而也为美国的人权至上、先发制人外交政治和策略营造了氛围。道德是情绪发酵的温床，情绪化促成了激进的语言和修辞风格的生成，而激进的语言一旦与权力的结合便又转换为现实的政治。以此来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右转，一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看似与文化议题不着边际，其实，两者高度相关，因为它本身就是所谓“放权于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它还延伸到公共政治领域，即减税放权，淡化福利国家形象。而削减福利的目的，如保守派所言，实际上是把国家责任让渡为个人责任，这正是保守派道德关注的核心。至于在公共教育领域的重建学校运动，各种如学券制、特许学校、学费免税优惠等政策出台，几乎迎合了保守民众的所有文化诉求：即把选择机会由国家交给家长体现了“家庭关注”，学券制则让家长在私立与公立学校间自由选择，为基督教保守派突破政教分离的限制提供了路径；在文化领域，少数保守主义精英对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的排斥，对回归传统价值以及西方经典的痴迷，正触动了保守民众的怀旧情思和浪漫乡愁。
再回到身体议题上，现在来看，身体的确还不单纯是个权利问题。它是受道德和政治双重约束的非私有之物。具体到“堕胎”议题上，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子宫，也竟然具有了道德和政治内涵。看看亨特所提供的一组数据：在美国，如今83％的县区没有一个提供堕胎手术的医生。一九八五年，美国还有25％的医疗项目负责提供流产手术培训，到一九九一年，该数字下降到12％。至于同性恋结婚的权利，尽管二○○六年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但除了麻省、怀俄明、加州、康涅狄格以及华盛顿特区外，其他州都属非法。而且最有趣的是，即使得到认可的州，在对同性恋婚姻的称谓上，也忌用“夫妻”，而是“家庭伴侣”(domesticpartnership)，这可谓再次凸显了“语言政治”的微妙。
在“文化战争”中，对身体一语言一政治三者间微妙机制的体察之透彻和娴熟之操作，莫过于持有不同立场的媒体了。美国政治学者费奥瑞纳(Morris P．Fiorina)特别把最著名的保守媒体(《华盛顿邮报》在二○○四年大选之前，描述两个不同政治倾向(分别支持布什和克里)人物的两段妙文，放在一起，读过之后，就不难识得其中三昧了。
他(Britton Stein)居住的房子，主门廊有二十一个十字架，壁橱里放着六支枪。妻子用电动推子为他理发。在他亲吻三个女儿的脸颊时，她们一点也不觉尴尬。他热爱家庭、汉堡包和宠物狗。相信上帝，每天做祷告，每周要去教堂。在他家的后花园有一个巨大的烟囱和一棵四十英尺高的大树，他曾经爬上去挂上圣诞节的彩灯。一台装满水的卡车是为七月四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游行准备的，向社区的孩子们喷洒，社区的童子军们已经在院子中插满美国国旗。他的卡车是雪佛兰．喜欢的啤酒是百威淡啤，救世主是耶稣。邻居中有共和党众议院多数派领袖汤姆·狄雷(Tom Delay)……
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六十二岁，是一个联盟(工会以及其他权利组织)的官员。玛丽安·哈里森，六十岁，正开办一个学生课后补课班。希瑟·哈里森，二十九岁，是一位老师。马修·哈里森，二十八岁，是一个电工……他们家邻近充斥着酒吧、咖啡馆、商店和小零售店。邻居们有异性恋者(straight people)、同性恋者(gaypeople)、富人、无家可归者、已婚的人、单身汉，以及议会中的少数派领袖民主党的佩罗茜(Nancy Pelosi)……
两段妙文读来真是余味无穷，身体、语言与政治间的玄机和奥妙由此可窥一斑!
二○○六年十二月于麦迪逊
(James Davison Hunter，Before the Shooting Begins； Searching for Democracyin America’s Culture War，A Division of Macmillan，Inc，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