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我在琉璃厂通学斋古书店工作，那年我二十四岁。那时书店经常向各大学求售书籍，我每周都要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去送几次书。有一次我挟着书来到清华大学国文系，碰见一位身材不高、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他微笑着对我说：“你送书来了？”接着他翻看我送去的那些书，随手挑出一册问我：
　　“这书是干什么用的？”
　　“这书的作家是哪一朝代人？”
　　“这个作家还写过哪些书？”
　　“这本书有几个版本？哪个本子比较好？”
　　我大体上都答上来了，这使他很高兴。随着他也针对我答得不够完整的地方作了补充。事后我知道他就是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我因为常到国文系送书，和朱先生就逐渐地熟悉起来了，有时还直接把书送到清华园他的家里去。朱先生除了指定要我选购些古书外，有时还托我替他买些新书，我就从城里买了送去。因为我和朱先生比较熟悉，朱先生也成了通学斋的常客，他每来琉璃厂，总要到南新华街那家只有两间小门脸的通学斋书店坐坐，看书，挑书，和主人孙耀卿先生(我的舅父)交谈。除了通学斋外，他还到开明书店去买书，其他象邃雅斋、来薰阁等那些门面漂亮、规模较大的书店，先生却只是偶然进去看看，并不感兴趣。
　　从我给朱先生买书的过程来看，他喜欢收藏一些珂罗版画册，但是收的不多，也收藏戏曲、小说以及有关宋诗方面的书籍。不管是先生个人买，或是替系里买，我总想方设法替先生找些合意的书。我感觉先生最满意的书有明代洪武刊本、明单浚所写《读杜愚得》，清代道光五年刊本、清史炳所写《杜诗琐证》以及明末清初刊本、明遗民余光所写的《昌谷诗注》等，这些都是比较稀见的书。在买书的过程中，先生有时和我一起研究一些问题。例如有一次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部清代嘉庆年间王元启撰写的《读韩记疑》给我看，他问我：“这部书传本多吗？”我说：“此书作者著名，传本极罕见。”他又取了一部清代高树然写的《韩文故》，问我：“你再看这部书是什么版？”我说：“这是道光间抑快轩原刊本。”先生又问：“此书还有其他版本吗？”我说：“尚有宣统间云南学务公所重刻本。”先生满意地笑起来，他说：“你懂书呀！你说的不错。”在先生这样带有考核性的教导下，促使我进一步研究目录学，业务上终于有了长进。
　　有一次我在给朱先生送书时，先生忽然和我讲起写作的问题来。他说：“雷梦水，你也可以锻炼锻炼写作呀！”我说：“我是个卖书的，文化程度又很低，哪能写出东西来？”朱先生正言厉色的对我说：“唉，你看宋代的陈起、近代的赵景深、还有你的舅父孙耀卿，不都是卖书的吗？只要自己能树立雄心壮志，肯刻苦学习，还得要坚持，锻炼锻炼，不就行了吗？”他还告诉我：“写文章用字要用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言声调也要用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写完后再请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予以改正，不就可以了吗？”我就是接受了先生的教导，开始积累素材，练习写作，我现在能写一些短篇文章，不能不归功于朱先生的启发诱导。
　　朱先生平时穿著简单朴素。有时穿一套旧西服，质料虽不讲究，却刷洗得干干净净；有时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大褂。先生经济不宽裕，我发现他个人买书只买有数的几本；而且不讲究版本，尽量买些普通书；他是节衣缩食来买书的。因此我很同情先生，不论先生是为系里买书还是个人买书，我总是用最公道的价钱售书。这一点博得了先生的信任，所以他自己买书或是代朋友购书，都委托我办理。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先生的身体愈来愈衰弱了。七月上旬，先生扶杖来到琉璃厂，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琉璃厂了。他还是按照以往的习惯，首先到通学斋书店看看书，喝杯茶，休息一会。我看他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稍事休憩后，又去开明书店。我记得先生临走时说这次去开明书店，是去校阅由他负责编辑的《闻一多全集》的校样。
　　八月二日，我收到先生寄给我的一封信(见上页版)。这时他已经拒绝领取美国救济面粉，贫病交加，生活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中，但是他还想着买书。先生于八月七日住进北大医院，八月十二日逝世。这封信也许是他最后的遗墨吧！经过十年动乱，我平时留藏的很多信件大部分已散佚，但先生写给我的这封信却幸存下来，这是弥足珍贵的。朱先生逝世后，清华大学召开了追悼会。国文系知道我和朱先生来往较多，特邀请我参加。岁月流逝，朱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经三十三年。但是朱先生认真买书、爱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奖掖后进、诲人不倦、平易近人的态度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